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的大量地名往往蘊含著非常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值得深入發展和研究。廣東省的增城縣與博羅縣位於廣州市東部，歷史上都屬於嶺南著名宗教“聖地”——羅浮山所在的地區。兩千年來,兩縣堪稱歷史悠久，地傑人靈。然而，歷史文獻中對於增城縣設置的時間以及這一地名的來歷，對於博羅縣究竟應稱“博羅”還是“傅羅”，一 直都有很大的爭議。尤其是“增城”和“博羅”兩個地名究竟承載著怎樣的古代歷史人文內涵，似乎也未見有專門討論。此次適逢廣東增城舉辦宋代歷史名人崔與之誕辰850週年紀念大會,特撰此文，以就教於學界同仁。
一、歷史上“增城縣”建置時間和地名來歷的爭議
關於增城縣設置的時間和地名的來歷，歷史上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說:
第一,唐代李吉甫所著《元和郡縣圖志》記載增城縣，“本漢番禺縣地，後漢於此置增城縣。按崑崙山上有閬風，增城蓋取美名也，屬南海郡。隋開皇十年屬廣州”。李吉甫認為增城縣為東漢所建置，而其名稱則源於上古時期的崑崙山神話。
第二，北宋樂史所撰《太平寰宇記》記載增城縣，“漢番禺縣地，吳黃武中於此置東(官)郡而立增城縣,因增江為名。隋初廢郡而宣法，屬廣州。根據《太平寰字記》的記載，至三國吳孫權黃武年(222-228)增城縣才建立而其名則源於增城縣境內的增江。該書又記載:“增水,今名增江， 源出增城縣東北。”
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圖志》為唐憲宗元和年間編纂，樂史的《太平寰宇記》為北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編纂。兩部書都堪稱是中國古代久負盛名的歷史地理學名著。然而，由於二者對於增城建置的時間和地名的來歷的不同記載，使得後代的大量典籍也因此分成了截然不同的說法。宋代歐陽忞所撰《輿地廣記》即沿襲了《太平寰字記》的說法。而主張增城是東漢建立的觀點，從宋以來實際上又分出了東漢初年、東漢末年(建安六年，公元201年）和籠統的東漢時期三種不同的說法。
通過對歷史資料的考察,我們認為《太平寰字記》的相關記載錯誤較多。首先,關於增城縣建立的時間,南朝劉宋時范曄(398-445)所撰《後漢書》專門敘述東漢一代的歷史。 然而，因為范曄尚未完成其書即已被殺害，因此，該書中的《郡國志》等八志，是後人從西晉司馬彪的《續漢書》中取出來補進去的。而《後漢書·郡國志》即記載東漢南海郡有增城縣,並稱"增城有勞領山”。南朝梁沈約所撰《宋書》卷38《州郡志四》南海郡所屬有番禺、增城、博羅等縣,並稱:“增城令，前漢無，後漢有。”即增城縣的設置應在東漢時期。
其次，關於東官郡的設立時間。《宋書·州郡志》記載,東官郡，“ 晉成帝立為郡",並徵引東晉後期成書的《廣州記》曰:“晉成帝咸和六年(331),分南海(郡)立，領縣六。”同時,東官郡治是在寶安縣,增城縣不屬於縣東官郡所轄六縣。因此,《太平寰宇記》所謂“吳黃武中於此置東(官)郡，而立增城縣”的記載明顯有誤。再次，增城縣設置後究竟屬於東官郡還是南海郡。根據《後漢書·郡國志》、《晉書·地理志》、《宋書·州郡志》和《南齊書.州郡志》，增城縣一直屬於廣州南海郡，不屬於東官郡。《隋書·地理志》增城縣下注雲：“舊置東官郡，平陳廢”因此，我們認為增城縣屬於東官郡，可能僅限於南朝梁、陳時代。最後，《太平寰宇記》認為“增城縣”之得名源於其境內的“增江”，我們認為，這可能一方面顛倒了“增城”與“增江”二者之間的淵源關係，另一方面則在很大程度上抹煞了“增城”一名所承載的非常深厚的古代歷史人文的內涵。對此，我們將在後面進一步討論。二、 博羅縣究竟應稱“博羅”還是“傅羅”的辨析
