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人民醫院感染科主任何立東的戰“疫”故事

縣人民醫院感染科主任何立東的戰“疫”故事

28年,28天,28000步,在此之前,何立東從未想過28這個數字會在自己的生命裡,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記。

28年

今年是53歲的何立東在縣人民醫院感染科工作的第28年。

在這裡,他經歷從住院醫師、主治醫師、副主任醫師到主任醫師的蛻變,也完成從學生到醫生再到科室管理者的角色轉換。

1月21日,是縣人民醫院感染科整體騰空的第一天。想起17年前非典型性肺炎期間病房搬空的那一刻,何立東記憶猶新,他敏銳地感受到幾位年輕醫生心頭那份短暫的新鮮感,也知道新鮮感褪去後,湧上來的壓力會有多沉重。這樣的心路歷程,他有過,也快要遺忘。只是如今,他已成為這艘“抗疫之船”的掌舵人。

面對未知的疫情,有人心生恐懼,也有人不以為然。在騰空工作中,病人需要評估病情,辦理相應的出院或者轉科手續。有些病人不理解為什麼剛住幾天就要離開:“我是來治病的,病還沒好,為什麼要走?”何立東就帶頭到病房做思想工作,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打動每一位患者。

其實,何立東向來都受到患者們的尊敬。他常年從事感染性疾病相關工作,專注於解決患者們的健康問題,和患者已建立良好的默契。大家但凡有問題:“找何醫生!”同樣依賴他的,還有科室裡的醫護人員們,有無法處理的疑難病例,有需要協調的工作,有疏解不通的心理壓力:“找何主任!”

就這樣,何立東成為患者心目中的健康使者,同事眼中的良師益友。疫情當前,形勢緊迫,何立東第一時間想到的也便是兩個問題:“在情況尚不明朗的當下,如何建立患者的信任?如何增強團隊的信心?”

其實,在新昌第一例新冠肺炎確診患者核酸檢測報告出來之前,何立東就已經察覺到其肺部CT特徵十分符合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的影像學特徵,提前讓大家務必做好防護。陽性報告出來後,在還未明確傳播途徑的當時,何立東身先士卒,負責該患者的每一次轉運,給予他充分的醫療保障和安慰鼓勵。之前在低防護狀態下與患者有過接觸的醫護人員需要隔離觀察,何立東就一一和他們取得聯繫,給他們加油打氣,共渡難關。在他們解除隔離之時,無論是忙碌的白天還是沉沉的黑夜,他都會提前站到病房門口去迎接,給他們送上關懷和溫暖。

28年,沒有讓何立東變得世故,反而愈發堅定他的赤子之心。有過經歷,便竭力去呵護身邊同事周全;正視病毒,亦無畏地站在患者身邊;堅守崗位,一守就是28年。

28天

1月21日,抗“疫”戰鬥打響的第一天,何立東就決心守在第一線,絕不鬆懈。之後,又第一時間向黨組織遞交申請書,積極向組織靠攏。這之後的28天裡,他沒有好好休息過一分鐘,不管是在病房還是在門診,無論是在開會還是在討論,哪怕是在家中甚至躺在了床上,只要一個電話,他馬上就進入戰鬥狀態。

新昌第二例核酸檢測陽性患者來院時已是凌晨2點多,值班醫生張志遠仔細查看肺部CT後,高度懷疑其為新冠病毒肺炎。他想起何立東主任曾反覆強調“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有疑似病例就要聯繫他”,便撥通何主任的電話。剛剛睡下的何立東立刻起身趕到醫院,指示馬上送檢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迅速完善其他檢查。處理完畢,已是晨曦微露,何立東又轉身投入到白天工作中。

24小時在崗的狀態,實實在在考驗著年已半百的何立東。一向身體狀態還不錯的他,開始頻繁地胃痛。休息室裡堆滿食物,他總是忙得來不及吃上一口;午後能來一個泡麵,都是奢侈的享受。戰鬥打響後,為方便隨時到院,他一人獨居在醫院旁。家中尚在讀書的女兒,雖然不清楚父親究竟承擔著怎樣的重任,卻也知道他的辛苦,見不著他,便在手機裡輕輕地說上一句:“爸,注意安全,保重身體!”

相比於何立東對待工作的泰然,家中的夫人十分的不安。每天一大早,她就站到窗口眺望醫院的方向;一到下班時刻,她就打電話來詢問安康。這成為她每日的一件功課,但功課裡的主人公卻只回答同一句話:“現在忙,再說。”

“再說”,成為何立東交給家裡的答案;而“馬上就到”,是他給予科室和患者的承諾。

28天,他以院為家,哪怕身心俱疲,哪怕心力交瘁。在這裡,他為患者診斷治療,與團隊凝心聚力,同病毒正面交鋒。防治指南、疑似病例、負壓病房改造等各種各樣的工作和討論,他一次不落地參與,並每次都給出他作為感染科專家的意見。

“我即使回到家也不放心,不如就待在醫院裡,忙點累點怕什麼。”這一句話,何立東用28天的時間去踐行,無論白天黑夜。醫院領導多次強制他去休息,他就在值班室躺上一會兒,馬上又起身回到工作中。直到第29天的時候,何立東才破例給自己放假一天。可早上一睜開眼,就猛地想起那條去往醫院的路,那條他白天深夜、颳風下雨都匆匆走過的路。

這一天可以不用走,他卻有點不習慣。

28000步

28000步,不是何立東的家到醫院的路程,而是他一天內在兩百多米距離中來回走下的步數。這兩百多米的兩端,是病房和會議室。

“何主任,這裡有個病例需要討論一下。”

“何主任,這裡有個病人需要您看一下。”

“何主任,這裡……”

每天,總有數不完的電話等他接,數不完的事情等他做。平日裡,何立東吃過飯就喜歡走走路,但這段時間手機裡顯示的每日步數,遠遠超過他平時的記錄。

“無心插柳柳成蔭。”何立東笑道。他沒有截圖留念,因為總能到達類似的步數,已經習以為常,覺得沒有必要留下什麼。筆者問他此次戰“疫”中印象最深的事情、感受最大的事情、感觸最多的事情是什麼,他說:“沒印象,不記得。”

28000步只是他腳下的路,而那條心裡走過的路,誰都不知道他究竟走過多遠。只記得,每一次我們在病房,他也在病房;我們在門診,他從門診的窗前來回地走過;我們在家中,仍能看到他在微信上解決各式各樣的問題。

我們知道,他總是在那裡。

新昌組織支援武漢醫療隊的時候,何立東因為年齡關係沒有成行。送別隊員時,他送給她們一個久久的擁抱:“你們安心地去,平安地回,我在這裡。”或許,從新昌到武漢有成百上千個28000步,但只要一聲召喚,何立東也能立刻出現在那裡。

這聽上去如同一個神話,但若干年後,這場艱苦卓絕眾志成城的抗“疫”,又有誰能說不會成為一場神話呢?不過對於何立東而言,旁人如何評說其實並不重要,他只關心,如何繼續做好當下的“掌舵人”。“等到春暖花開,一起去看大海。”何立東和他的同事們暗暗加油打氣。

第30天的時候,何立東又踏上那條熟悉的上班路,又開始一步一步,繼續他的28000步,繼續他的抗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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