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6月8日，一名在瑞士日內瓦出席裁軍會議的美國外交官突然接到一個蘇聯安保人員——尤里.諾申科的紙條，紙條上的內容大意是尤里想跟美國“代表”取得聯繫。
“代表”是一個情報界的術語，是中情局的意思，這名外交官不敢怠慢，趕緊聯繫了美國駐瑞士大使館第二秘書貝格雷，貝格雷馬上安排了雙方的第一次會面，可當他詢問尤里為什麼會想要跟中情局合作時，對方的回答不禁惹人生疑。
據尤里所述，他因為酗酒，私自挪用公款900瑞士法郎，合計200美元，為了補上這個缺口，他需要些錢，也就是說，他冒著被槍斃的風險跟中情局做交易，只是為了200美元？
貝格雷當然不會貿然相信這種鬼話，他對尤里進行了大量的測試，尤里都應對自如，沒有什麼破綻，但真正讓貝格雷欲罷不能的是，尤里在克格勃第二總局工作，在1962年以前很多年，中情局都沒辦法把間諜打進這個神秘的部門，甚至一度根本不知道有這個部門的存在，現在擺在眼前的，就有一個這個部門的特工，在核實身份的過程中，貝格雷還得知一個更加讓他吃驚的事，尤里.諾申科是伊萬.諾申科的兒子。
伊萬.諾申科生前是蘇聯船舶製造部部長，中央委員會委員，蘇聯英雄，去世後，赫魯曉夫曾親自擔當他的榮譽衛兵，守衛他的棺木，尤里是蘇聯英雄的兒子，如果能招募他為美國做事，這將是中情局絕無僅有的輝煌成就，一個無法讓人拒絕的誘惑。
尤里的回報也非常豐厚。他透露了克格勃追蹤中情局官員和美國外交官的一些間諜技巧和手法，以及怎樣瞞過中情局耳目，在他們辦公地點安放監視器，這都是以前中情局不曾掌握的，一切似乎都在朝著好的方向發展，然而，當貝格雷回總部彙報時，得到機會有幸看到一份他沒有權利看到的機密文件，該文件的內容是1961年發生的一起蘇聯駐芬蘭赫爾辛基大使館叛逃事件，那名蘇聯外交官代號“X先生”，叛逃的過程和尤里.諾申科如出一轍，細節上也驚人的相似，但他是假叛逃，也就是說，尤里把貝格雷耍了。
懊惱的貝格雷回到瑞士，把尤里當成了假叛逃的克格勃間諜，根據中情局處理辦法，把他提供的所有情報歸類為假情報，之所以沒有中止聯繫，主要是想借機把中情局編造的假情報釋放出來，起到迷惑敵人的作用。
事情到此，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可很快事情開始變得複雜起來。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總統被刺殺，中情局鎖定了一個嫌疑人——李.哈維.奧斯瓦爾德，而這名嫌疑人在暗殺事件發生前曾在莫斯科與克格勃試圖取得聯繫，更讓人不敢相信的是，尤里.諾申科在刺殺發生的6個星期後，借回到瑞士執行安保任務時，主動提出與貝格雷見面，他透露說，奧斯瓦爾德刺殺肯尼迪後，上級委派他對其進行調查，也就是說，他可以說明奧斯瓦爾德與克格勃之間的關係。
更讓貝格雷覺得頭疼的是，尤里不想再呆在蘇聯了，他想叛逃，只有到達美國後，他才願意說出有關奧斯瓦爾德的相關情況。
如果尤里是克格勃派來的假間諜，那他此時說要叛逃是什麼意思？又一個騙局嗎？可如果拒絕，中情局負責人將會被扣上掩蓋肯尼迪刺殺案真相的大帽子，相關的人員也要受到無盡的困擾，這是一個燙手的山芋，卻又不得不拿在手裡。
經過艱難的抉擇，中情局還是安排了尤里的叛逃計劃，成功把他接到了華盛頓，但中情局的專家早已判定，尤里是身負克格勃的使命而來，目的是為了打入中情局內部，策反及完善克格勃的諜報體系，為此，尤里遭到中情局嚴密的監視和頻繁而且極其不友好的審問。
1964年4月4日，尤里.諾申科被定為偽叛徒，關進監獄，受盡了折磨，幾次在精神恍惚中，尤里承認自己並不在克格勃第二總局工作，但隨即又說“你們誤會我了”，可當審訊人員想要從他嘴裡撬出更多信息時，他又保持沉默，一言不發。
一連幾年，中情局為了讓尤里說話，專門成立了一個專案組，使盡了所有能想到的招數，都沒能撬開他的嘴，負責此案的貝格雷於1966年整理資料時，有關尤里.諾申科的資料多達900頁，然而，就在大家都以為此事最後將虎頭蛇尾地結束時，意外發生了。
1967年，中情局蘇聯部重組，貝格雷作為副主管，不僅沒有得到提拔，反而被調到了比利時，參與尤里.諾申科案件審理的高級特工要麼被調離，要麼被迫提前退休，有的乾脆被開除，而尤里本人，則一躍成為中情局安全辦公室官員。
這是怎麼回事？尤里到底是不是偽叛徒？他不是聲稱自己掌握肯尼迪遇刺與克格勃是否有聯繫的關鍵證據嗎？那他到底交代了沒有？他是怎麼從囚徒變成“大英雄”的？誰也不知道，在反間諜行當中闖蕩多年的某些知情特工推測這可能是在掩蓋真相，可真相到底是什麼，沒有人能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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