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佛教建築包括塔、寺院和石窟等類型,塔是佛教建築的核心,往往與寺院和石窟結合在一起,塔的周圍有供禮拜活動的繞道,這種以塔為核心的佛教建築隨著佛教的東傳而傳入中國,逐漸與中國傳統建築樣式結合在一起。
由於佛教信仰的時代和地域差異,中國的佛寺在平面佈局和配置方面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漢文文獻中記載的中國最早寺院出現於東漢。
《後漢書》載楚王劉英“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漢桓帝“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宮,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
雖然東漢時期對佛的禮拜總是與黃老神仙聯繫在一起,但顯然已經出現了以塔為核心的禮佛建築。
《魏書・釋老志》詳細記載了佛教傳入、白馬寺及塔寺配置情況：
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後孝明帝夜夢金人,項有日光,飛行殿庭,乃訪群臣,傅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祭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佛既謝世,香木焚屍。靈骨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焚亦不焦,或有光明神驗,胡言謂之含利。
弟子收奉,置之寶瓶,竭香花,致敬慕,建宮宇,謂為塔。塔亦胡言,猶宗廟也,故世稱塔廟。……自洛中構白馬寺,盛怖佛圖,畫跡甚妙,為四方式。凡宮塔制度,猶依天竺舊狀而重構之,從一級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謂之浮圖,或雲佛圖。晉世,洛中佛圖有四十二所。
東漢末年下邳(今江蘇徐州)相笮融於獻帝初平四年(193年)“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採,垂銅盤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
康僧會於赤烏十年(247年)來到建鄴設像時,被吳人“疑為矯異”,並遭吳主孫權詰問,會曰:
如來遷跡,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造塔乃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為怪誕,乃謂會日:若能得舍利,當為造建初寺、塔。
康僧會果得舍利,於是孫權為之立寺造塔,出現了南方第一寺綜合上述白馬寺、笮融造寺和建初寺的記載,可知東漢至三國時期佛寺特點是:以供奉舍利的塔(浮居)為建築核心,也是禮拜中心,塔內可能置鎏金銅佛像;塔為重樓結構,上有多重相輪,下有繞塔禮拜的步道(閣道);寺為方形平面,以壁畫作精心裝飾。
最早的浮居採取重樓形制,可能與兩漢以來上層統治者多於宅第主院之側興建多層樓觀有關,此類樓觀實物屢見於漢代基葬陶模型和墓室圖像中,最壯觀者如武威雷臺漢墓所出陶樓院。東漢魏晉時期,人們視西方之佛同於漢地敬祀之神仙,神仙好樓居,因此,奉佛像於仙人居處之重樓,自是最為適宜。西晉洛陽已有佛寺42所,其形制可能大抵都是以重樓式的塔為核心的一組方形庭院。
東晉南北朝佛教發展迅速,以塔為唯一核心的寺院佈局發生了由簡單到複雜的變化:較早階段,塔仍是寺的主體建築,寺的主要功能是禮佛;較晚階段,塔仍保持其核心地位,但增設了佛殿、僧房、講堂等建築,寺具備了禮佛、講經、僧人起居的多功能。
