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遺留的六輔體制對宣武即位後朝局的影響

導語:

北魏宣武、孝明時期,宗室群體開啟了內部鬥爭的局面,皇室近宗與疏宗之間的權力爭奪愈演愈烈。

雖然孝文帝崇尚親疏有別的儒家宗法制度,但是六輔制本身就存在諸多弊處,致使近屬宗王在宣武帝即位之初,形成聯合專權局面,嚴重威脅宣武帝之皇權。宣武帝由此罷黜六輔,臨朝親政,一反其父孝文帝重用近屬宗王的政策。

宣武帝親政之初,由於罷黜六輔體制帶來的嚴重影響,宣武帝並沒有立即對諸王進行處置,而是重新委以諸王要職,使其參與政治決策。隨著皇位的穩固,宣武帝隨即處置諸王。但是宗室群體力量的強大,以及治國需要諸王支持,宣武帝並非一味對近屬諸王採取打壓舉措,而是根據宗王對皇權威脅程度,採取不同的處置方式。

北魏孝文帝遺留的六輔體制對宣武即位後朝局的影響

圖一 北魏孝文帝

在宣武帝即位初期專權的三位皇叔遭到清洗截殺,其餘諸王則依據其身份、才幹給予不同的處置。經過宣武帝的一系列政治舉措,以及孝文諸弟的先後離世,宗室近屬勢力削弱。與近屬宗室力量衰弱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宗室非常旁系的成員借宣武帝處置近宗的機會,得以躋身北魏朝堂,並與近屬諸王展開權力爭奪。隨著皇族疏宗的全面參政,疏屬勢力崛起,成為北魏後期統治集團中的一股強大力量。

伴隨著近屬與疏屬之間的相互爭鬥,北魏宗室群體力量整體削弱。孝明帝后期,近屬宗王雖然全面參與政治,但是宗王並不受太后胡氏重用。隨著宗室群體內部政治鬥爭的展開,宗室力量衰弱,宗室群體分化,北魏王朝亦失去了宗室的拱衛,走向了分裂。

北魏孝文帝遺留的六輔體制對宣武即位後朝局的影響

圖二 北魏地圖

六輔體制

孝文帝設立六輔臣,主要出於兩方面的考慮:一是孝文帝對太子元恪的政治才幹有所顧慮;二是孝文帝懼怕宗室咸陽王元禧、北海王元詳聯合發動軍事政變。因此孝文帝設置六輔臣的主要原因,除了彌補太子元恪才幹不足之外,還在於防範元禧,元詳等宗室諸王奪權。從孝文帝所設六輔人員的構成與宣武帝初年形成的政局,便可以看出六輔格局的最大弊病就在於輔政宗王才千不足,以及其權力不受制約,這也為宣武帝初年宗王專權亂政埋下了伏筆。

宣武帝即位,近屬宗王聯合專權,皇帝與宗王之間的關係急劇惡化。宣武帝朝宗室政策轉變,孝明帝朝宗室群體之間的相互鬥爭,無不與之相關。而六輔體制的弊端也使宣武帝初年近屬宗王專權對此後宗室力量變化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孝文帝設立的六位輔政大臣中,既有漢族士人,又有北魏宗室,表面上似乎建立了漢族士人與鮮卑貴族聯合執政的局面。但是在六輔格局中,宗室佔居四位,漢族士人只有兩人,實際的輔政權力控制在宗室手中,因而所謂"委政宰輔"的實質,是宗室輔助皇室的政治結構。

北魏孝文帝遺留的六輔體制對宣武即位後朝局的影響

圖三 北魏孝文帝

孝文帝從平衡統治集團中各個勢力的角度,對六輔人員的構成進行了全面考慮。咸陽王元禧、北海王元詳分別以太尉與司空身份出任首輔與次輔。漢人王肅為尚書令,具有才幹的任城王元澄、以及宗室疏屬廣陽王元嘉位居左、右僕射。另一漢臣宋弁出任吏部尚書,掌管官員的選拔與任用。在此安排之下,元禧、元詳二人具有最高決策權,元澄、元嘉、王肅、宋弁四人掌控實際的尚書省事務。

孝文帝的這一安排,其目的就是要在北魏朝廷之中,形成漢族士人與北魏宗室共掌中樞的政治格局,而最終的決策權則交由皇弟元禧、元詳二人。這樣既可以保證輔政大臣施政的相對合理,又可以確保實際權力掌控在近屬宗王手中。六輔格局的設置,看似可以長久保持北魏政權的穩定,保證太子元恪皇位不受侵犯,但是由於輔政大臣自身的狀況,致使六輔體格局並沒有起到孝文帝所預期的積極作用。

