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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寶儀愛哭。
小時候，家人圍坐在客廳看電視，小孩們總會默默瞟向曾寶儀。發現她掉眼淚，他們像捕捉到獵物，大喊：「媽——曾寶儀又哭了！」長大了，參加活動前化妝，曾寶儀把手機放在一邊看視頻，不論是綜藝節目還是歌唱比賽，她又共情了，眼淚嘩嘩地流。哭花了妝，得重化一次。化妝師很生氣，「曾寶儀，你不要在我粘假睫毛的時候哭出來好不好？」
愛哭，也許是過分的愛哭，被認為是符合主持人身份的做作。她參加央視的音樂節目《經典詠流傳》，一位知乎網友評論道，「曾小姐別動不動就哭好嗎？」
2019年底，我在南京的一家酒店裡見到了曾寶儀。她從房間的門後探出頭，臉上沒有化妝，黑色T恤搭配牛仔藍的棉布褲子，扎著馬尾。她46歲了。除了眼角的隱約皺紋，很難在她身上捕捉到真實的年齡。她長了一張孩子氣的圓臉，聊到興奮處，圓臉上的表情變得誇張。說到某樣食物好吃，她的眉眼皺在一起。表示驚訝時，她嘴巴張得老大，瞪圓了眼睛。
那天早上，她去電影院看了弟弟曾國祥導演的電影《少年的你》。她的眼眶還是紅的。「不好意思，」她說，「我現在的心情有點無法平復。」她雙手捂著眼睛，帶著哭腔，「這些少年太苦了，我覺得他們沒有被很好地對待。」她停止了講述，將臉埋進手掌。長達一分鐘的時間裡，房間裡只聽到她抽泣的聲音。「我希望有些聲音被聽到，有些人被看到，讓他們覺得自己不孤單。」
總是哭。一種被認為過分女性化的特質。曾寶儀曾感到自責，「後來我覺得，我就是這樣啊。為什麼這個世界對不同的人容忍度這麼低？我沒有傷害任何人，那麼我為什麼要嫌棄自己？」
一年前，曾寶儀參與紀錄片《明天之前》的拍攝，這是她最近幾年最重要的工作。她和製作團隊去了20多個國家，談論了幾個和全人類有關的話題。在美墨邊境，她見到了一個24歲的危地馬拉女孩，這個女孩因為勸告年輕人遠離黑幫，而收到來自黑幫的威脅。在嚮導考慮措辭的那一小片安靜裡，曾寶儀伸手，握住了女孩的手。女孩咬著嘴唇哭了出來，而曾寶儀不斷用指頭按壓住要溢出來的淚水。
製片人朱凌卿對這一幕印象深刻。剪到這一段時，他來回撥拉了幾遍素材，決定將這些細微的動作都留下。他認為曾寶儀伸手的瞬間很寶貴，「這是她天然就有的東西，她覺得自己應該給別人力量。那樣的表達是準確的。這非常非常難。」
2018年底，朱凌卿和曾寶儀合作直播節目《回家的禮物》。在一趟回鄉高鐵上，她採訪到一位藏姓大哥，他說自己是汶川地震倖存者，在地震中失去了孩子，年前又因為老闆拖欠工資，沒能買到答應妻子的圍巾。
曾寶儀的頭突然墜了下去，抬起來時，她又哭了。車到站後，大哥下車，曾寶儀追了出去，從包裡扯出自己的玫紅色圍巾，塞到大哥手裡。「我沒什麼能做的，想把這條圍巾送給你的太太。」她說。
「她懂人，」朱凌卿說，「這種能力可能被形容為通透或者是練達，但是這些事情放在一起，就是關注和理解他人的感受，能撫慰他人。」
曾寶儀在美墨邊境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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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寶儀在一本自傳形式的書裡記錄了自己的童年。父母離婚後，3歲的曾寶儀和妹妹跟著爺爺奶奶在臺北長大。父母的面容是模糊的，母親出現時，她和妹妹抗拒牽她的手。父親則有忙不完的事，只有到放假，她們才能去香港找他。爺爺奶奶有時嚇唬她，如果不乖就把她送走。她害怕，找了一個鐵盒子，拼命往裡面塞錢。
