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
一些人在家里或办公室摆放石头，曰：石（时）来运转。
司马迁也讨论过运气，如《史记·佞幸列传》云：“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意思是说：无论多么勤奋的农人，辛劳一年所能获得的收入，总是比不上丰年时的收成。入朝为官的人不论多么尽忠职守，努力工作，其所受重用的程度却总不如遇到良好的机缘，获得君主的赏识，能建立良好君臣关系的人。
《瞑庵杂识》里面，曾国藩遗言云：不信书，信运气。
运气，这个被排除在理性之外的偶然性因素，现代学术界往往视而不见。
一般来说，为了更好地“控制”外部环境，运用理性手段计算出概率，预测可能性，降低运气的影响。譬如说大型户外活动的安排，短期内可以依靠天气预报，但是长期顶多只能查阅历年的统计数据，靠运气的因素多一些。
谈运气，本质上是基于“理性不足”（有限理性、理性欠缺）的。如果在一个事情上“理性具足”，运气的因素几乎没有。
当然，人是“有限理性”的动物，在无法完全掌控外界的情况下，运气就有必要纳入视野。元帝国忽必烈两次征讨日本，均因遭遇台风而失败。日本美其名曰“神风”，二战中的日军为了抵御美国舰队，更是组织了所谓的“神风特攻队”。如果是在现代，台风应当可以预测出来，但是在当时归属于“运气”。拿破仑、希特勒攻打莫斯科，都是“运气”不佳而失败。二战期间的诺曼底登陆，则预测了多种因素。
客观来看运气，可分为先天运气、后天运气。先天运气是指天赋、出身等偶然性因素。后天运气是指有限理性的情况下的偶然性因素。
讨论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崛起的原因，研究者往往认为是地气、文教、经济等因素，几乎不谈运气。事实上，运气的因素比较大。
除了胡林翼、曾国藩、郭嵩焘等少数人是进士出身之外，湘军群体大都是科举考试的失败者，譬如说左宗棠、刘蓉、曾国荃、王闿运等，充满失意、烦闷，改变命运的机会在概率上比较小。刘蓉说：“旧时凿井耕田之子，椎牛屠狗之夫，皆高牙大纛、美衣华屋，以自豪于乡里。”没有太平军兴起，这些人哪有机会成功？
科举考试失败，被排除在“流外”，今日可称作“体制外”。要么，捐官，今日称作“买官”，在当时是合法的。胡林翼初出道时，当江南乡试副考官，运气不佳，出了差错，受到降职处罚；屋漏偏逢连夜雨，运气坏，不久，其父亲因病去世，丁忧回家守孝，更加失去了上升的机会。不甘堕落的胡林翼事后“买官”贵州，干得风生水起之时，朝廷调他到湖南、湖北征讨太平军。乱窜之际，运气来了，湖北巡抚陶恩培自杀，使得胡林翼当上湖北巡抚，是湘军群体中第一个掌握实权的人。
在当时，湖南人谁也没预测出洪秀全会兴起太平军。太平军进军南京，路过湖南。这都是偶然的。对当时的湖南人来说，是运气来了。
朝廷要曾国藩办团练，曾国藩开始还不愿意，是郭嵩焘劝说他坚定信心的。
恰好当时的朝廷缺乏可用之人材，一群“体制外”的人运气来了。魏光焘，出身厨工，连厨师都不是的。刘锦堂，出身农夫。刘长佑，出身拔贡（相当于保送生或推荐生）。
当然，运气来了，也要有本领。没有本领，仅有运气，也干不成事，迟早要失败。
清朝允许地方官建立幕僚制度，一个人本领不大，还可以雇佣一群读书人、有本领的人帮忙办事，避免个人理性不足的局限。
就是这样，一群湖南人崛起来了。
不过，《瞑庵杂识》里面的曾国藩“不信书，信运气”也不完全对，还要信通过理性呈现出来的实力！
在通过理性呈现出来的超级实力面前，运气是无效的，没有侥幸可言。
如何对待外部世界，王船山以《周易》之豫卦之“介石”处之，提高理性持有能力，又谓之“守气”。
当年，中日甲午海战失败之后，只有“湘军”能拯救天下的呼声响起，吴大澂亲率湘军出征，遭遇严重失败。运气，是基于理性不足的情况下的偶然。这次湘军失败，不是运气，而是大概率的必然失败，实力不如人。
在过去，运气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不能讲出来。任何人的成功也不能完全说出来，一旦说出来，就会失去神圣性、道德性，被人摧毁。可见，真正的曾国藩不会讲“信运气”这样的话。
不过，现当代哲学家已认识到了“运气不平等”，提出了“运气平等”与“运气公有”的主张。这是后话。
黄守愚于湘水之畔光明堂
夏历庚子二月二十九日
2020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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