總部位於英國牛津的牛津經濟學智庫（Oxford Economics）每月基於自己的國際經濟模型框架發佈全球200個國家的經濟形勢預估報告，2020年3月，該團隊預測疫情在中國暴發之初只會引起對供應鏈的衝擊，但是疫情持續引起的市場震盪和對世界民眾日常生活的打擊會影響消費者支出能力，從而加重對全球供應鏈的衝擊。
對於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向，該團隊認為第一季度GDP增長會降至2.3%，進入幾十年來的最低水平，但進入第二季度後，中國經濟將出現反彈，並助力亞洲經濟的增長。
消費是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在2019年貢獻了57.8%的全國GDP增長。3月13日，國家發改委等二十三個部門聯合印發《關於促進消費擴容提質加快形成強大國內市場的實施意見》，提出應從市場供給、消費升級、消費網絡、消費生態、消費能力和消費環境等六個方面促進消費擴容提質。
2020年1月，上海市《政府工作報告》再次強調，上海下一步將要打造國際消費城市。同月發佈的《2019年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數據顯示，上海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上年增長6.5%。
新冠疫情對上海的消費市場造成了怎樣的影響？下一步，上海政府促進消費、提振經濟的政策著力點會在哪兒？
數字解讀疫情對消費的衝擊
關於疫情對中國GDP增速的衝擊，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此前也給出過預測，並認為疫情持續時間是影響全年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採訪時張軍表示，疫情對全國經濟活動的大規模影響持續了一個多月，
人們對於耐用品、奢侈品的消費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推遲了，等疫情緩和後會逐漸恢復消費計劃。
2019年8月31日，上海市民在當地百貨中心購物。視覺中國 圖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3月16日發佈的數據，1-2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20.5%，其中，與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的糧油食品、飲料和藥品均有所增長。
如果按照消費類型劃分，餐飲收入同比下降43.1%，商品零售下降17.6%。網上實物銷售保持正增長，但增速下滑至3%，網上銷售佔社會零售總額的比重為21.5%。在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中，吃類和用類商品分別增長26.4%和7.5%。
張軍認為，近年來網購的普及一定程度上對沖了疫情對於消費市場的衝擊。無論是大城市還是中小城市，電子商務和物流都比較發達，人們對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消費在疫情發生後被轉移到了線上。疫情真正影響到的是線下的消費或服務，比如餐飲、理髮、旅遊、商務出行和影院等，而這類消費會在疫情結束後有所反彈。同時，因為疫情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得到了控制，所以其對人們家庭收入造成的負面影響相對較小，因收入預期惡化而減少消費支出的情況也相對較少。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錢軍輝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提到，此次疫情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影響的不同在於，以往只存在“需求側”衝擊，而這次疫情的衝擊既是需求側的，也是供給側的。
“譬如人們因懼怕傳染不敢去餐館吃飯，這是需求側衝擊。同時，餐館為了增大“社交距離”而減少座位，甚至因為員工不足或看淡未來而選擇關張，這是供給側衝擊。”錢軍輝表示。
上海市商業經濟學會會長齊曉齋認為，這次新冠疫情對上海經濟及市場的影響比2003年非典的影響要大得多。
非典疫情在2003年3月份暴發，6月結束。齊曉齋對統計資料分析後發現，非典對上海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4、5月份，6月份經濟運行較快回歸正軌，三季度出現補償性反彈。從年度看，2003年上海地方生產總值比上年增長11.8%，增長速度比上年還加快了0.9個百分點。
當時受非典疫情影響的主要是旅遊業、零售餐飲業等第三產業。第三產業的增速由於受非典影響而有所減緩，但總體仍保持平穩發展。2003年上海實現第三產業增加值3027.11億元，比上年增長8%。
然而，這次疫情影響的不只是旅遊業、餐飲業等第三產業，還影響到其他行業。雖然上海的統計數據還沒有公佈，但是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字，1-2月份服務業生產指數同比下降13.0％。
“現在只是一二月份的數據，因為市場還沒有恢復，所以我預估三月份的數據依然會呈現下降趨勢。只能繼續看四月份以後的第二季度，中小學能不能開學，人們能不能摘口罩，這是很關鍵的。如果在二季度可以恢復，反彈就會出現，比以往同期會有所增長，而且增長的幅度會加大，能把一季度的一部分損失彌補回來。”齊曉齋認為，疫情警報解除是關鍵因素，否則經濟的恢復在任何情況下都會比較吃力。
消費券是否能提振城市經濟？
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要積極擴大有效需求，促進消費回補和潛力釋放。3月8日，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發佈的研究報告提出，可考慮採用消費券政策促進內需回補。課題組指出，“消費券”政策應補貼低收入就業人群，向疫情嚴重地區湖北省傾斜。