博羅縣設縣的歷史比增城縣更為悠久。 《漢書》卷28下《地理志》記載南海郡有番禺、博羅等六縣。史書一般認為博羅設縣始於西漢。然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和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則認為博羅縣是秦朝所置。至於該縣究竟應稱“博羅”還是“傅羅”,《宋書·州郡志》稱:“博羅男相，漢舊縣。二漢作‘傅’字。《晉太康地誌》作‘博’。”說明兩漢時期均作“傅羅縣”，直到西晉武帝太康(280- 289) 初年編成的《晉太康地誌》，才改稱為“博羅縣”。《元和郡縣圖志》卷34記載:“博羅縣,本漢舊縣，屬南海郡。隋開皇十年改屬循州。二漢縣立名不一，自吳以後，復為博羅。”所謂“二漢縣立名不一”，即指漢代稱為“傅羅”，而稱為“博羅”則在三國孫吳以後。《大清一統志·惠州府》還記載有“傅羅故城，今博羅縣治”。
所謂“傅羅”的原意,源於古代羅浮山的傳說，是指來自於海上蓬萊仙山的一山(指浮山)，從海上飄浮而來與原有的羅山連結在一起。古代“傅”與“附”互通，指附著、靠近。關於羅浮山,形成的傳說，目前所見最早的資料之一，是東晉袁宏所著《羅浮記》,其文為:“羅山之西有浮山，蓋蓬萊之一阜，浮海而至，與羅山並體，故曰羅浮。高三百六十丈，週迴三百二十七里，峻天之峰，四百三十有二焉。”
宋代一些地理學著作還不能說很好地解釋了“博羅”地名形成緣由，例如，王存等撰《元豐九域志》徵引《郡國志》稱:“循州有博羅山，浮海而來，博著羅山，故名。”祝穆撰《方輿勝覽》所引《郡國志》與此相同。《郡國志》為唐代地理書,《新唐書·藝文志》等均有著錄,已佚。顯然，“博著羅山”的說法既難通而且比較彆扭。根據元代胡三省注《資治通鑑》所引唐代《郡國志》,實際上應為:循州有博羅山，浮海而來，傅著羅山,故名博羅。
清初粵籍學者屈大均著《廣東新語》卷3《山語》稱:“《漢志》雲:博羅有羅山。以浮山自會稽浮來傅之，故名羅浮。博，傅也，傅轉為博也。浮來博羅，羅小,浮博而大之，羅卑，浮博而高之，故曰‘博羅’也。”屈大均稱“浮博而大之”與“浮博而高之”，其義雖能通，然仍較嫌牽強。
我們推測，從兩漢原有的“傅羅"縣改變為“博羅"縣，可能僅僅是源於《晉太康地誌》編纂者的失誤。“傅"與“博”形近極易混淆。晉武帝太康元年(280)西晉滅掉了南方的孫吳，需要編纂一部反映各地現實狀況的《地誌》以便於管治統一而遼闊的疆域，因此即著手編纂全國性的地理志——《晉太康地誌》。不能排除在經過漢末三國的長期分裂分治後，負責編纂《晉太康地誌》的北方司馬氏政權的統治者,對於地處遙遠的蠻荒海隅之地的“傅羅縣"地名背後的涵義並不瞭解,才將“傅羅縣””誤為“博羅縣”，一直沿襲至今。
三、“增城”一名與古代崑崙山神話的關係
關於“增城”一名，“增”，漢代許慎《說文解字》卷13卷稱：“增，益也。 從土。” 在古代大量文獻典籍中，“增”有兩種讀音，一為 zēng,如增加，與“減”相對;二為céng,意為重疊。“增”與”層(層)”實際上可以通用，因此“增城”又可稱為“層城”。
