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治權？
歷朝歷代統治者在政治上的幫閒，除了親密些的后妃，宦官以外，有夾著尾巴生存的文人，另有想象的道德旗幟“聖人”，還有就是被統治者大加倚靠卻又不放心的武人。
而大多數政治幫閒並不是皇帝的自家人，相反，對“自家人”是有很大限制的。這些均反映在國法、祖法、家法的條條框框中，如趙匡胤就有對武人的不言而憂，他的後代也繼承了這一做法，清初的幾位皇帝也指示他們的後代不允閹人干政，兩者均執行的不錯。
所以說，所謂家天下的色彩多，統治者也須得施行一種公司架構來管理它治下的臣民，皇帝的治國之具也有了“公”的味道，皇帝“奄有天下”真不是一句空話，而是真真切切的事實。
這是因為，儘管封建社會講究“私其一己之戚也，和其盡臣畜於我也”，皇帝也比較信任自己的自家人，願意侵奪官僚體系的權利，並把權利讓渡出來給這些親密的“自家人”乃至“門下奴才”。
但在更大層面上，國家就像一架機器，各有分工，腦細胞不可能去承擔白細胞的功能一樣，僅靠皇帝親族的數量，也並不足以支撐起這樣一個廣土眾民的國家機器，更何況覬覦皇帝寶位的，也大多數是皇帝的自家人。
遂國家完完全全是皇帝私有的說法，並不正確，至少治理社會的權利應該是被更廣闊的分享出去了，它的分享者，也就是分享給了誰？在皇權獨大的格局下，最大便分享給了士大夫集團 ，尤其是在封建專制逐漸加強的歷史大趨勢下，皇帝的親屬是被限制了的，而士大夫便成了主角，這就是治權，一個團體管轄一個領域的權利，今日要詳講的，也正是在晚清的太平天國運動中，關於治權的變質。
在宋以後，文人形成了一個階級，也就是所謂的士大夫集團，與皇帝共治天下，代表了公權力，也可以說是壟斷了公權力，有一些精英政治的味道了，貴族政治不再，其中有一要點是，當時的士大夫集團，尤其是地方官，除了在政治上的特權，如管理地方，代表地方，相當程度上的司法豁免權，在經濟上的，收租，放債，與皇帝或疏遠或親近，利用與被利用的關係以外，並沒有在軍事上，也就是軍政的管轄權，民政和軍政是分開的。
雖然說民兵思想，很早就有，士大夫屬於民，只是比沒有官身的民高一等而已，但在元亡，至明清以後，統治者吸取了歷代兵制導致亡國的教訓，事實上已經把民，兵分離開來了。
這樣來看，文官制衡武官是有，但文武並不是一個體系，尤其隨著封建專制的加強，地方上的軍政被收歸到了中央，這樣一來，地方上便是不存在所謂軍事化傾向的，民政就是民政，軍政就是軍政，代表地方的官員與軍政是兩套不同的模式。
這是舊有的國家治理模式，軍事的治權在中央政府手上，而一旦治權發生了變質，如唐朝的藩鎮之禍，軍事長官有了民政權，地方軍事化，軍事地方化，國家就離滅亡不遠了。
唐朝當時治權的變化，還是內生性的，就是說帝國機器內部發生了變質，但在清以後，內生性變為了“外來衝擊”。
正應費正清的衝擊-回應說，近代的中國是一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時期的中國，產生了種種變化與很大的進步，這一過程中間的推動力，無不是因為外來潮流的衝擊，正如孫中山的說法：“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一樣。
中國的變，是因為世界局勢在動態中變化，我們尤其應該注意這樣幾個事件，如三元里抗英事件。太平天國運動，前者，提供了一個契機，可以說是在地方軍事化的嬗變期，準備期之中，而太平天國運動，它的成敗，紛紛擾擾的爭議我們暫且不講，用魏斐德的話來講就是：“太平天國對自我維繫的華—夷帝國專制主義是一種全新的挑戰，其結果是帝制開始大崩潰。”它的標誌，正是地方軍事化的完成。
而關於太平天國運動為什麼被劃到外來的衝擊一列，其實就是因為太平天國不完全是中國傳統的農民起義，畢竟天國的統治者引來的意識形態，屬於“外來的尚會念經”，這就是太平天國屬外來衝擊的一個重要原因。
