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香港作家劉以鬯的《對倒》問世，二十一世紀初，香港導演王家衛的《花樣年華》問世。前者是小說，後者是電影，兩者之間不管是形式還是內容都毫無相似之處。然而，淘氣如王家衛，在《花樣年華》的片尾，出現了這樣幾個字：

劉以鬯是誰？

在香港，劉以鬯先生被稱為文壇“教父”，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他就活躍在香港文學界。他不僅是香港作家，也是報人。他既能寫喜聞樂見的娛樂小說，也能寫只悅己不悅人的嚴肅作品。

開始閱讀劉以鬯先生的作品是通過一些意識流文學小說的介紹和推薦，最初是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後來是法國作家馬塞爾.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還有英國作家弗尼吉亞.伍爾芙的《到燈塔去》。

閱讀意識流文學作品時，總覺得，越是飄忽不定的文字表述越能體現作者靈魂的模樣。美好的東西往往都有很強的防禦性，意識流的隱晦和無解讓很多靈魂望而卻步，或者說不屑一顧。不過，閱讀時，一場正中下懷的“春夢”，遠比一段警句名言來的愉悅。

帶著對“春夢”的期待，又將閱讀的目光移向華語文學世界，在這裡遇見了黃國俊的《度外》、阿乙的《早上九點叫醒我》、還有劉以鬯的《酒徒》。要說最喜歡，一定是《酒徒》。

《酒徒》被譽為“中國首部意識流長篇小說”，主人公博學多識，很有藝術造詣，但在現實生活中卻屢次碰壁。他藉助酒來逃避現實，在半夢半醒之間，他一邊嘲笑現實的種種不堪，一邊又不斷向現實認慫，最終變成一個靠寫世俗小說為生的作家。現實不如意，感情生活也是如此，過分執著自我的藝術世界，以至於他將自己鼓勵在一個狹隘的小世界裡。唯一關愛他的雷老太太自殺之後，他對生活完全失去了信心。

1.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經濟蕭條，內憂外患嚴重。殖民地都市的身份讓香港這個彈丸之地華洋雜陳，長時間和大陸文化血脈的隔絕讓香港失去了應有的文化根基，更嚴重的是高度商業化的社會和不斷膨脹的慾望加深了香港的生存困惑、失落感以及無所歸依的飄零感。

劉以鬯先生的《酒徒》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

有評論家認為，《酒徒》並不是五六十年代香港的縮影，只是對某一類問題的反映。但我們得承認，局部是整體的一部分，局部存在的問題，往往也是整個時代存在的問題，這是一種必然。

工商業社會的快速發展，讓人和藝術逐漸商品化和庸俗化，在這樣的環境中，每個人或多或少都存在著焦慮和惶恐。也有評論家表示，這種情緒是“世界病”，是二十世紀西方文藝思潮的主要特點。很多作家都嘗試在自己的作品中體現出不安、失落、恐懼、焦慮等情緒。

對作家而言，追求真實是一種信仰，也是文學藝術得以發展的根本動力。小說如何才能做到“真實”？這或許是個偽命題，所謂真實，並不存在於作家的作品之中，而是存在於讀者的審視中。作家不必做到真正的“寫實”，不過要誠實的面對自己。

比如，喬伊斯通過小說來探索人的內在的世界，而福克納則喜歡將焦點對準人的靈魂與人的內心的衝突。劉以鬯則選擇了意識流的表現形式，來探索五六十年代香港人的內在的真實。這種真實，有作家劉以鬯自己的情感注入，這也使得《酒徒》這本書有了另一重意義。

意識流文學作品總是顯得有些瑣碎，劉以鬯在寫作《酒徒》的時候，先將主人公至於某個固定的身份或者環境中，而且對這個酒徒的過往、身份、夢想以及重重矛盾進行了詳細的描述。他學識淵博，卻生活困頓，擁有敏銳的藝術嗅覺，卻一直無法逃離痛苦的深淵。

《酒徒》中的主人公總是不停地喝酒，以此來麻痺靈魂，以此來遮蔽內心的掙扎和矛盾。在半夢半醒之中，主人公往返於現實和夢境，意識在這裡成為一場夢。劉以鬯在這個“酒徒”的身上注入了自己的真情實感，甚至讓“酒徒”成為自己的一部分存在。

2.