宋初樂史所提《太平寰宇記》認為增城縣地名源於增江是一明顯的失誤。因為“增城”是古代一個特有名稱，而且其最初的也是正確的讀音,應為“增(céng)城"。“增城”一名，目前我們發現最早的文獻，是屈原的《離騷·天問篇》，其文曰：“崑崙縣圃，其凥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几裡？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闢啟，何氣通焉？"西漢劉安所著《準南子》卷4《墜形篇》，極力描述崑崙上“增城”的神奇景觀，稱崑崙山“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尋，珠樹、玉樹、琁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碧樹、瑤樹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裡間九純，純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是其疏圃”。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而
漢代高誘注《淮南子》和唐初顏師古注《漢書》，二者均認為崑崙山“增城"之“增”，既可以解釋為“層”,也可以解解釋為“重”。因此所謂“增城”，就是古代神話傳說中的崑崙山上極高的九層重疊的宮城。唐張守節所作《史記正義》稱:“《海內經》雲崑崙去中國五萬裡，天帝之下都也。其山廣袤百里，高八萬仭，增城九重，而九井，以玉為檻，旁有五門，開明獸守之。”關於“增城”在崑崙聖域中地位的崇高,據北魏酈道元所作《水經注》卷1《河水注》也是該書的開篇曰:“三成為崑崙丘。《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日樊桐，一名板桐；二日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是為太帝之居。”在《水經注》的很多版本中，“層城”又寫作“增城”。“太帝”即“天帝”。可見，崑崙山的“增城”是“天庭”和“太帝之居”或“天帝之下都”因而，增城在崑崙山上是地位最高也是最神聖的境域，南朝道教宗師陶弘景所作《水仙賦》亦稱:“若夫層城、瑤館、縉雲、瓊閣，黃帝所以觴百神也。”
秦漢時代，在帝王和貴族社會中瀰漫著崇尚神仙的風氣。根據《三輔黃圖》和《藝文類聚》卷63所引《漢宮閣銘》等資料的記載，在漢代長安的皇家宮殿中，即有神仙殿、增城殿、祈年宮、延壽官等具有神仙色彩的宮殿。直到南朝宋、齊、梁時期，在都城建康一直都建有帝王的“層城觀"。
而“增城”或“層城”作為崑崙山特定仙境的代稱，也大量地出現在漢魏兩晉南北朝隋唐詩文中，從而與這一時期道教神仙信仰的發展和興盛相呼應。我們試舉兩首詩，三國曹魏時期嵇康所撰《秋胡行七首》其七:“徘徊鐘山,息駕於層城。徘徊鐘山，息駕於層城。上蔭華蓋，下采若英，受道王母，遂升紫庭。逍遙天衢，千載長生，歌以言之，徘徊於層城。”陸機所撰《前緩聲歌》中有:“遊仙聚靈族，高會層城阿。長風萬里舉，慶雲鬱嵯峨。”
據上,唐朝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稱增城縣地名來源於崑崙山上閬風、增城的美名，有其充分的歷史依據。那麼作為古代崑崙山神話仙境的“增城”為什麼會與嶺南的地名聯繫起來呢?
四、“增城”與“博羅”之得名與羅浮山的關係
無論是“增城”還是“傅羅" ,其地名的形成均與羅浮山的早期神話歷史密切相關。法國漢學家蘇遠鳴(MichelSoymié)和美國漢學家薛愛華(Ed-warH. Scafer),都曾經關注和研究過羅浮山仙山形成與中國古代神話和哲學的關係。