「被遺棄的感覺」像幽靈一樣纏繞著她。她一直很乖。唯一一次叛逆的念頭出現在13歲。「我是單親家庭、隔代教養，來吧，來叛逆吧。」她不知道什麼是叛逆，計劃了幾種方式，剪寸頭、刺青，不太敢。課上老師和她說話，她故意不回答，兩三天以後，開始覺得無聊。看大人心情不好的時候會喝酒，她也偷偷去雜貨店買了一罐啤酒，灌下一口後，罵罵咧咧地把它扔到一邊，「他媽的，這東西怎麼這麼難喝。」不超過一週，她又縮回了乖乖女的身份。「我意識到，這是我的人生，我應該要為我的人生負責任，而不是為了氣某些人。叛逆對我有什麼好處？沒好處啊！」她說，「我沒有理由為了報復任何人賠上我的人生。」
一種宛如標準作業程序的人生，曾寶儀形容自己。她生命裡總有這種惶惶，認為自己必須很努力，才能獲得並抓緊什麼。從小，如果考第二名，她就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哭。她擔心自己不夠好，不足夠被愛。
20歲那年，她的男朋友考上研究所，曾寶儀第一反應是極大的沮喪，認為對方功成名就之後，一定會丟下她。30歲的某個晚上，兩個弟弟決定要去夜店玩，不想帶上她，她大哭，「覺得被弟弟們丟下了。」40歲左右，曾寶儀和感情穩定的戀人在兩地出差，午夜驚醒，她出了一身冷汗，覺得對方回來以後一定會和她說分手，惶惶不知所措。
父愛也是她想要抓住的東西。1995年，臺大社會學系畢業後，曾寶儀到香港做電影幕後工作，試圖離父親近一點。但曾志偉只給她提供了一間小套房和簡易的傢俱。颱風來時，商鋪全關了，她守在家裡餓肚子。角落出現蟑螂，她不敢抓，徹夜未眠，哭到天亮。她害怕獨處，為了能和人在一起，她做盡可能多的工作，場記、劇本翻譯、副導演……工作兩年後，她申請去國外念媒體管理，為了攢錢開始做助理主持，走到臺前。
她的嗓音有著沙啞質地，開口時，令人聯想到她的父親曾志偉。很長一段時間，「曾志偉的女兒」是曾寶儀的固定前綴。她的成績被認為是用父親的名氣換來的。
對父親，曾寶儀的感受一直很複雜。小時候，曾寶儀給曾志偉打電話之前，要在紙上做筆記，列出要點1234，通讀一遍，才敢撥通電話，「不然我可能會緊張得說不出話來」。到了高中，她開始給曾志偉寫信，兩個星期寫一次。那些信，父親從未回應過。
那是一種漫長的、對父愛的渴望。2015年，曾寶儀和曾志偉一起參加綜藝節目《極速前進》，一個遊戲裡，曾寶儀需要將頭向上探入一個裝滿蜥蜴的箱子，咬到箱子裡懸掛著的紙筒。她厭煩這樣的環節，多年前曾經因此和製作團隊鬧翻，「覺得他們不把主持人當人」。但那次不同，「當我在恐怖箱裡的時候，我害怕的不是蜥蜴，而是想著，我要讓爸爸失望了，我要是沒完成任務，他會不會不開心？這是我最著急的地方。」她梗直了脖子，用力伸著舌頭，終於，咬到了紙筒。
和父親曾志偉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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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盈萱與曾寶儀相識10年，她說，「寶儀一直在『給予』。」
2010年，謝盈萱在臺灣各地的小劇場裡排演舞臺劇。高雄的一場演出後，經由朋友介紹，她和曾寶儀在臺下認識。她想，這就是個「明星」，屬於一個陌生又光怪陸離的圈子。但出乎她的意料，兩人聊到深夜，很快成為朋友。
話劇演員收入不穩定，謝盈萱當時年收入28萬新臺幣（約合人民幣65600元）。兩部話劇的空檔期，下一筆演出費還沒到賬時，有時房租都繳不起。曾寶儀找各種理由來幫她。每回她們出去吃飯，總是曾寶儀付錢，怕謝盈萱尷尬，「等一下的咖啡你請」。謝盈萱搬新家，曾寶儀搬來一箱又一箱生活用品。謝盈萱說，「她永遠會用非常非常溫柔的方式去照顧你。」
