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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金宇澄在其代表作《繁花》中分別展現了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上海在不同背景下的不同風貌，是對歷史文化資源創新運用的典範。《繁花》散落的不僅僅是上海城市的景象，更是老上海人心中那份殘存的記憶，“吳儂軟語”的苦苦尋覓。

獨具特色的滬上方言文化，極具立體感的老上海空間分佈敘述，對20世紀上海市民生活和心理的細膩描寫，讓《繁花》一舉成名，獲第九屆茅盾文學獎，並掀起了一股“繁花熱”，讓我重新審視方言文化和地方特色文化等歷史文化資源的魅力。

金宇澄自己說，“《繁花》的起因，是向這個偉大的城市致敬。”《繁花》巧妙地設計雙線敘事線索，穿插講述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兩個不同時空的上海社會歷史，講述了一代人的成長與悲歡離合。時代的滄桑裂變，讓上海天地翻覆，讓上海人顛沛沉淪，沉浮於時代的浪濤中，自救本就困難，多數只是沉淪，人性在此間似是淪為了虛無。這本書，或許只是為了單純地記錄一段悠長的歲月，一段幾乎被埋沒了的過往，但作者也藉此帶領讀者穿過時間的陰霾迷霧，重新回到老上海，體驗人間悲歡蒼茫。我將《繁花》看作溺水文學的代表作品，只有合上書本，從書中濃郁的時代氣息的壓迫中掙脫出來，才會發現呼吸是如此的美好。如此真實的代入感，正是《繁花》驚豔所在，而這份驚豔，脫胎於作者對於其所擁有的豐富歷史文化資源的運用和方式的創新。

60年代的老上海

一、滬上方言重煥本土文化生機

“方言是指通行於一個地區的一種地方性的語言變體。其往往歷史悠久，並 因 此積累了大量生動的描繪事物、動作、性狀的詞彙，這些詞彙為本地人所熟悉並能理解到其中可供想象的表情、 會意點等獨特審美趣味。”在急劇的都市化、國際化的社會變革中，普通話普遍推廣，地方方言文化的生存空間被不斷壓縮，甚至被關進象牙塔，成為了老一個時代，老一輩人的特殊象徵。通用性的普通話消解了每一個人身上的地域語言特色，在重建普遍認同的語言體系，解構“外鄉人”概念的同時，也削弱了地方語言敘事的特色，剝奪了當地人對方言文化的情感認同和共同回憶。在特定地域的限制下，方言是該區域人對地方文化所達成的共識，許多精妙的方言語意用普通話來闡釋就失去了其趣味和生動性，即是說，只有在特定的語境中，方言才擁有意義。

在文學作品語言與敘事結構趨向同質化的今天，《繁花》卻另闢蹊徑，紮根於上海方言文化，以方言敘述從容還原了上海居民的日常生活和交往，勾起了一代人的文化記憶與共鳴，增強了小說的真實性和讀者的閱讀體驗。金宇澄在創作小說的過程中，對滬語進行了大幅度的改良，先用滬語讀一句，再用普通話讀一次，很多滬語句子，不易書面表達，只能捨棄，最終形成一套改良版的滬語，不但更易於南北讀者接受，也體現了作者對上海人講上海話的深刻認識。

與此同時，我們可以看到，《繁花》不僅使用了滬語，還有大量的北方話成分，不同的語言體系代表了不同的價值取向、思想觀念等，南北兩種語言的交替使用，使人物的性格更加突出，也更有助於讀者把握人物形象，同時也收穫了更廣闊的讀者群體。我們可以這樣說，《繁花》的誕生，不僅是南方讀者的幸運，也是北方讀者的福分。作家紮根於自己的地方特色文化，加以吸收利用，從而創造出屬於自己的語言，把方言文化再次講好、講活，重新將方言帶入大眾視野，在同一化的時代浪潮在掀起一股逆流，打破了現代文學單一的陳述方式，從傳統文化中尋到了力量，成為新的文化符號，反而更加新鮮，更加富有活力，不失為我們現在發展文化產業和利用歷史文化資源的一種思路和方式。同時，《繁花》所具有的特殊方言敘事特色，也是對歷史必然發展趨勢的一種反抗，對普通話語言創作的叛離，金宇澄用上海話講上海人的上海故事，所要保存的恐怕不只是方言，更是上海的“地方性”特色，是對過去生活的留戀、回憶，以及對當今同質化現實社會的恐懼與疏離。

60年代上海外灘散步的人

二、創新寫作方式，寓真意於無趣

“我喜歡取悅我的讀者，很簡單，你寫的東西，是給讀者看的，舊時代，每一個說書人，都極為注意聽眾的反應，先生在臺上說書，發現下面有人打呵欠，心不在焉，當夜回去就要改，我老父親說，這叫‘改書’，我想做一個位置很低的說書人，‘寧繁毋略，寧下毋高’。每個說書人，每一位小說作者，心中應該有自己的讀者群，你得為他們服務，心存敬畏。”在接受採訪時金宇澄這麼坦誠說道。在金宇澄剛開始創作《繁花》時，他的本意只是在網上寫一些無名無姓者的市井故事，卻借網絡之便意外與讀者展開交流互動，在讀者的鼓勵和支持下不斷更帖，並根據讀者的反饋不斷構思下一章的內容，最終成為長篇。可以說，《繁花》是一部由作家和讀者共同完成的小說，也許正是這個原因，讓《繁花》如此生動，具有豐富性和開放性，與讀者達成了情感共鳴，拉近了與讀者的距離。從敘述角度來講，金宇澄正像是一個說書人，從旁觀者視角以幾近淡漠的語氣敘述了小說中的人物群像，將人世間的一個個生離死別娓娓道來。而讀者們也如聽書客，身臨其境，回憶獨屬於那個時代的愛恨情仇和芸芸眾生相，將時代的印記與自身對比、映照。《繁花》的主要情趣就是描繪城市中的瑣碎生活，而作者就是希望讀者能在這種無意義中去探尋有意義的東西，是當時上海人的精神生活狀況，是面對時代車輪碾壓破碎的無可奈何的悲哀與軟弱，諸如此類，各個讀者根據自身的體驗，都會有不同的感受，這是時代的本相。