一場序幕：三元里抗英事件，打響了地方軍事化的第一槍。
一如前述，明清以前的士大夫，在國家的政治延續中，承擔的是這樣的幾大職能。
- 溝通上下：不論古今中外，地方與中央的關係都是一個十分微妙，關係到政權能不能繼續存在下去的大問題，先來看秦，所謂的分封制過渡到郡縣制，除了是地方制度的一次重大變革之外，還反映出了中央權利的加強，地方權利的衰弱，而未形成階級的文人在其中扮演的也只是一個棋子的角色，中央委託他們管理地方，這些人在中央與地方的力量搏奕中雖不能起主導作用，但至少起到了一個溝通上下的作用，可以將大部分的矛盾轉圜掉，使其不威脅到政權的穩定。
- 重建政權：士大夫們利用自己的社會影響，如在社會上的聲望，學術地位，舊有政權的政治地位，及輿論工具來承認一個新政權，並進一步參與到新政權的建設中來，如歷史上歷代農民起義，凡規模浩大的，做出點成績來的，無不是對士大夫集團採取了一種拉攏的態度來，而新朝新立，士大夫雖不是雪中送炭，可也是錦上添花，偌沒有士大夫集團的錦上添花的話，任何一個政權都不能稱自己是完全合法的。
- 政事協理：士大夫是皇帝的幫閒中，一個力量最大的集團，他們幫助中央政權統治下層的民眾，但作為直接的統治者並不能掌握人民，乃至利用人民，這些是不被封建專制所允許的。
可以看出，在中央政府的層面，士大夫多是為政治服務的，皇權弱，相權強，士大夫集團便可充當決策者，如果相反，士大夫集團則是一個很好的執行者，而在地方的政冶傳統中，士大夫是地方的管理者，致仕前代天牧民，致仕後代表地方，管理的範圍，也僅限於民政，中央於地方因為有著國家機器，助益，如軍隊，所以對地方是有著相當的權威和掌控力的，而三元里抗英事件，正是提供了一個打破此政治傳統的契機。
告示
1841年，英囯軍隊與廣州當地的非正規武裝爆發了一場衝突，事由為英軍挖開了當地居民祖先的墳墓，亂拋屍骨，另有惡行若干，當地居民遂武裝起來，與英軍發生了武裝衝突，當地居民以刀，棍棒，鋤頭，漁叉為武器，巧用妙計，大敗持有近代化武器的英軍，英軍雖然傷亡不多，可也算是被當地居民驅逐走了，在英方，這件事並沒有被過多的渲染，可在中國一方，卻是意義很大，如史料的定論說：
“這是一場偉大的民眾的勝利。”而當時的統治者苦於洋人的“得寸進尺”尤其是接連當政的幾位皇帝，沒有超越祖先的執政理想，可還有一個守好大清祖業的執念，洋人及其政府總歸是一個不穩定的因素，尤其是洋人的力量一次次刷新中央群獠的觀念。
驚慌失措之下，統治者看到了一支可以為我之用的武裝，效果起碼目前為止還不錯，而地方當局也夾在中央和洋人的貿易爭端中間，苦不堪言，急需一個解決的辦法，團練遂進入兩者的視野中，更何況，團練不論在傳統還是實踐中，都是最可行的辦法。
地方團練旗幟
於是，廣州率先有了大興團練的舉止，就舉一例來講，身為欽差大臣的林則徐不僅肯定了鄉民自衛舉動的合法，還進一步的貼出團練吿示：
“本大臣等茲通諭沿海鄉村父老紳商居民知悉，仰即遵示會商，購置兵器槍炮，招集村民之身強力壯者，以備自衛。”
號召興辦團練，第一次，士大夫在地方擺脫了傳統的桎梏，得以直接掌握軍事力量，意義實在重大，拉開了地方軍事化的序幕，中央對軍政的治權也被下放到地方。
被繳獲的英軍軍服
太平天國運動，帶給中國的並不是一場成功的革命，而是使作為統治集團中堅的士大夫群體，完全掌握了軍政上的治權。
如第一小節所講，三元里抗英事件是一場序幕，為此後幾十年的中外關係種下了因果，並且標誌著“團練”的日益勃發，這也導致了在政治的天平上，地方的政治精英不再信奉中央，他們控制了軍事武裝，如魏斐德的說法：“長時間來，國家和民族的概念都是空的，城頭變幻大王旗終是一家一姓的爭端，無關老百姓什麼事，但在洋人觸及到自己的自身利益後（指洋人在三元里抗英事件中的惡行），這兩個概念便有了具體的承載之處，保家即衛國，團練便迅猛的發展起來了。