北方地區的佛寺在孝文帝遷洛(494年)之前還是以佛塔為主要建置,建寺即立塔,此在北魏皇室所造寺院和石窟的配置上有較清晰的反映北魏高宗即位後,為復法而下令在諸州郡縣“各聽建佛圖一區…高祖誕載。
於時起永寧寺,構七級佛圖,高三百餘尺,基架博敞,為天下第一”。此處所言建寺即造塔,塔仍是寺院的唯一核心建築。
太和年間,馮太后在平城方山陵園興建思遠佛寺,又稱思遠靈圖。經過1976年的考古調查,可知思遠佛寺的平面是一座東西50米、南北85.5米的院子,院內絕大部分為一座東西30米、南北40米的塔基佔據,塔基南部正中有臺階,塔基中部有約10米見方的中心塔柱,四周殘存方形柱礎石,附近還發現影塑佛像和菩薩像。
若對思遠佛寺進行平面復原,可以看出寺內除了塔外,沒有太多空間可建其他建築。這種以塔為核心的寺廟佈局在當時的石窟寺中也有體現,如雲網石窟第1、2窟,6窟,11窟都是孝文帝遷洛前的塔廟窟。這種以塔為核心的佛寺是漢代以來的傳統,佛寺主要就是禮佛之所。
東晉南北朝時期還出現了一種新式的佛寺佈局,除塔外,另建大批房舍、佛殿、講堂、禪林等建築,寺院規模大大地擴大了。如釋道安於興寧三年(365年)至襄陽立寺,即包括5層塔、“起房四百”及陳列佛像的堂殿。其弟子惠永、惠遠赴聲
所建的佛寺也包括精舍、堂殿、禪林等建築。荊州河東寺、建康長幹寺、湘官寺
寺內建築配置也日趨複雜。這類佛寺一般由三類建築物配置而成:供奉佛像的佛、殿、禪頌講經的講堂、僧人安禪之所“禪林”。
北方地區此類佈局的佛寺或石窟大致也出現於同一時期,如“天興元年(398年)其敕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始作五級佛圖、耆崛山及須彌山殿,加以饋飾。別構講堂、禪堂及沙門座,莫不嚴具焉”。
開鑿於文成帝和平初年(460年)的雲網石窟曇曜五窟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佛殿窟,在馬蹄形的石窟內,絕大部分空間被大佛佔據。
北魏太和年間,馮太后在平城方山興建思遠佛寺之後,又在故國龍城(今遼寧朝陽)興建了“思燕浮圖”。1986年在遼寧朝陽北塔的維修工程中,確認了“思燕浮圖”遺址,也是一座以土木結構樓閣式塔為核心的寺院,塔基長寬各90米。塔基周圍發現了環繞的方形殿堂遺蹟,寬48.6米,四周還發現了圍牆、佛殿遺蹟,推測是處以塔為中心,前塔後殿式的寺院建築。
在這種新式佛寺裡,佛殿的地位顯然大大提高了,這可能與日益頻繁的造像活動有關。在東晉南北朝的後期,即南朝梁武帝時期和北朝遷洛後的宣武帝、孝明帝時期,佛教迅猛發展,尤其是皇室寺院的造像活動十分頻繁,寺院的建置也更加複雜,南北都出現了大量的宏偉巨構,如梁武帝時期的大愛敬寺、大智度寺、阿育王寺、同泰寺等,莫不奢靡壯觀。
《建康實錄》引顧野王《與地誌》對同泰寺有詳細描述：
(同泰寺)在北掖門外路西,寺南與臺隔,抵廣莫門內路西。梁武普通中起,是吳之後苑、晉廷尉之地,遷於六門外,以其地為寺。兼開左右營,置四周池塹、浮圖九層、大殿六所、小殿及堂十餘所。
宮各像日月之行,禪窟禪房山林之內,東西般若臺各三層,築山構隴,豆在西北,柏殿在其中。東南有璇璣殿,殿外積石種樹為山,有蓋天儀,激水隨滴而轉。起寺十餘年,一旦震火焚寺,唯餘瑞儀柏殿,其餘略盡。
佛殿的出現可能反映了安放巨大佛像的需求。當時南、北統治者都熱衷於建造巨像,動輒“丈八金像”、“丈六金像”,梁武帝同泰寺更有超過二丈的檀像,如此巨大的佛像恐非佛塔所能容納。
此外,造像活動頻繁,不但皇室貴族造了大量巨像,普通供養人也會捐造小型金銅佛或石雕像,供奉這些日益增加的佛像也促使了佛殿的出現。
綜之,魏晉南北朝後期由於造像活動的盛行,佛寺改変了以往以塔為唯一核心的佈局,增設和逐漸提高了佛殿的地位,佛塔與佛殿往往前後配置,成為寺廟的兩大核心。
這種佈局發展到唐代,確立了以山門、金堂和法堂為主體建築的寺廟配置,塔的重要性進一步降低,配置上開始將塔列入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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