劉以鬯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香港作家，他是一個具有啟蒙思想的知識分子，面對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劉以鬯自身也有一種深深的無力感。在這個異常繁華的都市逐漸靠向金錢和利益，文學、音樂、繪畫、電影等藝術逐漸走到了邊緣。“酒徒”的那種面對現實的茫然無措便是當時劉以鬯自己的真實情感。

以前總是在娛樂別人的劉以鬯，用《酒徒》這本小說來愉悅自己，他將自己的情感投射到書中人物“老劉”的身上，通過“老劉”，打開了一個意識世界的潘多拉魔盒。

在《酒徒》的序言裡，劉以鬯寫道：現代社會是一個錯綜複雜的社會，在這個“苦悶的時代”裡，“人生變成了善與惡的戰場，潛意識對每個人的思想和行動所產生的影響，較外在環境所能給於他的大得多。”

劉以鬯在這裡肯定了潛意識所能產生的巨大的能量，所以，他選擇了意識流這種表現方式。但是，在《酒徒》這本書中，劉以鬯並沒有讓作品完全西化，他並不排斥使用一些傳統小說的寫作方式，比如，在《酒徒》中，我們可以讀到酒徒對戰爭的回憶，當他面對動盪不安、戰火連連的歲月時產生了一系列意識的流動。在這種流動的意識中，我們可以回到更久遠的年代裡。

酒徒來到香港的大街上，劉以鬯通過酒徒的眼睛來窺探香港，聽見了嘈雜的市井聲響，看見了熙來攘往的人群為了生活而奔忙。他還讓酒徒走進了藝術世界，一個酒徒曾經長久痴迷其中的世界。現實和夢境來回交織，劉以鬯拽著酒徒的衣角，不停地將他拉回現實世界。

《酒徒》中，酒徒老劉的行為並不是空穴來風，他的每一次酒醉，每一次清醒都是對世界的探索。劉以鬯將筆觸集中在酒徒的清醒和酒醉時的狀態中，酒醒時，酒徒需要將自己放在現實生活中來思考自己的境況，需要在人與人之間的爾虞我詐中尋找安身立命的本身。酒醉時，酒徒走進紛繁旖旎的幻象世界裡，在這世界裡，酒徒就像一個勇敢的騎士，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中往來穿梭，自由獨行。

不管是酒醉還是清醒，酒徒面對的都是一次又一次無望的幻想和精神的虛空。

3.

意識和情緒大概是同義詞，在《酒徒》中，我們可以清楚的感覺到情緒上的發洩。這種發洩是一種無力地嘶吼，哽在酒徒的喉管中。密集的意向勾勒出半真半假的世界，形成了一種類似於氤氳的潮溼氣氛。

在酒徒的世界裡，我們可以看見他對宇宙的看法、對世界的看法、對人類以及人類的存在的看法。他的痛苦來源於這些自問自答式的表述中，來自他因為鬱郁不得志而生出的各種“看法”。酒徒眼中的世界是荒唐而不真實的，因為他總是不夠清醒，總是無法認清自己的位置。

劉以鬯在這本小說中，不僅塑造了一個都市裡的失敗者，還有關於香港社會荒誕現實的描述以及人在商業社會中的掙扎和困惑。為了讓酒徒的形象更加飽滿，劉以鬯還塑造了張麗麗、司馬莉、楊露、雷老太、莫雨、麥荷門等各色人物，讓他們擔負著象徵的作用，對酒徒的生存環境進行典型的概括。

在這樣的環境中，酒徒的掙扎會一直持續下去，我們不知道酒徒會選擇快樂著墮落，還是被世俗規則吞噬，變成庸碌之輩。

劉以鬯一定深愛著香港，否則酒徒的眼裡有怎會常含著淚水。他對酒徒的痛苦和扭曲進行了真切的描寫，讓我們感覺到香港這個商業高度發達的都市對文學、藝術的孤立和異化。在《酒徒》這本小說中，酒徒就像法國哲學家讓-保羅·薩特的作品《噁心》中的主角羅根。

薩特在《噁心》中假設了一種疾病，並且指出這種疾病每個人都可能得，因此，羅根丁有時處在不適狀態中會有噁心的感覺。酒徒也是如此，他也得了一種疾病，並且每個人都有可能得，這種疾病就是尋找迷失的自己。這種感覺，在香港導演王家衛的電影中也存在著，只是，王家衛鏡頭下的“疾病”，更像是一種自戀式的表達。

一直很喜歡王家衛的電影，王家衛鏡頭中的香港有一種旖旎的美感，那是一種朦朧恍惚的美。我從未試圖通過王家衛的電影來尋找一個完整的故事，我喜歡的是那種情緒和氛圍。讀完《酒徒》之後，我又找來王家衛的電影，試圖在他的電影中找到類似“酒徒”的人物。

然而這一切都是徒勞。

寫在最後：

劉以鬯曾經在《小說會不會死亡》中寫道：現階段小說的情況是令人擔憂的。有意義的實驗小說甚少出現，大部分地區都出現新小說荒。小說家依舊站在十字路口，可以挽救小說藝術生命的創作方法似乎仍在摸索中。

對於小說創作，劉以鬯始終有一種擔憂，對於種種現實，他清楚，但無力改變，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自己的創作上不斷進行新的開拓。《酒徒》作為劉以鬯的意識流作品，他給香港文學創作提供了新的方向，也讓小說的探索性擁有了更多的可能。

其實，不管是王家衛的《花樣年華》還是劉以鬯的《酒徒》，意識流的詩意都是顯而易見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王家衛就是電影界的劉以鬯，而劉以鬯則是文學界的王家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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