近日，為刺激消費回暖，南京、寧波、澳門、香港等地已出臺政策向市民及困難群體發放消費券，山東、遼寧、河北等省份也均推出針對性的消費券，主要集中在文旅消費和體育消費兩大領域。
消費券政策的使用有很長的歷史，從一戰就初現於歐洲國家，20世紀30年代美國的經濟大蕭條時期也使用了消費券，1999年日本政府曾發放“地域振興券”以緩和泡沫經濟和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負面影響。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過後，我國多地政府也曾出臺相關政策為困難群體發放消費券。2009年，杭州就曾發放9.1億元消費券，大幅促進了旅遊業等行業的消費增長，被認為是消費券政策的最大受益城市之一。
有觀點認為，消費券可以作為“導火索”，提振當期消費，從而擴大有效需求、促進生產端回暖。疫情的衝擊並非消費者主動選擇的結果，所以通過消費券的方式重新激發和挖掘被疫情隱藏或壓縮的消費需求，可以在一定程度下帶動消費回暖。
發放消費券的方法有很多，可以是無差別向所有人發放，也可以只面向特殊群體發放。同樣，消費券的設計也需要根據具體需求進行調整，可以設計針對某一具體領域的消費券，也可以設計針對某些消費場所的消費券。
錢軍輝認為，具有時間限制的消費券對於上海來說不失為一個提振消費的好辦法，但是發放時要注意公平性。一方面，消費券的使用範圍應該是所有商店，不因規模大小及所有權性質有區別；另一方面，消費券應發放給所有上海市常住人口，而不只是上海戶籍人口。
齊曉齋提出，消費券政策一定可以帶動消費增長，但是能夠帶動多少卻是個未知數。如果給上海市常住人口每人發放100元消費券，全市財政撥款需達20億以上，金額較大，因此需要謹慎抉擇。
2019年8月28日，上海消費者在超市購買豬肉。視覺中國 圖
張軍則對發放消費券提振經濟的做法持保留意見。他表示，消費券固然可以短期讓家庭消費支出出現暴漲，但拉動力很弱，很快就會消失，而且現在並不真正需要用這個方法拉昇整體的消費需求水平。消費券或消費補貼應該考慮用在一些需要鼓勵的消費領域，如新能源汽車、智能電子消費品或一些保險產品等服務領域。
“如果從這個意義上講，比較合理的動機可能是刺激家庭耐用品向環保型和智能化，比如促進新能源汽車的普及或更新換代，人們在優惠政策下可以加快對這些物品的更新速度。不然的話，消費券政策的效果往往是一次性的，對經濟的影響可能只是短期內的助推，經濟的長期發展還是會迴歸到一個正常的水平。”
張軍談到，畢竟政策的補貼資金來源於財政，如果運用財政資金的一部分進行消費補貼，就會產生擠佔效應，相對應其他領域的可用財政資金就會有所減少。
也有研究顯示，消費券從長期看對維持消費增長的影響十分有限。因為消費券自身的特點，消費者會將其視為“意外之財”，不會因此改變對自己未來收入的預期，也就無法引導消費的大幅度增加。
但是，近年來移動支付和大數據技術的迅猛發展也許會為消費券政策的使用提供新的實踐路徑。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朱貽文表示，傳統條件只能對消費券的發放對象、交易流向、交易額度等環節進行宏觀調控，造成了消費券政策實踐中的不少弊端。但是，隨著新技術的發展以及此次疫情期間街道社區等基層組織對轄區信息掌握程度的提高，也許能在對象篩選、資金流動額度、交易流向、具體產品、使用時限等方面對消費券進行更為精細的調控。
2019年9月11日，上海南京路步行街遊人如織。視覺中國 圖
促進消費，上海要從哪裡入手？
2月21日，廣東推出政策推動有條件的地市出臺老舊汽車更新補貼政策，鼓勵廣州、深圳進一步放寬汽車搖號和競拍指標。相比今年前兩月，3月上海市車牌個人額度投放也有所增加，平均成交價稍降，中標率從1月的6.5%和2月的6.1%上升至8.9%。通過增加車牌、降低車牌價格等措施，是否有可能對促進上海消費起到一定的作用？
齊曉齋認為，通過調整車牌數量和價格來促進汽車產業相關的消費是有效的，但是政策實施時需要考慮到原先政策限制車牌數以及車牌“一牌難求”、價格提高的初衷。當前上海市的交通承載力有限，通過控制車牌，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城市擁堵和環境汙染等問題。因此，為了平衡兩方，政府可以通過調整車牌來帶動消費的空間有限。
錢軍輝也表示，增加車牌、降低車牌價格會刺激汽車銷售。上海的車牌拍賣額度確實限制了汽車消費，同時，疫情過後私家車通勤的吸引力相對軌道交通來說會有所上升。但是，增加車牌也要考慮上海高架和普通道路的承載力。
錢軍輝提到，下一步上海的消費升級或者短期內的消費刺激，都必須放寬對房地產買賣的限制，因為只有房地產交易會帶來可觀的消費升級和消費刺激。“目前二套房貸款首付高達七成，抑制了很多家庭改善住房條件的需求。在邊際上放鬆房貸限制，同時仍然保留限購，並不違反中央房住不炒的精神。如今經濟總需求不足，理應釋放老百姓對改善住房的需求。”
此外，自疫情發生以來，國務院與各地政府連續出臺多項措施助力中小微企業渡過難關。這類扶持政策雖然沒有直接對消費進行補貼，但是從長遠來看能保證民眾的收入水平，並從供給端入手滿足被疫情影響而滯後的消費需求。
基於對疫情後消費市場的判斷，張軍認為疫情後經濟的順利復甦需要針對性政策，各行各業的扶持政策應精細化處理，要重點關注和扶持小微企業，並對製造業和服務業扶持措施加以區分。
當前，製造業中的大多數企業已經復工，產能基本已經恢復到90%以上，但是保證正常生產的中間品和原材料的運輸成為了難題。張軍表示，因為疫情的緣故，全國多個地方對於物流運輸仍有限制，尤其是對於跨地區、跨省市的製造業企業來說，增加了其恢復正常產能的難度。
而對於服務業來說，政府原先的嚴格管控方式是政策應該關注的關鍵所在。“通過政策為服務業鬆綁，減少審批的中間環節”，對於服務業的後續發展至關重要。對此，張軍建議可以發揮自貿區先行先試的優勢，將“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儘快應用到上海所有的現代服務業中。
澎湃新聞 付敏 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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