宣武帝時期近宗勢力的瓦解

宣武帝繼承皇位後,旋即剝奪了宗王權力,臨朝親政。當時統治集團內部政治鬥爭非常激烈,從宣武帝即位到宗王之廢,前後不足兩年。北魏統治集團中,宣武帝、宗室諸王,以及領軍將軍於烈之間,存在著尖銳矛盾。而在諸多矛盾中,咸陽王元禧與於烈之間的矛盾是其焦點與關鍵。

在宣武帝與宗王的鬥爭過程中,於烈是其焦點與關鍵,於烈手握禁衛軍權,他的向背決定著宣武帝與宗王權力鬥爭的勝敗。通過其後政局的變化可知,於烈、於忠父子面對宗王專權,果斷地選擇站在宣武帝一邊,從而致使宗王被廢,失去了參政的資格。

北魏孝文帝遺留的六輔體制對宣武即位後朝局的影響

圖四 宣武帝

於烈與宣武帝結成同盟以及罷黜宗王與於氏一族在北魏的政治地位有關,也與孝文帝的臨終安排緊密相關。於烈祖父於慄磾從道武帝拓跋珪建國之時起,便在北魏有著重要地位,於烈之父於洛拔更是太武帝拓跋燾與景穆皇帝拓跋晃時期的重臣,於烈在太和二十三年孝文帝南伐之前出任領軍將軍。可以說於氏一族在北魏朝廷,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孝文帝在其臨終之前,雖兩次要求元勰輔政,但是他對才幹較高的元勰並不放心,並在臨終之際,手詔宣武帝使元勰辭官歸家。宣武帝即位,元禧、元詳專權,宣武帝調任元勰入朝,擔任錄尚書事以掌握尚書省決策權。宣武帝欲通過元勰制衡元禧、元詳二人,但元勰的入朝卻使得三王走向了聯合。

元勰並非沒有覬覦皇位的想法,孝文帝死後,從東宮官屬的行為可以看出,彭城王元勰對皇位的覬覦之心。元勰對東宮的"推誠盡禮",恐怕也是因為元禧在魯陽郡外列兵相待所致。彭成王元勰與咸陽王元禧有著共同控制宣武帝,專斷北魏朝政的政治目的。因而在元禧謀出於烈的過程中,元勰也參與其間。三王欲聯合專斷大政,但是他們卻低估了於烈在北魏朝廷中的地位。於烈雖然不在孝文帝所設六輔臣之列,但是他成為領軍將軍,卻是孝文帝安排後續政治佈局的一個重要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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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宣武帝景陵

宣武帝時期疏宗的崛起

北魏宗室群體內部的一個主要特點是近宗與疏宗力量的起伏變化。宣武帝時期近屬宗王勢力衰弱,宗室疏屬勢力崛起成為了北魏統治集團中的一股強大力量。上至三公、尚書、門下、禁衛系統,下至地方州刺史,都有太和改制中被排擠出中央決策機構的宗室疏屬成員身影。

據不完全記載宣武帝時期宗室疏屬成員任職者共有20人,其中平文皇帝之後5人,烈帝之後2人,昭成皇帝之後4人,道武皇帝之後7人,明元皇帝之後1人,太武皇帝之後1人。20人之中,最高任職者為太武皇帝之後,即孝文帝所設六輔之一的廣陽王元嘉。其中有過中央任職經歷者11人,有過地方任職經歷者12人,中央與地方均有任職經歷者6人,未擔任官職卻受到宣武帝尊崇者1人,於宣武帝永平三年死亡而不知其任官者1人。

北魏孝文帝遺留的六輔體制對宣武即位後朝局的影響

圖六 宣武帝陵宮中的侍臣形象

元珍在宣武帝時期長期任職於北魏禁衛系統,並且出任尚書左僕射參與尚書決策。元孟輝也在幼年便被出任給事中,可見宣武帝對其恩寵。而且元珍是直接參與殺害彭城王元勰的成員,元珍在永平年間受到宣武帝的重用也與此相關。

宣武帝時期,宗室疏屬成員在宣武帝的提攜之下,普遍就任中央商官,參與中樞決策。但獻文六王中有四人被殺,一人死於宣武帝即位之前,只剩高陽王元雍一人。孝文五王之中,京兆王元愉因叛亂被殺,其餘三人遭到禁錮。文成皇帝之後四人,只有安樂王元詮一人有過中央任職的經歷。

