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上億遺產”留給女護工,不留子女:“人性之善”在哪?


把“上億遺產”留給女護工,不留子女:“人性之善”在哪?

2020年,《時代週刊》評選出了“2019年十佳電影”。意料之中,《利刃出鞘》是其中之一。

這部電影來頭不小。由執導過《星球大戰》的名導萊恩·約翰遜操刀,匯聚一眾偶像派兼實力派演員,比如“美國翹臀”克里斯·埃文斯、“007特工”丹尼爾·克雷格、“恐怖片女王”傑米·李·柯蒂斯等。

這樣的強大陣容,令人驚喜,而影片的故事本身和呈現方式也很吸引人。影片中隱含的、對人性的解讀與期待,更是精彩,引人長久深思。

把“上億遺產”留給女護工,不留子女:“人性之善”在哪?

影片講述了一起怪誕的“自殺案”如何被偵破的故事。

故事圍繞“超級富豪”、懸疑小說家哈蘭·斯隆比的鉅額遺產展開。他在85歲生日宴會後,帶著遺囑的秘密,被人發現“自刎”於書房;而私人偵探被匿名僱傭,來偵查真兇。情節主線是女護工瑪爾塔作為“嫌疑人”如何與偵探合作,一步步發現隱藏於幕後的真兇,並將惡人繩之以法。

把“上億遺產”留給女護工,不留子女:“人性之善”在哪?

本文以影片人物及情節為依據,從3個方面展開剖析,挖掘影片背後隱含的對人性之善的美好期待。

  • 探案視角“新穎化”:以“頭號嫌疑人”為第一視角,展現女主角心理活動及變化,引導觀眾思考“何為人性之善”
  • 矛盾元素“豐富化”:3種現實矛盾並舉,合理化惡的選擇,更襯托了善良的難度和高度
  • 角色設置“典型化”:對比一系列典型的善惡角色,用“善惡有報”的結局,表達對“人性應良善”的期許

最後,基於這些分析,本文提出此影片在呈現手法、故事立意上,對正在“商業片化”的推理破案類電影有什麼借鑑意義。

把“上億遺產”留給女護工,不留子女:“人性之善”在哪?

探案視角“新穎化”:以“頭號嫌疑人”為第一視角,來展現女主角心理活動及變化,引導觀眾思考“何為人性之善”

以探案、懸疑為主題的知名電影,如《神探夏洛克》系列,往往會刻意突出名偵探的光環,讓觀眾跟隨大偵探的視角,檢查犯案現場,層層深入發掘各個人物的矛盾與關係。最終,破題點在以偵探為主角的一系列“高智商”推理情節下,逐漸顯露。兇手和其他嫌疑人都是陪襯。

而《利刃出鞘》在“第一視角”上有所創新:影片讓觀眾跟隨平凡的女主角——女護工瑪爾塔,以觀察者、局外人的身份,走進暗流湧動的斯隆比家族,發掘隱藏在豪宅下的核心利益矛盾。然後,讓觀眾根據瑪爾塔“攤上事兒”(即被誤會為“殺人案嫌疑人”)後的一系列表現,具體深入地瞭解並理解,她是個怎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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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難民、非法移民身份,來到美國的女護工瑪爾塔

列舉幾個銀幕上生動而具體的情節:

影片開頭,瑪爾塔發現自己用錯注射藥,“誤殺”了僱主哈蘭,她的第一反應是施救,救不成了就想自首。但奄奄一息的哈蘭勸住了她:“你是非法移民。如果你成為‘嫌疑人’,全家人會被驅逐出境,吃盡苦頭。” 哈蘭作為懸疑推理小說家,立馬想出一套做法,要幫瑪爾塔脫罪。瑪爾塔聽完眼眶溼紅,全身顫抖,之後好多天不能停止愧疚與難受。

中期,瑪爾塔面臨兩個選擇:救目擊者管家,被揭露“犯罪事實”,或者補一刀,殺了昏迷的目擊者。她的驚駭、糾結和痛苦在大銀幕上顯露無疑。萬般無奈的情形下,如果她選擇“補一刀”,很多觀眾也會同情她的選擇。但她在短暫的猶豫後,下定決心去救人,哪怕要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

最後,瑪爾塔得知哈蘭的鉅額財產,竟然落到自己頭上,她是震驚、不安的。她不驚喜,沒貪慾,甚至在反思,自己是否要自首,放棄這筆錢。儘管這筆錢可以幫助她和家人快速拿到綠卡,媽媽可以不再辛苦打工,弟弟也會有書讀,但她實在良心難安。

她得到不義之財後的惶恐和焦慮,刻畫在一個個鏡頭裡。

這樣的視角呈現,能夠最大程度上細節化女主角的心理活動及其變化過程。從而,影片自然地解讀了“人性之善為何物”。

亞當•斯密早在18世紀就提出了“理性經濟人”概念,即“人生而利己”。

我私以為根據利己原則做決定,的確是絕大部分人的選擇。而善良的一個體現,是選擇割捨自己的利益,去維護規則、法律、正義。

女主角的割捨,顯然衝破了“利己天性”的枷鎖。以此可見,影片認為,人性之善是出於良知,克服利己天性,去做利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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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這部電影對人性有一種“高於生活”的期待。現實中,很多人未必會做出和女主角一樣的選擇。

