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蛋黃的幽旋律
話，大致應該這樣說：在歷史南北朝之前，古人的聊天基本上是文言文，也沒有口語之說。
南北朝之後，尤其唐代以來，語言文化蓬勃發展，口語在民間越來越盛行，於是就與文言文寫的書籍、公文，開始分道揚鑣——不過，二者之間的聯繫卻從未中斷（因為同字同音）。
例如《唐人傳奇》、《宋人平話》，幾乎與現代口語沒啥太大區別。至於四大名著，就是用當時的口語寫的——尤其清代的《紅樓夢》，一些人物的聊天，彷彿就像我們的身邊人！
至於清代的《聊齋志異》，卻是用文言文寫的。蒲松齡故意把口語聽來的狐鬼故事，“翻譯”成文言文——他這樣寫書，是專門給文化人看的（當時百姓識字者極少），以顯示自己有墨水（他曾屢試不中）。另外，也可能是文言著書，篇幅遠少於口語，可以節約出版鈔票。
不論文言還是口語，也不論二者怎樣演變，漢語從來都沒有表達困難的時候。
乒乓球804
古人說話不用文言文，文言文是一種書面語言，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用口頭語言。
一、文言文方便各朝各國文人筆談
在中華數千年曆史中，語言的口語變化非常大，可是文言文卻保持相近的格式。文言文能讓不同語言使用者“筆談”，是一種具有固定格式、卻不會非常困難的溝通方法。
二、口頭語言
隨著歷史變遷，口語的演變，文言文和口語的差別逐漸擴大，“文言文”成了讀書人的專用。
在我國古代，要表述同一件事，用“口頭語言”（口語）、“書面語言”（書面語）來表述，是不同的，比如，想問某人是否吃飯了，用口頭語言表述，是“吃飯了嗎”，而用書面語言進行表述，卻是“飯否”。“飯否”就是文言文，這裡，“飯”名詞作動詞用，意思為吃飯。
品勢怪獸
聊天自古不用文言文。
文言文是書面語，口語是各地方言。
自秦始皇開始要求書同文，就是為了統一書面語，以便於文化的交流和傳承。
不管你說什麼口音，文字都能認識就行。
統一普及官方語言的少，各地日常交流都是用當地方言。
就算如今普通話大力推廣的今天也沒做到統一口語。
我認為今天我們沒有傳承古代的書面語是歷史的遺憾，如果只有少部分人能看懂古籍不利於文化的傳承。
對字的簡化甚至讓我們看不懂古文字，對古文的各種翻譯由於失去傳承太久也失真了。
各種修改版的古籍面世誤導後人。
就連《推背圖》這樣拙劣的作品都被大範圍圍觀。
試想如果劉伯溫能預言這麼多未來，怎麼就沒預料到自己被胡惟庸整死呢。
後世續的太假，但還是有人信。
就連《道德經》這樣的經典也是參差不齊，文言文版本也不一樣，現代釋意的就更沒法看了。
還有流行的《王陽明傳習錄》有些釋意版本的解釋也很牽強。
假使文言文能一直傳承至今，就不會出現這種理解偏差了，我們會很輕鬆的讀懂，就像看我們今天的白話文一樣。
當然我贊成文言文改革，加個標點什麼的無所謂。
字不能改，意要傳真。這樣文化才會廣泛流傳，而不是成為一小部分人研究的熊貓。
孤山老叟
明清時期的普通民眾，口語和現代人已經相當接近了。由於這一時期離現在不遠，大量產生於普通民眾和日常生活的史料保存下來，故而我們可以看到大量用白話寫成的文字。重讀這些文獻，趣味盎然，比起一本正經的典雅文言文記載的歷史，有著非同一般的感受。
這裡貼一篇我看過的極其有趣的碑刻，碑文完全用白話文寫成，用山西話讀出尤為帶感。此碑為現存於山西省晉城市陽城縣北留鎮南莊村的《眾議立碑記名》，講述的是明思宗崇禎五年九月，農民軍主力紫金梁、老回回部進軍至陽城縣沁河流域，襲擊北留、南留等村鎮，並一舉擊潰冀南兵備道王肇生麾下主力、由都司吳必先率領的1500名澤州鄉兵的事情：