另一方面，《繁花》已經不單單是簡單的文化傳承和改編，它是立足於上海滬語文化和地方文化所進行的文化再創造，它由小眾文化開端，在文化認同的搖籃中，在和讀者的不斷對接交流中，最終成為了大眾文化，它是大眾需求下的產物，卻又不單純地是大眾口味的迎合品，它創造了一種適合大眾口味的文化以供消費，最終被大眾接受，在這個過程中，大眾仍以為是自己的選擇造就了這種文化。這當是推動文化產業發展的典範。

金宇澄

三、紮根歷史，推陳出新

不管是哪個國家或者民族，其豐厚的歷史文化資源都是珍貴的寶藏，有許多優秀的作家憑藉本國、本民族的歷史文化積澱，將時代背景設置於過去的某個特定時代，使文字具有年代感，並將整個時代濃縮於字裡行間，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不由自主地去走進書中所描繪的時代，與那個時代的人共享時代情感與記憶，從而達到表達特定思想的目的。

正如前文所提，金宇澄在《繁花》中獨具匠心地設計了一個雙線平行結構，單章用繁體標出，描繪了六七十年代文革前、中、後的上海面相，雙章則用簡體，描繪的是改革開放後90 年代的都市風情。這兩個都是我國曆史上的重要時期，《霸王別姬》等著名影視作品和許多文學作品端口將這兩個時代作為推動情節的重要階段，再談此間故事，似是老生常談，難有新意。但《繁花》卻獨樹一幟，並不著筆於時代背景的宏大敘事，而是專注寫上海居民的日常生活瑣事，以小見大，從日常小事和大量的對話之中，側面烘托了時代氛圍，完成了對歷史的重述，這也使得讀者對於時代有更為親切和深刻的瞭解。時代的背景被刻意的忽略，而從阿寶等人的生活細微改變，卻可見時代端倪。從一開始阿寶、滬生等人對郵票、電影、船模的喜愛到青年時期各奔東西，看著大妹妹等人下鄉做知青的時代記憶，到最後沉湎於紙醉金迷的奢華生活，在觥籌交錯中向慾望屈服，鬧劇也好，悲劇也罷，個體的命運在時代面前是如此的渺小和不值得，這是一整個時代的不幸。“

《繁花》金宇澄著

故事的主人公有阿寶、滬生、小毛等，同時又輔以李李、梅瑞等性格鮮明，具有典型意義的配角，但筆者以為將所有時間段串聯起來，連接兩個時間段的，當是阿寶。故事從十歲的阿寶登場開始，到人到中年的小毛去世結束，三十多年，天翻地覆，人們在時代的洪流中無處可逃，只能隨波逐流。小說中出現的人物，都真真切切的具有所處時代的鮮明特徵，換言之，人物即是時代的化身。一如倍蒂，倍蒂是純真童年的代表，作者花了大量的筆墨描繪倍蒂的生活和鋼琴，這是作者對上海最美好的記憶，單純快樂，又優雅精緻。倍蒂最後的結局是化作了金魚，從此消失無蹤。閱讀整本小說，作者借他人之口多次提到，阿寶一直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行走於世間，對男女關係看得輕，其原因，是一直無法忘懷一個小小姑娘。那當然是倍蒂。在那個時代，我們可以推知，她逃不過悲劇的命運，但作者卻用童話式的方法讓她委婉退場，也許正是對自己內心最美好的地方的保護，對最純真的上海的深深眷戀和愛。又如小琴，千方百計，心機費勁，只為騙淘淘與她結婚，最終卻意外死亡，留下一本筆記本，寫盡所謂愛情的卑劣和醜惡。還有汪小姐為了再生一胎不惜賣弄風騷，四處留情，最終卻被作者形容成有一個墳一樣的肚皮，陰森恐怖。這些都是90年代的上海眾生相，自私、貪婪充斥這座城市，靈魂早已汙濁、沒落，所有人都在彷徨，沒有出路。兩個時代如此強烈的對比，似是作者對上海的緬懷和哀悼。這些，沒有歷史是寫不出的，沒有經歷是寫不出的，沒有才華是寫不出的。金宇澄將三十年的滄桑變化和傷感濃縮成了一本《繁花》，寫盡了無奈和辛酸。

我們可以看到，小說以特定的社會歷史性和文學性，用文字的方式將各種意象轉化為文學符號，再現了一座精神的上海城，深度挖掘了城市的文化底蘊內涵，將之重現。大量的歷史文化資源被挑選使用，具體化為文字。而敘事方式，描寫角度的創新，又為文化發展提供了新的契機。我們生在一個偉大的時代，坐擁大量的資源和前人經驗，應當從《繁花》獲取新的看法與知識，為文化產業發展開闢新的道路。

《繁花》王家衛監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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