2018年，謝盈萱憑藉《誰先愛上他的》入圍金馬獎最佳女主角，但她沒有一件像樣的禮服上臺。曾寶儀提出借給她錢重新買一件。頒獎典禮的前兩天，曾寶儀從國外趕回來，下了飛機就陪她去試穿禮服。「她的能力太強了，你必須要增進自己的能力，否則你和她成為朋友，只會是受惠者。」謝盈萱說，「這點讓我蠻難過的。」
弟弟曾國祥記憶裡，同輩排行老大的曾寶儀始終在扮演著「榜樣」：成績優異，性格強勢，任何事都要做到最好。「她很敏感地去觀察我們每個兄弟姐妹，每個人最近怎麼樣，怎麼走過來的，她都很瞭解。」她負責一手籌辦家裡二十幾口人的家庭聚會，每次辦完總要生一場病。日常，她的肩膀經常疼痛。
直到後來看過姐姐的訪談，曾國祥才得知她當時被弟弟拋下後的痛苦，「我真的不知道她這麼怕失去我們。」成長階段，他沒有見過曾寶儀流露過脆弱。直到10年前，他們在臺北碰面，在酒吧喝酒聊天，曾寶儀突然哭了出來，說自己壓力好大，說起扛起整個家、把自己打造成榜樣的苦楚。曾國祥意識到，和她平時的「愛哭」不同，那次她哭的是自己。
「以前，我總想要面面俱到，我的責任就是讓所有人都安心和舒服，每個人皆大歡喜。」曾寶儀說。「令人安心和舒服」，像是一個圈套，套牢了東亞深受傳統文化影響的女性。說這句話時，她癱倒在汽車後座上。
《鏘鏘三人行》2012年的一期節目中，竇文濤問曾寶儀，「你不會產生出離之想嗎？」
「其實很想。如果我是一個可以什麼事情都不管的人，那我就不會成為現在的我了，你說我不顧及父母的想法嗎？我一定要顧及，讓他們傷心、難過、擔心，是作為子女最不應該做的事，這種顧及有時候是大於做我自己的。」她補充了一句，「但我自己可以在我心裡私奔。」
2011年，和曾寶儀最為親近的爺爺去世，葬禮後，曾寶儀「感到生活無以為繼」，停止工作，去各地旅行。在荷蘭，看完海牙國際法庭和《戴珍珠耳環的少女》，第二天就在酒店呼呼大睡。「當你自由的時候，你就不著急了。」她練習寫遺書，趴在飛機桌板上構思。遺書越寫越短，每封遺書存放在抽屜裡，後來的版本只剩下寥寥幾句——錢放在哪兒，誰幫忙出一下我的書，以及，我愛你們。「寫遺書的目的是，重新思考我和去年有什麼不一樣。我小時候有很多事情想要寫，現在發現其實根本沒什麼好交代的。」
那可能是曾寶儀「心裡的私奔」轉向現實的開始。她的肩痛逐漸好轉。此後，曾國祥發現，姐姐「沒有前幾年衝得那麼猛」。2013年，曾寶儀獲得金鐘獎綜合節目類最佳主持人獎，她沒有去現場，藝人納豆代她在臺上說了獲獎感言：「今天證明，我總算不只是曾志偉的女兒了。」那之後，她的工作節奏放緩。曾國祥回憶，姐姐家「滿地都是書」，而姐姐總在書堆裡坐著，一隻手支撐書脊，另一隻手抓著咖啡杯。他們總是聊最近看的書和電影，聊到凌晨3點，再不情願地分頭睡去。
她看過一本關於冥想的書，書中寫到作者的妻子患上腎病，她用盡辦法，就醫、靜坐、冥想，都沒有用，她開始哭嚎，都這麼努力了，為什麼事情還是這個樣子？
那天下午，曾寶儀獨自在廚房，靠在灶臺邊緣。讀到那一段，她和書裡的女人同步大哭了起來，「這些年，我也過得很用力。好像突然看到一個釋放的口，我跟自己說，可以了，曾寶儀，你已經很努力了，接下來請愉快地過每一天。」
《極速前進》裡，曾志偉攀登古城牆，體力不支，他對曾寶儀說，「女兒，我真的爬不動了，對不起。」作為懲罰，搭檔曾寶儀被扔進了髒水池，後來患上了骨盆腔細菌感染。她從水裡爬上岸後，哭得不能自已，不是出於身體上的損傷，「那是我從小到大，第一次聽到他說對不起，」她後來接受採訪時說，「我那一刻覺得，其實真的沒關係。」
謝盈萱認為，40歲後的曾寶儀在完成「自我進化」，她費力地撕去身上的標籤——長女、大姐、某人的女兒。像蝴蝶褪繭，她在脫去原生家庭覆蓋在她身上的沉重外殼，破開一個新的世界，成為獨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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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歲的曾寶儀離那個少女很遠了。