大明皇上至壬午年二百餘年，崇禎癸酉劉寇歹亂。七月中賊頭尾一百餘里遠近 ，老天洛雨至多，七月十三下雨，劉寇十五六日就到石遠村邊，一村鄉民俱上五道廟嶺與賊交戰相鬥，鄉兵趕至，劉賊高家窊村邊等到十七，四外劉賊都來打仗，唬的一村人居上在房上與賊相打。眾人逃躲不急，那劉賊刀箭射殺死五百有餘，燒其房屋百間。咱南莊頭一社人等俱躲在西南山中崖洞裡邊避難。有賊滿山中巡走，到乞雨溝口搶騾驢一十八頭，盡行口糧，兵撇了，秋谷全收，小豆全收，全虧谷地逃躲，老天保佑盡興，有殺死咱莊上人。到八月十五，又往河西一掃平池。到九月初日兵道王老爺領陶將官，在言家河嶺上把守，白將官在鞍則圪垠把守，吳將官領兵一千伍百趕至北留九狼墕排下陣勢，又帶小城鄉民三百有餘，止有吳將官領兵使奴武劍。那劉賊世眾，四下違張過來，殺的兵馬吊帽去靴，盡行殺死，止逃出數十餘兵。秋盡，劉賊居下河南、山東攪擾。立冬以後，盡過黃河那邊，止燒揚郡堂房一座，在沒有毀壞。崇禎六年，咱一里主家縣上趙國壁，號臨淵，同領闔里人修寨避難，每一畝做工三日，地糧麥半升，谷一升，誤工一日，折錢六十文入寨工用與。留碑記，恐後人不知。[1]
還有一篇在明末山西地方文獻中頗具盛名的碑文，陽城縣郭峪鎮富商王重新所立的《煥宇變中自記》，對此事記載也頗為詳細。王重新具備相當的文化水平，明清交替之際又以地方領袖自命，其行文已經比《眾議立碑記名》書面語很多，但仍然不脫口語的痕跡：
九月十七日，賊自端氏而來。冀南道王爺諱肇生，山東掖縣人，以鄉科擢用，清廉義勇，天下無雙。屬養兵恤民之計，設處捐餉，開廠造錢。於澤州演武場設壇，拜請吳開先為將，招募義勇、新兵一千五百名，外有報父兄仇者數百人，北留墩前與賊對敵。賊眾兵寡，四面圍合。初用火炮打傷賊數十人，賊勢漸多，寡難敵眾，吳兵大敗，全軍被戮。至如殺死屍骸，王道爺暫著掩埋，以聽人領取。逃出帶傷者僅數十餘人。王道爺備衣衾棺木，親殮吳將屍骸，致祭於澤州南關，甚且附棺痛哭，軍民無不流啼。[2]
再讓我們看看，文采斐然的縉紳是如何記載這件事的。當時沁河流域地方自衛的靈魂人物之一，家在沁河上游，距離北留不遠的沁水縣竇莊村的前兵部尚書張五典長孫、巡按遼東監察御史張銓長子、錦衣衛都督同知張道濬也沒有錯過對這件事的記錄。值得一提的是，紫金梁大軍之所以南下陽城，正是因為他剛在竇莊攻城戰中，被張道濬裝備佛郎機的精銳家丁和鄉兵打的屁滾尿流。
都司吳必先率澤州新兵一千二百人至潤城，復招三百餘人，營南留殺圪堝。稍遠皆山，賊據山，斷薪水路，環逼營。營復近高墩，賊俯射，營破，人無鬥志，雖盡殲。獨必先轉戰五六里，不得路，死。必先，徽人也。有臂力，善騎射，亦頗讀書。初貧，遊，人無禮者。餘哀之，延給衣食，復予百金夠產，介舍親竇明道，迎其父母及妻，遂家敝鄉。餘薦之榆關，必先口辯，得袁視師崇煥歡，遂佐袁。擅殺毛帥文龍，得授都司，餘書絕之。已袁敗，必先竄，人莫知也。閱四年，還。適澤新兵無馭者，鄉紳鹹薦必先。王兵使肇生詢餘，餘力止兵使曰：“必先紙上言，非所經歷，必敗乃事。”兵使曰：“新兵餉皆捐於士民，不許，並無兵矣。諾而抑之可也。”至是塗地，兵使語餘：“悔不聽指，乃如此。”嗟夫！必先亦可謂忠國事矣，然不諳地利，死千五百人，得贖其罪否乎？或者曰：佐殺毛帥，久有死道，今適報之。未可知也。[3]
張道濬詩文飄逸，在明末山西文壇佔有重要位置。他對此事的記載，已經是我們所習慣的極為流利典雅的文言文了。從史料價值來看，張道濬的記載與幾方碑刻相差無幾，都是親歷人寶貴的一手記載，不過，雖然說的都是同一件事，但是找不出一絲一毫民間“拉家常”的感覺。再讓我們看看另一份輾轉而來的重要二手史料，《懷陵流寇始終錄》是如何記載這件事的：
山西賊自沁水轉攻陽城，王肈生以兵救之。客將徽州吳開先渡沁水擊賊於北留墩，殺賊數百，火藥盡，無援，一軍皆沒。賊攻澤州，前參政張光奎固守八晝夜，救兵不至，把總劉通，城破。澤大州也，既破，全省皆震。陽和兵至，賊退入霍州山中。[4]
在明清以前，遺存的文集不多，一手史料不多，我們所能看到的絕大多數對歷史事件的記載，就是這樣冷冰冰的機械敘述了，這是一般人認識中的、以及高中語文考試裡最常見的文言文的形態了。
通過對同樣一件事，不同文本的形成與記載的對比，我們可以看出，文言文記錄的歷史，是如何流變、如何被製造出來的。這樣多重的潤色之後，古人怎麼說話，當然不是我們能在史料上看到的那個樣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