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三十六變”:細評國民黨歷史上的四次改名

2020年初,“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塵埃落定,韓國瑜並沒有再現18年高雄的選舉神話,而再次遭遇慘敗的國民黨則面臨真實的生存危機。

時事史評|“看我三十六變”:細評國民黨歷史上的四次改名

2020年“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敗選,圖為韓國瑜向支持者鞠躬致歉

如何“深徹反省”,如何“打掉重練”,引起國民黨內各派系廣泛討論。而隨著國民黨內本土派的抬頭,以“新世代”自詡的青壯派傾向於將連續敗選歸結於國民黨“本土化”的不足,甚至以“去中國化”方式更改黨名的主張,又開始甚囂塵上,企圖將“中國國民黨”中的“中國”二字去掉,認為以此才能“順應民意”。

“名不正,則言不順”,政黨的名稱不僅是一種政治符號,更是自身核心價值和政治倫理的標識,政黨的改名往往代表著,黨的自身政治定位和階級基礎的改變。

這一點,回首中國近代,會看得很清楚,有著百年黨齡的國民黨,在歷史上就經歷過四次改名。

一改:“興中會”變“同盟會”

國民黨的濫觴於1894年孫中山建立的興中會。當時的興中會還是一個基礎薄弱、綱領模糊的小團體。儘管中山先生為此付出了諸多努力,甚至不惜藉助胞兄孫眉的家產抵充經費,但仍然發展緩慢。雖然謀劃過廣州(1895)、惠州(1900)兩次起義,甚至後者不惜引入日本支持,但都因勢小力微,缺乏群眾支持,而以失敗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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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從事革命活動的孫中山

興中會的組織發展也比較緩慢,截至1905年,有名籍可考的會員,尚且不滿三百人。

孫中山沒有辦法,為了擴大革命隊伍,只能尋找更大的力量來源。

當時正值庚子國變之後,救亡圖存成為先進中國人的共識。大量的青年遠赴日本留學,以求圖強之道。到了20世紀初期,日本已經存在著許多中國留學生組織的革命團體,它們多以家鄉地域劃分,主要有黃興、陳天華、宋教仁領導的,以湖南人為主體的華興會;陶成章、徐錫麟、秋瑾領導的,以東南各省為主體的光復會;他們都和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有著共同的目標: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專制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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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留日學生

1905年,在日本黑龍會(這是日本的軍國主義團體,早期曾支持孫中山革命)首領內田良平牽線下,孫中山乘船赴日本東京,與旅日革命團體接觸,倡導組織一個跨地域的全國性革命組織。

經過長時間的商榷,8月,孫中山終於和黃興、陶成章等人達成一致意見:同意將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合併成一個組織,定名為中國同盟會。8月20日,中國同盟會成立大會在頭山滿提供的一所民宅二樓舉行,眾人通過了《中國同盟會章程》,並推舉孫中山為總理,黃興為副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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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會成立(油畫),沈嘉蔚作,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

關於“同盟會”的名字還別有一番來歷。

當時有人提出要叫“中國對滿同盟會”,開宗名義將矛頭直指向清政府。這時,孫中山作為革命領袖,別有遠見。他提出,革命的宗旨不是針對某一個民族而“排滿”,而是要推翻封建制度,“廢除專制,創造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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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同盟會入會證書

孫中山提議叫“中國革命同盟會”,但有同志提出,目前革命團體活動都是秘密進行,如此公開在黨名中提到“革命”,不利於地下工作的開展,所以不言明“革命”為好。

最後綜合各方意見,取革命的大聯合之意,定名為“中國同盟會”。

二改:“同盟會”變“國民黨”

由於同盟會由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合併而來,其內部也就天然產生了許多“山頭”和“派系”。組織鬆散、紀律散漫成為了埋藏在同盟會內部的定時炸彈。因此,到了辛亥革命後,革命黨人自認為革命已經大功告成,同盟會的分裂也就變得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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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就職臨時大總統時的誓詞,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

在加上1912年,同盟會總理孫中山在南京當選為臨時大總統,同盟會由地下組織浮出水面,一躍而成為公開的“執政黨”,晚清的舊官僚、立憲派不顧一切地湧入同盟會,只為了分得一杯羹。導致同盟會成員結構的複雜化,更加散漫無紀,實際上已經處於分崩離析的境地。

在南北妥協的大勢下,1913年的國會選舉即將開始,黨禁一開,大小政黨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湧現,一些政黨在袁世凱的支持下合併重組,企圖操縱國會大選。這也給同盟會帶來了巨大的外部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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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初年的宋教仁

為了贏得國會大選,確保革命勢力在政府中的影響。在黨魁孫中山無心黨務的情形下,另一位領導人物——宋教仁開始推動同盟會重組。

素有“議會迷”之稱的宋教仁曾在日本東京法政大學學習西方政治,熱衷於以政黨政治改造中國政體,以圖牽制袁世凱北洋勢力。

為此,他通過上下游說,幾經周折,終於在1912年8月,推動中國同盟會與當時新組建的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國民公黨,一共五個黨,合併重組為一個新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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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初年國會參議院開院紀念照

取“國民為國主體”之意,黨名定為“國民黨”。諸位看官請注意,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以“國民黨”命名的政黨,但此“國民黨”並非是1949年後,龜縮於臺灣的“中國國民黨”,兩者之間還有一波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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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初年國會舉行會議的照片

這個“國民黨”體量極大,在民國第一次國會選舉中一舉取得45%的議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但與其說是一個政黨,不如把它當做一個選舉工具更為合適。由於臨時性的多黨合併,大量的非革命黨分子充斥其中,政綱雜糅,組織混亂,只待北洋軍閥出手一擊,便土崩瓦解。

