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TD原標題《再駁！西周洛陽成周說與最早“中國”洛陽說》
學術界部分學者認為，西周時期“成周”指“雒邑”，以及最早的“中國”一詞亦指“雒邑”。這種謬論，毫無歷史根據，面對諸多歷史疑點也視而不見。只單純一口咬定武王欲營雒邑一事主觀臆測推斷。 對此不客觀、不嚴謹的謬論，現隨手略舉幾例，予以駁之。
先從公認的史實入手
一、陝西寶雞出土的“何尊”，是目前文物中發現“中國”一詞的最早出處。金文銘文明確顯示“成王五年”所制。
二、《尚書•周書•大誥》：“武王崩，三監淮夷叛。” 《史記卷四•周本紀第四》：“初，管蔡叛周。”故知“三監之亂”時間為成王初年至成王三年。 下面再從時間關係來駁雒邑說的謬論。
一、《尚書•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製作禮樂，七年致政成王。” 請問成王五年的“何尊”銘文所述“成周”與“中國”所指何處？
二、《史記•周本紀第四》：“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周公復營雒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局九鼎焉。” 《史記•魯周公世家第三》：“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此兩段，非常清楚的闡述，成王七年二月下達旨意準備（“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營建雒邑。 同問成王五年的“何尊”所述“成周”與“中國”指哪裡？
三、《史記•衛康叔世家第七》：“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代成王治，當國。蔡叔疑周公，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周。”（即成王元年的三監之亂） 再問成王初年的“成周”所指何處？
四、《詩經•大雅》《小雅》基本為殷末周初所作。 《詩經•大雅》雲：“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其“中國”與“京師”相呼應，那西周京師為何處？這是史學界不爭的事實公論——豐鎬二京。
五、《史記•魯周公世家》：“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這段說明“畢”在成周附近，周公葬於畢從文王，說明周公與文王葬在一起，那“成周”又指何處？文王葬在何處？
即使“畢”在何處不明，也絕不會指武王伐紂之後所營的雒邑。此段“雒邑說”作何解，請教！
畢：在二十八宿中屬西方白虎，方位正西偏南。所以“畢”無論為墓地名還是天星名，都不會在東南。 *張守節《正義》引《括地誌》說：“周文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原上。”與司馬遷所說鎬東南杜中實為一地，大致今西安市長安區郭杜鎮南。
再對照其他相關史料
六、《史記•周本紀》：“平王立，東遷於雒邑，闢戎寇。” 《左傳》：“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如此國之重事，為何《史記》不用“成周”而卻用“雒邑”一詞？ 再看《左傳》所載，“此其戎乎”，這會是以“周禮”立國的“成周”嗎？ 《史記•貨殖列傳》中相對應的記載“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植五穀，地重，重為邪”與《左傳》上文部分對比，何為“成周”何為周禮教化之處？
七、《史記•十二諸侯表》：“齊、晉、楚、秦，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這裡是說春秋時期的幾個“霸主”，在西周時期尚甚微小，司馬遷用“成周”代指西周。西周時的行政中心當然是豐鎬而不是雒邑，顯然司馬遷此處所指的“成周”只能是豐鎬而不是雒邑。雒邑說又怎麼解釋？
八、唐蘭《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涉及到的關鍵器銘是《令彝》。器銘中說到“……隹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於成周……甲申，明公用牲於京宮，乙酉，用牲於康宮……”，癸未、甲申、乙酉，三天連接，顯然，“京宮”、“康宮”都在成周。“康宮”在昭王之後歷經諸王，在器銘中就又有了諸多“康某宮”如“康昭宮”、“康穆宮”等等。假若依雒邑為“成周”說，則整個西周時期政治中心在哪裡？若“京宮”、“康宮”、“康某宮”都在雒邑，這與司馬遷所強調的西周“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遷於雒邑”豈不矛盾？ 並且，“康宮”一詞，在平王東遷雒邑之後的金文中為何再未出現？ 難道平王東遷雒邑之後，竟將“成周雒邑”的祖先宗廟 “京宮”、“康宮”、“康某宮”一概譭棄？
九、《多士》：“周公初於新邑雒，用告爾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今朕作大邑於茲雒……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於茲雒。’”
難道周王自稱“殷遺多士”“宅爾邑”，請教到底誰在“宅茲中國”？
*考古工作者在洛陽澗水東、瀍水東、西，當年周公占卜得吉的地方，發現不少西周時期的帶有“腰坑”的殷人墓，這證明《多士》的記載是確切可信的。在澗水東和瀍水東、西，迄今為止尚未找到西周城址，也可從旁證明所謂“成周”雒邑有“京宮”、“康宮”之說，實屬誤解。
十、《史記•周本紀》載武王即位之後，“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孟津”，又二年，即十一年，東伐紂，二月，戰於牧野，滅殷，分封諸侯。數年間，《周本紀》無一字涉及鎬京的營建。武王承文王事業，觀兵、伐紂，實際上也無暇建設。克殷後二年，天下尚未安集，武王崩。這二年，武王也不可能大規模修築鎬京。
那麼成王五年的“何尊”銘文中所載“宅茲中國”是指新建成的鎬京，還是指兩年後才開始營建的雒邑？
綜上，所謂“成周”洛陽與最早“中國”洛陽說，是隻知東周不知西周，是毫無學者應有的嚴謹與客觀之治學態度的流弊，而人云亦云者，亦不得半絲文人風骨！仍有諸多史料尚未一一列出，信手捏來先做幾問，請教雒邑說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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