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了解晚明時期的思想變遷，不應忽略嵇文甫的《晚明思想史論》。
嵇文甫是著名的哲學家和歷史學家，與馮友蘭是同學，二人並稱“南馮北嵇”。嵇文甫的《晚明思想史論》與《十七世紀中國思想史概論》是梳理明清之際思想演變的開山之作，也是其代表作。
大家小書系列的《晚明思想史論》一書中，收錄了嵇文甫的《晚明思想史論》和《十七世紀中國思想史概論》兩部作品。
在這本書的前言中，聶保平說道，“中國古代社會大致有‘五變’：殷周有制度風俗之變，秦漢之際有國家形態之變，漢唐間有社會階層之變，宋明間有中樞權力與軍制之變，明清之際則有家國與士氣之變。每逢一‘變’，中國思想、學術、文藝都因為新血脈的注入而更為繁榮”。
對於明清之際這一“變”，就要從陽明心學的分支發展說起。
一，陽明心學的分支及其發展
王陽明是明代心學的集大成者，他所創立的陽明心學，或稱王學，成為明代重要的思想學派，其心學的分支又持續影響了明末清初的思想演變。
近些年陽明心學的思想廣受歡迎，大家對於王陽明提出的“知行合一”、“格物致知”等觀點，都不陌生。尤其是他著名的“四句教”，“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是每個學習陽明心學的人都要反覆琢磨、理解、探討的。
實際上，針對這“四句教”，關於如何“致良知”的問題，王門後學也各有理解，併發生了很多爭論，最終大致分成左右兩派，又逐漸向新的方向發展。
1，王學左派到狂禪派
王學左派的代表主要包括王畿和泰州學派的開創者王艮。
王畿號龍溪，他在《龍溪集》裡的《天泉證道紀》中提出，“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噁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工夫”，強調四無，強調心，認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使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
王艮號心齋，他強調尊身，“道尊則身尊，身尊則道尊。……以天地萬物依於身，不以身依於天地萬物。”他認為“格物”的“格”如同“格式”的“格”，以身為家、國、天下的“格式”，也就是要以身作則。他的“淮南格物說”強調以身為本，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反己是格物的實功。
王心齋
泰州派從王心齋發端，經過顏鈞、何心隱之後，逐漸流入“狂禪”。萬曆以後發展起來的一種似儒非儒、似禪非禪的“狂禪”運動，到李卓吾發展到極端。
其實，王龍溪就曾讚揚敢於突破固有格套的“狂者”。他在《與陽和張子問答》中說道，“夫狂者志存尚友，廣節而疏目，旨高而韻遠，不屑彌縫格套以求容於世。”
顏鈞號山農，他認為凡儒先見聞，道理格式，都足以障道，提倡掃除傳統的道理格套，拋開戒慎恐懼工夫。何心隱也主張要打破傳統的道學舊套。
李卓吾推崇王學左派諸人，思想狂放，敢發驚人的議論。他批評名教累人，“此無他，名教累之也。以故瞻前慮後，左顧右盼”，反對儒生，認為諸子只要擁有真才實學都可“各有其用”。
總體來說，王學左派尤其是狂禪派的人物，大多狂放不羈，尊重個性，絕不循規蹈矩，追求思想解放，甚至走向極端。
2，王學右派到東林派的王學修正運動
王學右派的代表人物主要包括歸寂派的聶豹、羅洪先、王時槐。
聶豹號雙江，在獄中閒久靜極之下有所感悟，“此未發之中也。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從此出矣”，立靜坐法，以歸寂為宗，專走未發一路，把致良知的“致”當作一種收攝凝聚的工夫。