由元珍的經歷可以看出宣武帝宗室政策的重大轉變,即宗室疏屬成員勢力的崛起與對近屬宗王的壓制。這一點從元鷙的經歷中也可窺知,在宣武帝統治時期,近屬宗王與疏屬宗室之間的力量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北魏孝文帝遺留的六輔體制對宣武即位後朝局的影響

圖七 北魏帝王禮佛圖

元鷙因為平定近屬宗王咸陽王元禧叛亂之功而獲得爵位,咸陽王元禧之子元坦與元鷙之間的矛盾,便是近屬宗王與宗室疏屬成員對立的表現。宗室疏屬成員借宣武帝處置近屬宗王之機,迅速參與其間爭取自身權益。宗室疏屬勢力的崛起,固然有宣武帝刻意提拔用以壓制近屬的原因,但歸根結底是宗室疏屬成員藉機在奪回孝文帝太和改制中喪失的權益。

孝明帝時期的近宗疏宗對立的局面

孝明帝即位之初,北魏政權握於權臣於忠之手,宗室近屬諸王在於忠的提攜之下,迅速重新迴歸政權中樞。宗室疏屬依靠在宣武帝時期取得的權勢,依然身居門下、禁衛要職。北魏上層統治集團內部,形成了近宗與疏宗共同參政的局面。隨著二者共立朝堂,其鬥爭也逐步展開。

孝明帝即位後,獻文之子高陽王元雍出任太傅、領太尉,孝明帝叔父清河王懌被任命為司徒,廣平王懷亦升任司空,近屬諸王自此重新迴歸中樞。但是在宣武帝時期受到重用的宗室疏屬元昭、元暉、元和、元志等人,依然在北魏朝廷中佔據要職。

隨著近屬宗王重新迴歸權力中樞,宗室群體內部,近屬與疏屬之間的較量也隨之開始。先是權臣於忠聯合宗室疏屬元昭罷黜高陽王元雍,近屬諸王依附胡太后將疏屬排擠出朝堂。而後在胡太后宗室制衡政策影響之下,宗室疏屬元繼、元叉出任領軍將軍,與近屬諸王共居朝堂。元叉發動政變,誅殺元懌、拘禁胡太后,高陽王元雍又聯合胡太后,罷黜元叉。幾經波折,北魏宗室群體亦在不斷的政治鬥爭中逐步走向分化。

北魏孝文帝遺留的六輔體制對宣武即位後朝局的影響

圖八 影視劇中的胡太后

近屬宗王掌權並對宗室疏屬進行壓制,權勢日增,胡太后為了防止宗王權力過大而威脅自身,遂採取宗室群體之間相互制衡策略用以鞏固統治。隨著胡太后對宗室疏屬元繼、元叉父子的重用,宗室疏屬與近屬之間又一次形成了相互對立的局面。

孝明帝即位後,執掌北魏權柄者數易其人,均與宗室內部的矛盾與鬥爭緊密相連。元叉政變成功,元懌被殺,中山王元熙起兵失敗,而後高陽王元雍又協助胡太后罷黜元叉取得成功,表明北魏宗室近屬與疏屬之間的鬥爭,最終以近屬宗王勝利而結束。元懌與元叉之間的鬥爭可以從元叉政變是宗室近屬與疏屬成員爭奪權益的結果中看出,其中既有胡太后宗室制衡政策的影響,也隱含著宗室近屬與疏屬之間的權力爭奪。

結語:

宣武、孝明二朝所在的二十餘年間,北魏政權承孝文帝漢化改革之餘緒,又面臨鮮卑保守勢力的反撲。因此,從宏觀上考察,北魏宣武、孝明二朝始終在漢化與鮮卑舊習中往來激盪,以漢化始,以分裂終。就北魏宣武、孝明二朝宗室政治而言,皇室近宗與疏屬之分野,可大體視為漢化與反漢化的不同政治態度。而這兩類人群在政治鬥爭中的沉浮升降,亦可視為北魏後期漢化勢力與反漢化勢力在朝廷中樞權勢消長的表徵之一。

孝文帝的漢化改革,將儒家五服制度與宗室參政相聯繫,使家族倫理觀念應用於政治運作中,遂使元魏帝室近宗,尤其是獻文帝諸子的政治地位得以提升,而宗室遠支在北魏政權中則相對低迷。這一政治格局延續至宣武帝初,直觀的表現便是孝文帝遺詔以其諸弟為輔政大臣以輔弼宣武帝。宣武帝即位之初的政治格局,便是孝文帝改革所遺留的政治遺產。


參考文獻:

《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

《魏晉南北朝史札記》

《北魏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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