出道之初，她被規劃的路線是扮演一個少女，甜美，可愛，「迷倒高中生」。她想，我都25歲了，為什麼要去迷倒高中生？但她依然遵循製作人的要求。《Honey》的MV裡，她一頭短髮，穿著純白吊帶衫，對著鏡頭羞澀地笑，背景是熒綠色的草地。錄完那首歌，她再也沒有公開唱過它。為了和這個形象做對抗，她在私下穿軍裝風格的褲子，戴迷彩帽。
直到現在，她還會這麼穿，只是頭髮長了些，紮成了馬尾。拍攝《明天之前》時，她的妝容和衣著也很隨便，飛往澤西島時，她的行李落在中轉機場，她套上經紀人妻子的孕婦裝，跑到當地美妝店用試用裝搞定了妝容，衝去了採訪現場。剪輯階段，她和朱凌卿一起，會因為內容是否妥當而爭執，畫面上偶有她的特寫，但每個人都忽略了皺紋這件事。
「我們老說寶儀是娃娃臉，但她確實年近五旬了，該老了嘛，有什麼關係啊。我覺得她的活力比一張精緻的臉強多了。」朱凌卿說。
但觀眾注意到了。市場對於女性藝人的要求一直是年輕、漂亮，尤其近年來，對「幼嫩」的要求更加高漲。女藝人的臉必須充分「防腐」，才算稱職。《明天之前》播出後，臺灣只有零星的幾則相關報道，裡面截取了大陸網友的說法：「曾寶儀老了，越來越像她爸爸，皺紋都出來了。」
「你看，裡面有那麼多值得探討的話題，但大家看的居然是我臉上的皺紋。」曾寶儀說，她無奈地笑起來，「但你越想逃避的東西，它越會成為傷害你的武器。你想用年齡攻擊我，我就拆解它。二十幾歲，三十幾歲，我已經體驗過了，我現在想好好體驗四十幾歲。你想啊，到六十幾歲，我就可以大剌剌地坐在公車上的敬老位，不會有人把我趕起來，我也不用心虛了。」
2012年，臺灣曝出臺鐵火車1女18男搞性愛派對的消息。竇文濤和梁文道在節目裡反覆琢磨這條新聞的細節，另一位嘉賓是曾寶儀。她皺著眉，「如果他犯了法，就是一個社會案件。要公論的話就公論，這其實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對我來說，最壓抑的是，兩位仁兄竟然這麼喜歡這個新聞。」竇文濤樂了，打趣說，臺灣沒有什麼新聞。曾寶儀開始數，「美牛啊，蘭嶼的核廢料啊，美麗灣要不要建啊，十大夜市啊。」她一口氣列了好幾條當時的熱點議題。
女性總是處於被審視的地位。公共話語中，男性是睿智、幽默的代表，女性主持人則負責感性、柔和的部分，一旦超出，便有僭越的嫌疑。身份、年齡以外，至今未婚未育也是她要面對的大眾質疑。長輩經常來催，她中學上的是女校，一到同學會，又有人來勸。她耐心地聽，知道那些「建議」，其實是一面鏡子，映照出建議者的價值觀。
有時，40歲的謝盈萱和46歲的曾寶儀也會聊起，是不是應該要做個決定？「我甚至想，難道我們身為一個女人很不稱職？」但這個話題總是很快滑過，她們沒有打算去凍卵，而是在計劃下一次旅行——找刺激的活動，大吃大喝，瘋狂一點。
《明天之前》中的曾寶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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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底，曾寶儀從臺北飛到南京，參加一個科幻電影周活動，她憑藉紀錄片《明天之前》獲得了「最佳科學影像傳播者獎」。朱凌卿的位置和她挨著，但他很快發現，曾寶儀不見了。她正在和一個來自斯坦福大學的教授聊天。幾分鐘前，這位教授在臺上的演講中談到了自己在腦神經方面的研究。他剛下臺，曾寶儀便換到教授的鄰座，一股腦向他拋出問題，「您最近在研究什麼？人腦互動到底是怎麼操作的？怎麼進行呢？未來會是什麼樣子？」
