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則洋女婿回上海拒絕集中隔離，上海市社區辦事人員以變通的方法，讓其居家隔離的新聞在中國輿論場引發質疑。
原本，在嚴峻的新冠肺炎疫情下，對於可能的輸入性風險，本該一視同仁，在相關法律法規下，依法集中隔離入境人士。面對上海這位輾轉多國回滬英國籍女婿，原本應該集中集中隔離，在遭到拒絕後，當地居委會竟然採取變通的方式，協調其岳母妻兒暫時離家，房子留給該男子獨居隔離。
上海社區以及上海媒體，甚至將之作為“正面報道”廣而告之，似乎還與有榮焉。這也難怪有聲音質疑，如果拒絕集中隔離的是一位中國人還有如此待遇嗎？當然，如果是中國人，他們就會被一視同仁了。
在這個問題上，就連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也看不過眼，他在微博發言：“防控不能對老外打折扣。我認為不應是居委會去想‘兩全其美’的辦法，應該找警察來把那名英國女婿架走。”
他說，“希望各地基層政府和居委會的骨頭硬一些，別一見到黃頭髮藍眼睛的老外就打怵，壞了防控質量，也傷了中國老百姓的心。”
外方輸入病例，是目前中國疫情防控的重點。上海官方3月17日通報，所有中外人員凡在進入上海之日前14天內，有過韓國、意大利、伊朗、日本、法國、西班牙、德國、美國、英國、瑞士、瑞典、比利時、挪威、荷蘭、丹麥、奧地利等16個國家旅行或居住史的，一律實施居家或集中隔離14天。
上述英國籍男子回到上海前經過的3國均在名單中。當地此舉無異於自食其言，不知道如果再出現這麼一位洋女婿，上海該怎樣應對，如果一位中國人也有這樣的訴求，是否也應該得到滿足。
引發爭議而擱置的《外國人永久居留管理條例》風波剛剛平息不久，這樣的“正面宣傳”無異於又一次負面示範。
筆者在此前文章《外國人永久居留爭論 國人在反對什麼？》就曾言明，國人反對的不是外國人永久居留，反對的是，外國人來中國擁有的一些特權，即外國人可能所獲得的超國民待遇。
外國人在中國享受超國民待遇的現象，早已不是新聞，筆者一年前的一篇文章——從超國民待遇現象看中國的崛起和現代化——就曾對此有過討論。
一中國公民通過支付平臺誤轉賬給陌生人9萬元，公安機關、法院不予立案，平臺方面則強調協商聯繫退回，遭各方推諉之下，損失錢款暫時無法追討。
但更早的一則新聞則顯示，一名外國人同樣通過支付平臺誤轉賬給他人，通過警方介入，很短時間內追回的錢款。同樣的遭遇，不同的待遇，不同的結果。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
另一則，發生在福州，一名外籍留學生騎電動車載人違法交通規則，不僅不接受處罰還惡意推搡交警，暴力抗法，涉嫌妨礙司法、襲警，但最後得到的卻是“法外施恩”，僅僅批評教育了事，甚至都沒有拘留，成為反面的司法案例。
相比而言，如果實施上述行為的不是外籍留學生，等待他的至少是5天行政拘留。
這樣的事例舉不勝舉，此前有很多外國人在中國丟失自行車，丟失錢包被迅速找到和追回的案例。
中國司法體制在處理涉外案件，依據中國外交原則——“外事無小事”，涉外案件無小案。因此日常生活中，外籍人士獲得警方優待的新聞屢見不鮮。
這種極不公平的待遇差異，正是中國人所反對和痛恨的。
中國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高速崛起，在體量上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甚至已經大到成為威脅世界老大美國地位的眼中釘、肉中刺，但國人依似乎然無法擺脫對外國人的“仰視”，這根深低估與很多中國人的頭腦之中。
晚清時期，清朝政府給予外籍人士政治、經濟、司法特權。實際政務中，各級官員“於是不問是非、不顧順逆、不分黑白、不論短長，一惟媚遠人、私遠人、聽命遠人是務”，故有“一等洋人二等官”的俗語。
但是“東亞病夫”的牌匾早已砸碎百年，但中國人集體層面對西方的頂禮膜拜，似乎仍然沒有得到根除。雖然在中美貿易戰的發生，以及這場疫情中西應對對比之後，趨於弱化。
誠然，中國自古以來或自詡或宣揚是“禮儀之邦”，但這是建立在強大國家實力和民族自信之上的。而不是無原則的變通和差別對待。
正如筆者之前所言：一個國家的崛起和現代化，任何超國民待遇現象的存在，都將與之格格不入。
什麼時候，中國社會不再有這樣的新聞發生；什麼時候，外國人不再獲得超越國人的待遇；什麼時候，不再以人論事而是就事論事。
那麼，中國可能才真正意義上實現崛起和進入現代化。
中國的崛起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僅僅是在物質層面，更關鍵的在於心理層面，和國民民族自信的重塑。
顯然，任何破壞規則給予外國人的差別待遇和超國民待遇的行為，都是對國人的逆向歧視，既然傷害了國人，更不能使中國獲得更大的尊重，並且往往事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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