以瑪爾塔為第一視角,來表達這種期待,有很好的效果。因為人性要達到“高於生活”的境界,要經歷很多糾結和掙扎,才會顯得自然和真實。以瑪爾塔為第一視角,能讓觀眾理解,這個角色也不是聖人,她的善良背後也有很多痛苦糾結。影片不僅解讀了“人性之善”,更讓觀眾去體會這種善良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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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元素豐富化:3種現實矛盾並舉,合理化惡的選擇,更襯托了善良的難度和高度

影片中的各種矛盾非常尖銳,首當其衝的是階層矛盾,階層矛盾的背後還有種族矛盾。這兩種矛盾之外,還有一種最普遍的矛盾,就是以爭搶利益為基礎的家庭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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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展現在觀眾面前的是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階層矛盾。在華麗復古的色調下,我們看到,斯隆比家族擁有富麗堂皇的莊園、昂貴而有歷史感的傢俱、一筆筆鉅額支票和賬單。對比影片一開始呈現的中低層家庭房屋的狹小、簡陋,我們可以看到,兩個階層貧富懸殊。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容忍一眾人過得赤貧,不理會他們的權益,而資本家們的產權會代代相傳。

種族矛盾,其實一定程度上拉大了貧富差距,加劇了階層矛盾。斯隆比家族的後代,是美國第一代白人的後代。他們掌握了這個社會很好的教育資源、財富資源,受人尊敬,有社會地位,並且覺得這一切理所當然。但保姆瑪爾塔作為拉丁裔,一開始是非法移民,只能選擇最容易獲得綠卡的護理專業。她有自己的有才能和抱負,但發展空間很有限。

在種族歧視下,社會孕育了一種尖銳的矛盾:白人一般更有錢,有資源,除此以外的一切新移民,比如亞裔、南美裔、猶太人等,在各個方面受到排斥,比如工作機會和薪酬都被打壓,很難進入主流社會。社會既然不公,有人就會積累怨氣。這些在社會上受到排擠的人,對先天佔有資源的人沒有好感是正常的。

而且,自古以來,很多家庭矛盾離不開由金錢引發的糾紛。而斯隆比家族的“窩裡鬥”也正是圍繞老爺子的鉅額財產:小說版權稅、豪宅等不動產、公司股權……每個子女都很焦慮,生怕自己比別人少分得一點錢。

納·霍桑說:對金錢的貪慾,即對金錢過分的、自私的、貪婪的追求,是一切邪惡的根源。

這裡的家庭矛盾,本質上就是金錢利益的拉扯。那個萬惡的真兇,甚至為了得到遺產,對自己的爺爺“舉起屠刀”,並設計讓原來的遺囑失效。

通過這一系列的矛盾元素,影片刻畫了一個個人物在面對金錢巨大的誘惑、階層和種族的積怨、失去一切的最大危機時,最真實的心理活動和最誠實的選擇。當所有人都不能免俗,在世俗的各種矛盾中苦苦掙扎,有的人甚至突破良知底線去殺人,瑪爾塔卻選擇了堅守內心的善良。她的選擇會使自己失去鉅額金錢,也會給自己帶來威脅,但是她義無反顧。女主角的選擇,多麼不易,也站在了高於一般人的道德層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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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裡,矛盾元素的豐富化,讓故事更為吸睛,也讓觀眾最大程度體會到了在複雜情形下,善良相當有難度和高度。

巧妙的是,“人性之善”是整個案件的破題點——女主面對最大的危機,做了利他選擇。假如女主為自保,而殺目擊者,可能案件就會朝幕後黑手所策劃的方向發展,最終走向死衚衕:真兇會得到錢財,逍遙法外,且瑪爾塔會成為真的殺人犯。

這個破題點,也表達了影片“懲惡揚善”的價值觀,凸顯了影片對人性的“正向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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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設置“典型化”:對比一系列典型的善惡角色,用“善惡有報”的結局,表達對“人性應良善”的期許

影片裡設置了一系列個性鮮明的“壞人”角色,有小惡之人,也有大惡之人。這些典型的負面角色,符合觀眾心中對惡人的定義:偽善、精明自私、遊手好閒、不務正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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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惡之人莫過於哈蘭的大女兒、大女婿、二兒子、小兒媳、小孫女等。隨著情節的推動,他們偽善的面具被逐漸撕裂。這些表面上說同情難民、希望國家接納非法移民的美國中產,其實很有優越感,精明自私,吃相難看。當他們發現老爺子的遺產竟然留給了女護工後,什麼法子都用上了,想逼迫女護工放棄繼承權。比如,他們想通過起訴女護工全家非法移民,將之驅逐出境。但畢竟,他們的行為沒有突破法律的界限。