「她就是這樣，擋不住對外部世界的好奇。永遠想知道別人是怎麼想的，這是『人』最重要的屬性。」朱凌卿說，「她可能被不同的事件激發，有的時候是一棵樹，有的時候是九又四分之三站臺（她曾經在深夜11點拉著翻譯去了那個有名的《哈利·波特》拍攝地），你都不知道她在開心什麼，但這就是她獲得力量的方法。」
他記得在阿姆斯特丹，一個抽高了的荷蘭小夥子跑過來，衝她傻笑，她也跟著笑，「啊，你咋來了」，兩個陌生人「啊啊啊」喊著在街上亂逛。「神經病」，朱凌卿笑起來，點起一根菸，思索了一會兒，「對，對，她就是個神經病。」
「你看了這麼多嚴肅的社會題材的東西，再去做娛樂節目，會有撕裂感嗎？」我問她。
曾寶儀皺起眉頭，看向窗外，好一會兒才回答，「我不排斥娛樂節目，哪怕是娛樂節目，也能給人帶來一點收穫和對世界的思考，比如我很喜歡《奇葩說》，它就非常聰明地用娛樂的方式包裝了大家可以思考的議題。」她說，「如果你只是需要一個念稿的主持人，我想你並不需要我。我想成為一個告知者，而不是被告知者。」
《明天之前》其中一集探討了AI性愛機器人，節目採訪了一名性愛機器人使用者。他和曾寶儀面對面坐在房間裡，身邊是他的機器人女友們。「她們不需要你買包，也不需要你哄，」他說，「我需要她們的時候，就把她們擺在我面前，我在沙發上坐著，今天哪個吸引我，我就選擇她。」
曾寶儀保持微笑，確定已經拍到足夠的素材，她離開了房間，衝到房子前的馬路邊，一屁股坐在草坪上，「啊！」她抬頭問製作團隊，「為什麼要找這樣的嘉賓？他一點都不尊重女性！」導演苦笑，「寶儀，我當時也氣得要死，但是我很驚訝你為什麼沒有扭頭就走？」
「因為那是你給我的任務啊！」曾寶儀說。
「但是對我們來說，這完全沒有問題。你扭頭就走都行，你要遵循你自己。」
這句話令曾寶儀震動。但事後，她仍然覺得自己不應該扭頭就走，「我是來理解這個世界，不是來評斷這個世界的。」
2019年，TEDxTaipei邀請曾寶儀做一次演講，離演講還有兩個星期，她打電話給朋友：「我快要死了。我不知道要說什麼，我害怕大家不喜歡真正的我。」她也有點不明白那種恐懼，「我常常在想，我已經40幾歲了，已經沒有任何人可以丟下我了，我為什麼還要揹負著這個不安感，繼續面對我的人生？」
對曾寶儀來說，年少的恐懼依然偶爾發作。帶媽媽上節目、和陪伴缺位的父親和解，是一個人們喜聞樂見的故事。你能看到，曾寶儀依然很乖。寬容懂事的女孩在多年以後與傷害握手言和，每個人的愧疚和煩惱都因之得到安置。反抗的英雄史詩屬於男性，接受與和解，才是女性的歸途，中間的被傷害，總會被忽略，但它依然會反覆作用——同時也在刺激一個女性反覆地掙脫、成長。
拍攝完《明天之前》後，曾寶儀開始籌備一部關於疾病與療愈的紀錄片。她去美國洛杉磯見了有瀕死經驗的印度作家安妮塔·穆賈尼——安妮塔曾被確診為淋巴癌，卻在四年後不治而愈。在海邊，曾寶儀問她，「你會定義自己是奇蹟嗎？」安妮塔說，「我不願意這麼做。如果我把自己定義為奇蹟，大家就會覺得我是特例，認為這件事情不會發生在他們身上。」
想起那個畫面，曾寶儀閉上了眼睛，「那是我2019年最棒的時刻。」也許這會是新的開始，一個女性打開、掙脫的新一環。就像在拍攝完《明天之前》，她在一篇隨想中寫道：「為什麼我們要在心裡畫下一道又一道看不見的線，侷限了自己？我在聆聽一個又一個表面看似悲傷的故事裡，看到了人性，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愛。……那些我們可能遺忘的美與信賴，都在看似泥濘不堪的人生裡、活生生的人生裡。」
2020年2月21日，曾寶儀度過了她的47歲生日。她發表了自己的生日感言，「生而為人，我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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