而太平天國運動，更是對中國傳統結構的一次重塑，原本國家的傳統結構很穩定，因為有士大夫在中間緩衝，中央與地方，官僚體系與半官僚體系的衝突能以很小的代價解決，這個代價是夠不上損壞清朝這艘大船的。
但因為太平天國運動，第一就是對長江流域省份的傳統結構造成了重創，由戰爭波及到的大屠殺紛紛上演，導致了民生的凋敝，大量人口死亡，傳統的社會結構得到破壞，例如湖廣填四川的移民活動，同時改變了幾大省的人口結構及社會結構，這樣的例子紛紛在太平天國運動肆虐過的各個省份上演。
就當時的湖廣兩省來看，長期是一種無政府的狀態，這便造成了大量的秘密結社，它們均填補了政府的空白，而百姓，尤其是地方的士大夫，也對中央政府失去信心，中央權威的失去，即意味著地方勢力的坐大，國家的地方行政單位變成了一個個單獨的行政區域，國家變的割裂開來。
而且，太平天國及其附屬組織還在農民中招納了大批成員，並通過戰爭，贏得了部分百姓的信賴，至少把“聖朝”的權威打落在地，社會遂變的動盪起來。
三元里抗英事件導致團練的勃發，雖僅限於廣州，只涉及到一省，但太平天國運動波及到的範圍就很廣了，差不多是大半個中國，也就造成了團練跟著太平天國的腳步，落腳在大半個中國，並生根發芽。
太平天國運動
而清政府對太平天國運動的應對，則更加深了地方軍事化，軍事地方化的程度。
- 由於朝廷越來越倚重地方勢力，在很大的範圍內，也就是太平天國肆虐的地方，掀起了大規模的“團練”活動，而當時的團練，與之前朝代的還不同，之前朝代的團練，其使命無非是安境保民，衛佑一方鄉梓，而鄉梓，充其量只是一個社區，規模小，而到了太平天國肆虐的時期，團練保衛的規模就在日益變大，而量的增多，最後引起了質變，國家的主要軍事力量逐漸由中央轉到地方，決策重心也隨之而變。
- 朝廷對團練的倚重，同時又因為中央權威的不再，地域主義開始冒頭，什麼叫地域主義，簡而言之就是以地方為重，中央為次，如廣州武裝的團練，肯定以保衛家鄉為第一要務，中央政府即漸漸喪失了對團練的控制，軍事權力一旦失去，那麼一個政權還有多久的壽命？應該是不久了，相應地，就是地方武裝逐漸發展壯大並林林立立，最後即發展成了軍閥，而中國最早的軍閥是哪支軍隊，正是曾國藩的湘軍，而湘軍其實就是大興團練的產物。
- 日益猖獗的“叛亂”，其實也導致了團練變成了維護社會秩序的工具，和平時期國家維護社會秩序靠什麼？無非是靠社會發展的慣性，如宗法制度，鄉紳的合作，地方官，司法機關，暴力機關這些東西來維護，但在戰時，這些東西在“反體制”的叛亂者面前肯定要失靈，那麼只能靠軍隊，靠暴力，才能戚懾地方，保境安民，但眾所周知的是，晚清的中央軍隊，十分糜爛，有入了江南，便雌了雄兒的說法，中央軍隊不起作用，那麼只能靠地方團練，有了這一先決條件，團練逐漸成為維護地方秩序的工具，它的政治地位慢慢變得提高。
寫在最後的話
治權的變質，不管是主動也好，被動也罷，清朝統治者或許都以為，那一方封疆大員不僅會忠於自已的鄉土，宗族，也會忠於賜予他們榮耀的自己，就像朱元璋相信給朱家子孫裂土封疆，他們就能團結在中央政權左右，大明便可千秋萬代了，一樣的一廂情願，恰恰是這些一廂情願的想法或者是把頭深埋在土裡，自已看不到別人便以為別人也看不到自已的行為一樣，導致了國家權利的分散，就像唐亡於藩鎮一樣，清不僅亡于軍閥，還亡於世界潮流的趨勢，而他們反思的，永遠是人卻不是制度，也恰恰是制度的變革造成了最大的“二律背反”式的悖論，一個朝代就這樣草草地結束了，為它衰嗚者不多，竟全是叫好者，這不能說是一種諷刺，更應為今日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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