三改:“國民黨”變“中華革命黨”

賈誼在《過秦論》中說秦朝是“一夫作難而七廟隳”。

而在1913年,年輕的民國,則經歷了“一士身死而天下亂”。

1913年3月20日,躊躇滿志,準備北上組閣的中華民國候任總理宋教仁,在上海北站準備登車時,遇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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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遇刺圖

一石驚起千層浪,準備投身建設的孫中山坐不住了,他分析形勢,認定是袁世凱的北洋所為。於是重新披掛上陣。心想起碼還有偌大的國民黨在,發動黨內力量,為宋教仁報仇,重新革新國家,徹底滌盪發動勢力應該不再話下。

卻沒想到虛胖的國民黨,在荷槍實彈的北洋軍鎮壓下,連一個回合都堅持不了。

匆匆發動的“二次革命”,最終又草草收場。

漂泊多年的革命領袖,又再次羈旅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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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備精良的北洋軍

孫中山痛定思痛,他總結國民黨失敗的教訓無非兩點:其一是“不計流品”吸收新黨員,以至於成員冗雜,組織混亂,根本無法統一號令,最終走向分崩離析。其二是領導機制有問題,自己名為黨魁,實際上卻沒有真正領導黨務,無法貫徹領袖意志和革命綱領。

因此,他的思想與之前相比,產生了極大的變化:認為只有在黨內賦予黨魁極大權力,黨員直接向黨魁效忠,起到“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功效,才能集中力量與袁世凱對抗。

因此他不顧黃興等黨內元老反對,執意帶領擁護者,聚集在日本東京,以“第三次革命”相號召,成立了帶有黨魁獨裁性質的“中華革命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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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革命黨本部辦法的入黨證書,其中入黨人要打指模,以示效忠於孫中山

中華革命黨以專司“反袁革命”為要務。它既不同於同盟會鬆散的組織形態,又與主張內閣制的國民黨相異。在權力結構上以黨的總理為核心,任何黨員都只向總理負責,以至於新黨員入黨需要向總理個人宣誓、打指模。而在組織體系上,則回到了清末會黨形式的老路上,秘密結社,以刺殺,策動軍隊起義為主要活動,而和廣大群眾越離越遠。

這一組織,既不為追求民主自由的革命黨人所接受,也無法發動群眾鬥爭,只能算作是一個以反袁為核心的過渡性小團體。當時局發生變化時,它也必將隨之改變。

四改:“中華革命黨”變“中國國民黨”

誰也沒有想到,大權在握的袁世凱,沒有被革命黨人擊垮,卻敗於北洋軍閥的內訌。

1916年,頂著“竊國大盜”罵名,只當了83天“洪憲皇帝”的袁大總統,因尿毒症病死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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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袁世凱去世,繼任大總統黎元洪為袁世凱舉行國葬

繼任大總統的黎元洪和北洋軍閥實力人物國務總理段祺瑞互不信任,但又都無實力控制全局。國內局勢一時出現“權力真空”的假象。黎元洪和段祺瑞為了自身利益,都向孫中山拋出橄欖枝,同意恢復《臨時約法》。

當時的孫中山也認為,袁氏已死,約法恢復,暴力革命可以告一段落,於是宣佈中華革命黨各地黨務組織停止活動。

此時的中華革命黨又面臨著轉型為公開政黨的任務。而殘存的舊國民黨籍議員也紛紛和孫中山聯繫,要求重新恢復國民黨,以圖重建政黨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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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五年(1916年)中華革命黨委任楊偉為聯絡委員的委任狀

孫中山考慮到舊國民黨籍議員人數眾多,仍存在一定社會影響,而中華革命黨以“革命”名號,不利於從事公開的政治活動。於是同意以“整頓黨務”為前提,重組國民黨。

但此後因時局動盪,改組延期。而這一時期的中華革命黨,時而用國民黨或中國國民黨的名稱,時而仍用中華革命黨的舊稱,名稱未能統一。

直到1919年的10月10日,孫中山才在上海法租界正式宣佈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在“國民黨”前加上“中國”二字,是為了有別於1912年成立的國民黨。強調民初的國民黨由合併而來,而新成立的中國國民黨則是由中華革命黨發展而來。

“改名之餘”的話

1919年之前國民黨的四次改名,都是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在不同歷史時期,對中國革命方法和革命途徑的探索,雖然革命團體在組織結構、政策綱領等諸多方面不斷變化、改動,但是萬變不離其中的是它追求民族振興,國家富強的革命目標。自1919年至今,中國國民黨的黨名在未發生過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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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9日,江啟臣就職中國國民黨主席,未提“九二共識”

1949年國民黨敗退臺灣,至20世紀末,黨內的本土勢力日漸抬頭,隨之而來的要求“改名”的聒噪聲也越來越大。時至今日,延續百年的中國國民黨還能否守住自己的黨名也成了一個未知數,不禁令人唏噓。

中山先生在彌留之際說的:“和平、奮鬥、救中國”,一直被國民黨“奉為圭臬”,但不知當把“中國”從“中國國民黨”黨名中去掉時,國民黨還能剩下什麼?


1.茅家琦:《中國國民黨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 04;

2.苗建寅等:《中國國民黨黨史》,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1990. 05;

3.史扶鄰著,丘權政、符致興譯:《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4.桑兵:《孫中山的活動與思想》,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02;

5.遲雲飛:《宋教仁與中國民主憲政》,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07;

6.尚明軒:《孫中山傳》,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 03;

7.吳相湘:《宋教仁傳》,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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