這些偽善的小惡之人有著鮮明的特徵,其身份在現實主義小說裡是典型的有錢人,精明、自私、虛偽。當這些角色的真面目逐漸顯露,觀眾不會覺得很奇怪,因為這符合他們對這類人的想象。這類角色的行為,在現實生活中也很常見:有錢人的後代為爭祖宗財產,鬥得“頭破血流”,道德和尊嚴都拋之腦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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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惡之人,則更為典型。孫子蘭森是一個遊手好閒、好逸惡勞到了極點的人。日常生活裡,他目無尊長、辱罵家人,他吊兒郎當的表情和滿不在乎的眼神裡,寫滿了冷漠。觀眾會很自然地覺得,這樣的人,一看就不是好人。影片中的大惡之人沒有隱藏自己惡的屬性,他的特徵很明顯。

老爺子哈蘭得知自己被“誤殺”,原諒了瑪爾塔,並且要助她脫罪。在死亡面前,能原諒無意“害死”自己的人,是典型的善良角色。瑪爾塔不願意接受安排,想叫救護車救老爺子,哪怕救不過來會被起訴上法庭;她後來寧願被拆穿,也要去救目擊者管家。在個人利益面前,能堅守良知的底線,也是典型的善良人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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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部電影裡,典型善角之間的互動也非常感人。瑪爾塔作為善良的角色,與同樣寬厚仁慈的哈蘭老爺子成為了“忘年交”。哈蘭真正把瑪爾塔當作一個完整的人來看,而不是斯隆比家族的“僕人”。他誇獎她工作專業,欣賞她為人正直,給予她很多生活上的幫助。瑪爾塔用心陪伴、護理哈蘭,能傾聽他所有的擔憂和煩惱。

最後,好的故事,一定會有典型的旁觀者。旁觀者最好是清醒而睿智的,他們會為故事疑點的突破,提供一個個線索。《利刃出鞘》裡,偵探就是那個推動情節的旁觀者。這個角色的作用,在於相信人的善惡本質不會變,堅定地站在善良人的一邊,盡力推理以“惡的動機”為基礎的破題點。他的這種堅信,貫穿在他推理的全程,更貫穿了情節始終,一直作為“瑪爾塔不是真兇”伏筆,在提醒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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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系列角色的設置不僅典型、鮮明、符合邏輯,而且充滿了諷刺性的對比:富人原本就擁有得多,但是卻非常精明自私。窮人一無所有,卻有良知。這種善惡角色的“對比設置”也非常經典,很多社會矛盾尖銳的中外現實主義小說都會用到。凸顯小人物之善,同時引導觀眾反思自我、盡力去擁有“人性的善”。

作者給各個角色們安排了“善惡到頭終有報”的結局,意在表達一個普世價值觀:人性之善終會得到嘉獎,而人性之惡會得到嚴懲。

善惡立馬有報的結局,其實也是高於生活的。影片通過給不同角色安排不同的命運結局,表達了“人應該善良,善良會有好報”的美好期許。它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服了有相同價值觀的觀眾,讓人們覺得大快人心。

把“上億遺產”留給女護工,不留子女:“人性之善”在哪?

基於影片呈現手法、故事立意的思考:

作為推理破案類電影的忠實粉絲,我們能理解,在電影市場競爭空前激烈的年代,這類電影不得不結合商業片元素尋求轉型。這樣,片方能有更充裕的資金,後續能產出高質量的系列劇。

將偵探電影“商業片化”的成功案例有《神探夏洛克》、《唐人街探案》等。它們紛紛加入了當紅流量明星、華麗視覺場景、爆笑冷幽默、超強推理邏輯等吸睛元素。

但是,影片“商業片化”的同時,我們也需要在情節呈現手法上“去模式化”,故事上“高立意化”:

其一,在一些偵探類電影紅了以後,很多同類型電影開始跟風,突出推理邏輯和偵探光環,把它們作為電影的最大“亮點”。突出偵探的高智商、犯罪嫌疑人的“變態人格”,幾乎成了一種吸引觀眾的“模板”。影片裡往往沒有多餘鏡頭,來挖掘其他小人物身上的“閃光點”,展現豐富多元的社會現實矛盾。而《利刃出鞘》則開闢了一種新的“主視角”可能性,讓觀眾體會不同的視角下,偵探電影的魅力;也讓大家看到社會矛盾的複雜性。這樣的影片創新,具有借鑑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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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很多電影捨本逐末,去追求華麗的視覺效果、驚悚怪誕的情節、脫離現實的複雜推理,來吸引被“快餐文化”浸染的觀眾。它們的故事裡沒有高立意,沒有恆久感人的主題,也就失去了靈魂。這樣的影片可能產出快,回報率高,但無法啟發觀眾進行意味深長的思考。《利刃出鞘》則通過解讀人性、表達對“人性應善”的美好期許,給眾多現實主義的偵探類電影做了示範。

小結:

在我看來,《利刃出鞘》是2019年末上映的同期電影裡,最優秀的一部。一部好電影,要能給觀眾帶來美的享受,能引發觀眾的深度思考,也能給同類電影帶來創新的啟發。

希望觀眾通過這部電影,體會到“人性本善”的美好,也對自身行為有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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