我們認為，羅浮山神話的形成大致應與秦皇漢武派遣神仙方士大規模地尋訪海外仙山的熱潮有關。在六朝以來的典籍中就有很多安期生等到嶺南尋訪山山和靈藥的記載。西漢司馬遷稱：“大荒之內,名山五千。其在中國有五嶽作鎮，羅浮、括蒼輩十山為之佐命。其餘不可詳載。”可見在司馬遷的時代，羅浮山即已成為五嶽之外的第一名山。
記載羅浮山神話的早期典籍多已經散佚，然而尚有不少比較重要的材料保存在唐宋類書域地理學著作中，並一直影響了後代典籍的記載。 《太平寰宇記》卷157《廣州》記載羅浮山,“本名蓬萊山，一峰在海中，與羅山合，因名之。山有洞通句曲，又有璇房瑤室七十二所”。宋代莊綽《雞肋編》卷下記載:“惠州博、羅二山，羅山傍海，博山祠並又在海中，形圓而尖，今博山香爐，取其狀類也。羅山又名羅浮，雲在海中浮而至。”以上這樣的記載都是在六朝以來大量文獻典籍的基礎上形成的。我們試對與此相關的部分早期典籍文獻鉤稽如次:
東晉裴淵《廣州記》。《太平寰宇記》所引裴淵《廣州記》雲:“羅浮二山隱天，唯石樓一路可登。”而《太平御覽》所引裴淵《廣州記》則為:“羅浮二山隱天，唯石樓一路可登矣。”裴淵是東晉後期人。2.東晉徐道覆《羅浮山記》。唐歐陽詢撰《藝文類聚》徵引《羅浮山記》曰:“羅浮者，蓋總稱焉。羅，羅山也；浮，浮山也。二山合體，謂之羅浮。在增城、博羅二縣之境。舊說，羅浮高三千丈，有七十石室，七十二長溪，神明神禽、玉樹朱草。”
東晉徐道覆《羅浮山記》。唐歐陽詢撰《藝文類聚》徵引《羅浮山記》曰:“羅浮者，蓋總稱焉。羅，羅山也；浮，浮山也。二山合體，謂之羅浮。在增城、博羅二縣之境。舊說，羅浮高三千丈，有七十石室，七十二長溪，神明神禽、玉樹朱草。”
《太平御覽》所引《羅浮山記》曰: 羅，羅山也；浮，浮山也。二山合體。謂之羅浮，在層城、博羅二縣之境。有羅水南流注於海。舊說羅浮高三千丈，長八百里，有七十二石室，七十二長溪，神湖、神禽、玉樹、朱草，相傳雲浮山從會稽來，今浮山上猶有東方草木。
《太平寰宇記》所引徐道覆《羅浮山記》雲: 山在增城、博羅二縣之界，仙客羽人是焉遊幸，有七十二長溪，山上有洞，中有白鵝。 羅山在浮山西南，合於博平，山是茲境，舊雲浮山從會稽流出，今浮山上猶有東方草木。
《方輿勝覽》引《羅浮記》雲: (浮山為)蓬萊之一島,堯時洪水所漂，浮海而來，與羅山合而為一，今山上猶有東方草木。”
朱代佚名撰《錦繡萬花谷前集》卷5所引《羅浮山記》雲： 山高三千六百丈，週迴二百七十七里，羅山也。浮山乃蓬萊之別島，堯時洪水浮至，依羅山而止，故曰羅浮。
晉朱之際沈懷遠《南越志》。《太平御覽》引《南越志》曰： 羅浮山，此山本名蓬萊山，一峰在海中，與羅山合，因名焉。山有別通句曲,又有浚房瑤室七十二所。
《太平寰宇記》所引《南越志》雲: 博羅縣,去浮山,接境於羅山,故曰博羅。東接龍川，南接西平，西接增城縣界。增城縣東有羅浮山，浮水出焉，是為浮山，與羅山並體，故曰羅浮。非羽化，莫有登其極者。嶮尖之峰四百三十有二，因歸於羅山，上則三峰爭竦，各五六千仭，其穴溟水然，莫測其極。北通句曲之山,即《茅君內傳》雲‘第七洞名朱明耀真之天’。璇房瑤室七十有二，峎崿穹窿,自然雲構。第三十一嶺半是巨竹，皆七八圍，節長二丈，謂之龍鍾竹，鳳凰食其實。沙門釋智玄遊此山，得邛竹以為杖。泉源之府九百八十有三，飛泉引鏡，懸波委源，窮幽極響，百籟虛鳴。
晉宋之際的王叔之所撰《遊羅浮山詩》曰： 菴藹靈嶽，開景神封，綿界盤趾，中天舉峰。孤樓側挺，增岫回重，風雲秀體，卉木媚容。
《太平御覽》卷892《獸部四》引六朝《雜道書》曰:
南海博羅縣有羅山，高入雲霧，諸仙人所遊之山也。
而清初宋廣業編纂的《羅浮山志會編》和屈大均《廣東新語》卷3《山語》，對六朝以來有關羅浮山的神話和景觀的描述作了比較全面的歸納和總結。唐宋時代，羅浮山還緊鄰大海。羅浮山獨特的地理位置和神奇的地貌景觀，使之與早期崑崙和蓬萊神話緊密地連結在一起,併成為道教在嶺南傳播發展的中心。六朝時代道教洞天福地體系形成，羅浮山即成為道教十大洞天中的中的第七洞天。
