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為人處事，有個著名的江湖準則：無論對什麼人，無論做什麼事，都要刀切豆腐面面光。
所謂刀切豆腐面面光，換一種說法就是懂得四處逢源，八面玲瓏，當江湖局面一片大好時，能夠做到大吃一方，卻也不冷落忽視其他一方；而當敏感的湖面上停著兩條船時，又能夠做到不踏上任何一條船，並且不得罪任何一方。
從江湖行事上講，江湖局面大好時，只要去掉傲氣，懂得居安思危，有謙恭的姿態，事情就好辦，難的是江湖風雨飄搖下中立自處，讓風波自動退去的同時還能做到不得罪任何一方。
在杜月笙幾十年的江湖縱橫中，刀切豆腐面面光的事屢見不鮮，但最大、最有心機城府，也最高明的一次還要說他暮年飄零香港時施出的那一記兩不得罪的“調包計”。
這件事，杜月笙辦得有多隱晦高明呢？
2010年，上海舉辦世博會，賈樟柯導演拍紀錄片，講述上海灘的一百個人，其中就包括杜月笙。為此，賈樟柯採訪了杜月笙的長女杜美如。接受採訪時，杜家長女講到了杜月笙在香港時分別給毛主席和蔣介石寫信的事，但事情的來龍去脈，底細真相她卻完全講錯了，又或者說，杜家長女所講的全是杜月笙故意釋放出的煙霧彈。
客觀地講，在當時的環境下，杜家長女沒有避實就虛的必要，她之所以沒能講出真相，那是因為她像外人一樣讓杜月笙誤導“欺騙”了。
連最瞭解香港杜公館內幕的長女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可見杜月笙這次“調包計”的非同尋常。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下面咱們就來講一講。
1949年前後，上海許多大資本家，特別是大的工商、實業、銀行業資本家，大多數像杜月笙一樣，都選擇了暫居香港，腳踩兩隻船，靜觀時局的變化。杜月笙在上海灘經營多年，特別是在工商金融領域，威望和影響力始終不可低估，因而那一批代表當時中國金脈的上海乃至江浙工商金融鉅子，暫避香港的同時，都在看著杜月笙的舉動。
如果杜月笙選擇迴歸上海，他們多半會追隨；如果杜月笙選擇遠走臺灣，他們多半也會效仿。
這就意味著當時的杜月笙無論是對大陸還是對臺灣，都有著某種特殊時期的戰略價值，因而在那一時期，雙方對杜月笙的誠邀拉攏從未間斷。
對當時的杜月笙而言，落葉歸根是他內心的夙願，但上海灘發生的幾件事，最終還是讓他放棄了迴歸的想法。
一件就是他看到了黃金榮留在上海的處境。這位昔日上海灘的大亨，先是寫下了長篇的“懺悔書”，公開登報謝罪，後又在他一輩子創辦的產業“上海大世界”門前，每天清晨掃馬路。黃金榮的“遭遇”對杜月笙影響很大，據杜月笙的小兒子杜維善回憶，當在報紙上看到這些信息時，杜月笙曾憂慮地說，如果我回到上海是不是也會去掃馬路呀！
另一件對杜月笙產生的影響更大，那就是昔日的小八股黨成員葉焯山、馬祥生因“汪壽華血案”遭到了槍斃。四一二期間殺害汪壽華，是杜月笙一生中最大的心結，在這一段歷史中，杜月笙雖然是被利用的工具，但他最終呈現出來的姿態卻讓他很痛苦，很難洗刷曾經犯下的罪惡。
什麼樣的姿態呢？
雖然不是真正的主角，但也絕非配角。
另一個選擇，遠走臺灣，在杜月笙那裡也非理智的選擇。去臺灣，他最終的結局只有兩個，要麼像夜壺一樣被徹底冷落在床底，要麼像殘渣餘孽一樣遭受打擊。
這就是當時杜月笙的處境，湖面上雖有兩條誠邀的大船，但一條他不敢踏，另一條他不願踏，究竟怎麼才能做到刀切豆腐面面光，既能從容自處，又兩方不得罪呢？
說到這裡，有必要講一講杜月笙身邊的謀士。
有一種說法，杜月笙有三個重用謀士，楊管北、楊志雄、楊度，是為“三楊開泰”。但杜月笙的小兒子杜維善卻說，這種說法看到的只是表面，楊管北和楊志雄只是他父親在實業上的重要助手，而楊度只能算作杜公館的門客，真正能進入杜公館密室，為他父親出謀劃策的其實是這三個人——紹興師爺駱清華、一生摯交錢新之、得意門生陸京士。
面對兩方誠邀，破這道難題的正是杜門三位謀士中的兩位，紹興師爺駱清華和一生摯交錢新之。
駱清華建議杜月笙，委婉推辭不如讓雙方心領神會，讓雙方心領神會還需留下不言自明的餘地，不妨寫兩封大意相同的謝辭信，然後施一個調包計，但有一條，此事必須做成無心之誤，這樣即便哪一方怪罪下來，在臺面上也有說得過去的藉口。
杜月笙聽了駱清華的建議，心領神會地看向了錢新之。
錢新之默契地說，我是上海灘有名的“酒鬼”，此前又多次為杜先生傳遞書信，這出“醉酒誤事”的好戲由我來唱最合適。
杜月笙說，只有委屈錢先生來背這個黑鍋了。
三人定下這一調包計後，杜月笙親自讓秘書胡敘五，擬定了分別給大陸和臺灣的信，兩封謝辭信的內容基本一致，信中先是寒暄地對誠邀表示了感謝，之後便講了最無可挑剔的理由——沉痾復發，哮喘不止，行動不便，難以成行，只得暫居香港。
信寫好，接下來就是最重要的一步，高調放出消息，杜月笙的聯絡信件一向由上海灘著名金融家錢新之負責傳遞，而私底下，錢新之則悄悄地將兩封信調了包，將寫給大陸的信裝進了送向臺灣的信封，將寫給臺灣的信裝進了送向大陸的信封。
信件發出後，一切果然如杜月笙三人所料，大陸和臺灣看到調過包的謝辭信後，知道對方都在爭取杜月笙，而杜月笙不聲不響、不遮不掩地選擇了中間道路，暫居香港，誰也不得罪。因而從此之後，無論是大陸還是臺灣，雙方不再你爭我搶地拉攏杜月笙，曾經的江湖梟雄終於獲得了一份體面的從容。
因為高層人物自然懂得杜月笙調包計的深意，不會聲張問罪，而密謀此事的杜月笙三人事後又三緘其口，所以此事無論是當時還是後來，除了局中人和杜月笙的個別親人，外人幾乎無人知道。
在最後的時光裡，杜月笙之所以向長女杜美如提及此事，用意也是很深遠的，他沒有向杜美如說出真相，而是留下了設計好的煙霧彈，所以若干年後，杜美如回大陸可以講的時候，她便代表杜家表達了深深的遺憾，杜美如說，如果不是當初錢新之醉酒誤事，將兩封信放錯了，他的父親也許就回來了。
對於杜美如所言，即便是很有閱歷的人也頂多會認為杜月笙長女在信口開河，如此重要的事，又是昔日上海灘響噹噹的人物在辦，怎可能犯這樣低級的錯誤。殊不知，這樣的質疑恰是少了一份境界水平，聽到杜美如的這一段口述歷史，真正的明白人一定是沉默之下，會心一笑——
風雨飄搖無易人，
江湖苦心已是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