羅洪先號念庵。他贊同聶雙江的觀點，主靜，認為要收攝凝聚到枯槁寂寞之後，達到致良知。他在《寄謝高泉》中講道，“良知固出於稟受之自然而未嘗泯滅，然欲得流行發現常如孩提之時，必有致之之功。非經枯槁寂寞之後，一切退聽而天理迥然，未易及此。”
王時槐號塘南，同樣主靜。他在《與蕭兌嵎》中道，“弟昔年自探本窮源起手，誠不無執戀枯寂。然執之之極，真機自生。所謂與萬物同體者，亦盎然出之，有不容己者。非學有轉換，殆如臘盡陽回，不自知其然也。”
顧憲成
嵇文甫把反對王學左派的東林派看作王學修正派。他認為，東林派“倒和王學右派相接近，是‘尊德性’一路，而不是‘道學問’一路”，“所以與其說他們是王學反對派，不如說他們是王學修正派，他們究竟還是從王學演化出來的”。
東林派的主要人物包括顧憲成、顧允成、高攀龍，他們主要反對的是左派王學所支持的“無善無惡”的觀點和他們狂狷的風格。
顧憲成號涇陽，他在《小心齋札記》說道，“語本體只是性善二字，語工夫只是小心二字”，認為要講“性善”，不能說無善無惡；還必須“小心”，不能放任自然，猖狂無忌。
顧允成號涇凡，同樣反對“無善無惡”，在《小辨齋筆記》中說，“無善無惡，本病只是一個空字，末病只是一個混字。”
高攀龍號景逸，講求靜坐，以“善”為宗，同樣針對著“無善無惡”之說。他在《鄒顧請益》中道，“本體本無可指，聖人姑拈一‘善’字；工夫極有多方，聖人為拈一‘敬’字”，講求“善”，不能“無善無惡”，講求“敬”，不能猖狂無忌。
參與王學修正運動的，除了東林派之外，還有一個重要人物，劉宗周。
劉宗周字蕺山，與高景逸並稱大儒。他強調“工夫”，不教人懸空去想象“本體”，主張“慎獨”。他在《天命章說》中道，“獨之外別無本體，慎獨之外別無工夫。……靜存之外，更無動察；主敬之外，更無窮理。其究也，工夫與本體亦一。此深度之說也”。也就是把工夫與本體、靜存與動察、主敬和窮理、未發和已發等問題融合而一。
總體上說，王學在陽明之後分化為左右兩派，左派發展到狂禪派，右派演變到修正派。對於左右兩派，嵇文甫評價道，“他們使王學發展了，同時卻也使王學變質而崩解了。王學由他們而更和新時代接近了”。
二，晚明時期王學分支發展的歷史背景
王學左派主張“無善無惡”，但比較空靈通脫，掉弄玄機，流入狂禪派後，更是猖狂無忌、反對名教甚至走向極端。到了王學修正運動後，講性善，到劉蕺山提出“慎獨”，更強調“工夫”和實踐。
從王學左右兩派的思想發展過程，大致體現出晚明時期的思想演變的一種“舍虛就實”的大趨勢。當然，這一趨勢同時體現在同時代的其他學派上。
王學兩派分支之所以如此發展，晚明時代能產生“舍虛就實”的大趨勢，跟十七世紀的歷史環境密不可分。這也就是聶保平在前言中提到的，“明清之際則有家國與士氣之變”。
明朝中葉以後，商業經濟繁榮，海外貿易興盛，與此同時，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更加尖銳，引起明代社會動盪。作為士大夫階層的學者們，為了“撥亂反正”，積極尋找經世致用的良方。
同時，隨著印刷技術的進步，萬曆末年，藏書刻書的風氣逐漸盛行，給書籍和思想的廣泛傳播提供了客觀條件。
幾何原本
另外，大概明朝中葉以後，包括王陽明在內的學者們開始厭棄宋人的格套，從好奇到好古，於是古學復興，古音古字的研究也發展起來。陽明學派“掃俗學之凡陋”、“道術必為孔孟”的做法同樣符合好古的趨勢。
隨著海外貿易和交流的增多，西學也隨著西洋傳教士輸入中國。利瑪竇與徐光啟合譯的《幾何原本》以及其他西方科學著作，把曆法、幾何、地理等實用性知識引入，不僅發展了我國的歷法、算數、輿地、音韻各方面的學科知識，更弘揚了實用的思想，提倡講求實事求是、尋找客觀證據的治學方法。
在這些綜合因素的影響下，王學在晚明的發展體現出追求解放思想、“舍虛就實”追求實踐和實用的趨勢，完全順應時代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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