增城縣之得名還應與羅浮山一獨特的景觀即“石樓”密切相關。東晉袁彥伯(即袁宏)《羅浮山疏》曰:“遙望石樓直上，當十餘里許，石樓之於山頂，十分之一耳，去縣三十里，便見山基，至所登處，當百里許。山皆平敞極目。”袁彥伯《羅山疏》又曰:“仰望石樓，眇然在雲中。”前引裴淵《廣州記》稱“羅浮二山隱天，唯石樓一路可登”。沈懷遠《南越志》稱:“又有石樓，峩峩渺然在雲中，一曰石樓峰。”前引王叔之的詩稱“中天舉峰。孤樓側挺，增岫回重”。這種獨特的地形， 使神仙方士等容易將其與崑崙山的“增城”或“層城”聯繫起來。明代章潢稱:“陳伯袁彥伯、東莞徐履道皆雲，蓬萊有二島，此其一焉。山巔飛雲頂，又曰聚霞峰，常有紫雲在於峰上，夜半登之，則見日出。《真誥》呼為層城。山之峰四百三十有二，西出飛雲者，有上界三峰，峭絕項立，煙霞霏微，如幕護之，人莫能至。”
除此之外 ,我們認為“增城”地名的形成與羅浮山早期神話有關，其中最主要的證據之一，是因為羅浮山在歷史上也被直接稱為“增城山”。南朝道教宗師陶弘景所編《真誥》卷12記載：
北河司命頃闕無人。昔以桃俊兼之耳。俊似錢塘人，少為郡幹佐，未(嘗)負笈到太學受業，明經術災異。晚為交趾太守，漢末，棄世入增城山中學道，遇東郭幼平。幼平，秦時人，久隱增城得道者也。幼平教俊服九精煉氣輔星在心之術。俊修之，道成。今在洞中兼北河司命，主水官之考罰。此位雖隸定錄，其實受事於東華宮中節度。桃俊，字翁仲者也。
以上內容應屬東晉中後期早期上清派人士所撰。《太平御覽》卷679所引《真誥》為：“桃(姚)俊，錢塘人，少為郡吏。漢末，入增城山中學道，遇東郭幼平。幼平，秦時人，久隱增城得道者也。幼平授俊服九精練氣輔星存心之術，俊修之，道戒(成)，在東華宮中為北河司命。”清朝郝玉麟編篡《廣東通志·仙釋志》稱：“漢東郭延，字幼平，一字延年，山陽人，秦時隱居增城山，數百歲，一旦空中人乘虎豹來迎，遂詣崑崙山仙去。”又記載:姚俊，字翁仲，錢塘人，少為郡佐，遷交州太守。漢末，棄官入增城山中，遇東郭延，師事之：授九精煉氣輔星存心之術及神丹力圭，服之成道。”而以上所謂"增城山”，就是指羅浮山。根據《真誥》等的記載，早在秦漢時代,羅浮山已經成為神仙方士活動的地區。
又根據《太平御覽》所引六朝《茅君傳》雲:“羅浮山，山洞週五百里。《真誥》呼為層城。葛洪(至)交州，遠停此解化。”《太平御覽》又稱:“《太清真人內傳》及《名山記》曰：羅浮山洞週五百里，在會稽南行三十(千)裡，其山絕高，葛洪解化處，《真誥》謂之增城山。”葛洪(283——344)是東晉著名道士。眾所周知，無論是葛洪最後“煉丹”之地，還是所謂“葛洪解化處”，都是指羅浮山。因此，羅浮山亦被稱為“增城山”。
總之,唐代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稱增城縣，“按崑崙山上有閬風，增城蓋取美名也”，是有其充分的歷史依據的。
五、餘論
陳寅恪的名篇《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曾經專門討論過中國東部沿海地區與漢魏六朝道教的密切關係，很有啟發意義。不過，該文對於五嶺以南的地區還較少提及。以上，我們通過考察“增城”和“博羅”地名的來源，從一個具體方面探討了羅浮山早期宗教的發展及其影響。“增城”和“博羅”地名，均出現在漢代，是秦漢神仙信仰曾經深刻影響嶺南的重要證明。然而，在後來的漫長歲月中，“傅羅”變成了“博羅”，“增(Ceng)城”讀成了“增(Zeng)城”，同時這兩個地名原來所承載的深厚的古代宗教與人文的意義，也似乎已經逐漸被人們遺忘了。
崑崙神話和蓬萊神話是中國古代兩大神話體系。歷史上“傅羅”與“增城”兩個地名的出現，即與這兩大神話密切相關。現存關於羅浮山神話的早期文獻記載，其年代只能追溯到東晉時期。而漢朝國家所正式確立的“傅羅”與“增城”兩縣地名，在一定意義上，則可以填補秦漢三國時期羅浮山的神仙道教史。也可以這樣理解，雖然現存文獻資料出世較晚，但是其追述性的記載內容則完全是有其依據的。
六朝時期，羅浮山成為道教的第七大洞天，也是道教在華南傳播發展的中心。唐宋時代，羅浮山堪稱是嶺南地區文化發展最主要的中心之一 ,尤其是以道教為主的宗教文化對全國都有影響。增城縣在唐代前期出現了女仙何仙姑。在北宋初還出現了古成之，在道教中也頗有影響。古成之早年在羅浮山“力學不怠，淹通群籍”，參加進士科考試高中，做過地方官，然崇尚修仙奉道。後被列人仙傳。蘇東坡對古成之就十分推崇，寫詩稱:“南榮晚聞道，未肯化庚桑。陶頑鑄強獷，枉費塵與糠。越子古成之，韓生教休糧。參同得靈鑰，九鎖啟伯陽。”今廣州市內著名道觀五仙觀中,仍保留著刻有古成之書法和詩的宋代詩碑。
2008年12月“紀念崔與之850週年誕辰學術研討會”期間，會議主辦方曾組織與會者參觀遊覽增城境內名勝“白水寨”。“白水寨”風景獨特，尤其是瀑布懸掛雲端，十分壯觀。“白水寨”的景點介紹說，該景觀是因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山頂修建水庫而形成的。其實這一景觀原名“ 白水山”，歷史十分悠久。早在1600年前，東晉顧微所撰《廣州記》曰：南海(郡)增城縣，有白水山，有瀑布，懸注百許丈。
至清初，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尚提及增城縣有白水山，稱“縣西四十里，屹若群屏。上有瀑泉百餘丈，懸注如練”。古代文獻還記載了增城縣的另外幾處著名景觀。東晉裴淵《廣州記》又稱:“增城縣有云母岡，日出，照之晃曜。”北宋初樂史《太平寰宇記》卷157記載：“雲母山在增城縣東七十里山出雲母，《續南越志》雲：唐天后朝，增城縣有何氏女，服雲母粉得道於羅浮山，因所出名之。”此“何氏女”就是唐朝增城所出的作為後來“八仙”之一的著名女仙何仙姑。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記載增城縣還有“望雲嶺”，“縣北百七十里。下有九淋水，雖天時晴霽，亦有云氣覆其上。又云母嶺，在縣西二十里，產雲母石”。“景星巖”，” “在縣北五十里。平野中孤石挺起，峰秀入雲，連石相接，無異棟宇，中有樓閣寶蓋之狀”。又“浮碇岡”,“在縣城東五里。其石赤，與羅浮相望。《舊經》雲:‘浮山自海上浮來，合於羅山，此岡若浮山之碇。’”
據此，歷史上增城因為依傍海內外著名的宗教名勝羅浮山，其深厚的歷史和人文資源還值得深入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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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澤君主編，《崔與之與嶺南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P118-131
終校：伍晨嫣
審訂：白琳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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