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來已久，司馬懿都揹負著一個“以狐媚取天下”的千古惡名，以至於史學家呂思勉肯為曹操翻案，卻一再貶損司馬懿。但究竟孰是孰非，一時恐怕難以蓋棺論定。畢竟，我們不能僅以一時一地的一言一行來刻舟求劍般臆測、推定一個人一生的是是非非。
司馬懿（影視形象）
事實也確是如此，司馬懿在勸進曹操、曹丕父子二人的態度上就前後不一。見微知著，此一節就可圈可點，值得玩味。審時度勢、因時制宜，但又深知“經典之大義”、“聖人之明制”，才像是身處曹魏陣營這一複雜多變公司組織之中的司馬懿進退、取捨的根本。
從中層小幹部到核心高管，兩次勸進之時，司馬懿面對的是怎樣不同的公司組織格局？其一熱一冷的不同應對又體現了怎樣的個人在組織中的進退取捨之道？
熱：勸進曹操時不落人後
曹魏陣營的骨幹力量主要來自兩大派別，一派是譙縣、沛國的將帥，堪稱曹氏宗親(《三國志·裴松之注》引《曹瞞傳》：曹操之父曹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其中又以曹仁、曹洪、曹真、曹休以及夏侯惇、夏侯淵等為代表；另一派是汝南、穎川的卿相，“汝穎固多奇士”，又主要以荀彧、荀攸叔侄及郭嘉、崔琰等為代表。而司馬懿則是依附於後者的河內望族。
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戰。
就在赤壁之戰那一年，司馬懿三十而立而初入曹操幕府，此時掌管“選舉”的恰恰是崔琰、毛玠。崔琰是司馬懿長兄司馬朗的生前好友，其慧眼識人，另眼相看年少時的司馬懿。崔琰曾對司馬朗直言不諱，“君弟(司馬懿)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晉書·宣帝紀》)”不僅如此，司馬懿之弟司馬孚也大概因此在同一時期做了崔琰的侄女婿曹植的文學掾。
其實，河內司馬氏世代“伏膺儒學”，其父司馬防“雅好漢書名臣列傳”，而且教子甚嚴(《序傳》：“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根據儒家經傳，事父孝者必然事君忠，所以，可以想見司馬懿對於君臣大義想必也執之甚恭，而司馬懿更是“常慨然有憂天下心”。只是可惜，他比曹操晚生了近20年，以至於當他初登歷史舞臺時，三國鼎立大局已定，不得不依附於人，以伸張平生所學。
不僅如此，司馬懿進入曹操幕府，曹魏陣營裡也早已是人才濟濟，一個蘿蔔一個坑了，任司馬懿“聰朗多大略”，“為非常之器”，卻也一時無用武之地。此時的曹魏公司就像時下一些家族企業的通病，創業團隊中的草莽英雄(譙、沛將帥)和一幫空降的職業經理人(汝、穎卿相)把持著一切，而司馬懿儘管和後者有著近乎“同鄉+校友”的雙重情誼，且識見、能力非凡，卻也無可奈何。
曹營小字輩司馬懿不僅一時看不到出頭之日，而情勢卻又逼著他必須在道義與事功之間做出抉擇———先是曹植失寵了，以至於曹植的妻子(即崔琰的侄女)也藉故以“衣繡”之類的小事被曹操賜死。不僅如此，曹操篡漢的野心也已昭然若揭了，於是，因堅守君臣大義而差點與曹操撕破臉皮的汝穎集團的核心人物荀彧、崔琰也就相繼死於非命了。
荀彧（遊戲形象）
前輩荀彧、崔琰的先後辭世，意味著司馬懿再無折衝、迴旋的餘地，他不能再無動於衷了，必須獨自直面曹操，他必須在事關生死的挺曹還是抑曹的大是大非面前站好隊、表好態。“遭逢際會”，又豈容他隔岸觀火？
所以，儘管司馬懿“常稱書傳遠事，吾自耳目所從聞見，逮百數十年間，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三國志·裴松之注》引《別傳》)”，而董昭建議立曹操為魏公，荀彧就表示異議了，但是，此時的司馬懿卻與荀彧背道而馳，趁孫權上書假意稱臣時，竟率先勸進曹操稱帝，“漢運垂終，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孫)權之稱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謙讓者，畏天知命也。”
對此，週一良在《魏晉南北朝札記》中寫道，“顯系阿諛誇大之詞，此即司馬懿善自保護，以騙取信任之一端也。”當然，司馬懿此時勸進，除了想以此與荀彧、崔琰等人高調劃清界限，向曹操表示忠心之外，想必也想投其所好，坐收擁戴之功，以便獲得重用。
冷：勸進曹丕時不甘人前
如果說此時的司馬懿還人卑言輕、無足輕重，那麼，當曹操去世，曹丕已領魏王、漢丞相印、綬之後，年已不惑的司馬懿(時年41歲)和弟弟司馬孚(在曹植失寵前，已由曹植文學掾轉任太子曹丕的中庶子)已經在曹丕身邊耕耘、經營了許多年，並且深得曹丕信任了。但司馬懿在曹丕圖謀篡位大計時退避三舍了。
司馬懿何以在勸進曹操時不落人後，卻又在勸進曹丕時不甘人前？這一冷一熱、一進一退之間又有何深意呢？
曹丕（遊戲形象）
其實，由曹丕導演的這場“禪代之局”，就像是一出一波三折、起承轉合的多幕劇。對此，《三國志·裴松之傳》引《獻帝傳》言之甚詳，先是左中郎將李伏獻表，陳說當時崇尚一時的所謂“符命”；接著，司馬懿好友陳群等二次建言，說曹丕稱帝乃天意、民心之所向，所謂“歸心向義”；之後，由太史丞許芝再以讖緯之說進一步陳說天命。
群僚爭先恐後地勸進，但是，司馬懿之前卻一直不動聲色，此刻，才肯拋頭露面。即便如此，司馬懿的說辭也絕非像此前的諛臣們一味地曲意逢迎，穿鑿附會些所謂的讖緯、符命之說，他更像是引經據典，以儒家義理，陳說天命，“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今漢室衰，自安、和、衝、質以來，國統屢絕，桓、靈荒淫，祿去公室，此乃天命去就，非一朝一夕，其所由來久矣。……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已至而猶謙讓者，舜、禹所不為也，故生民蒙救濟之惠，群類受育長之施。”
如此想來，當年，在荀彧、崔琰等一干創業舊臣紛紛棄曹操而去的時候，司馬懿適時勸進，對於曹操而言，多少有些雪中送炭的意味。不過，對於司馬懿而言，也許只是一種違心的權宜之計，何況此時漢魏易主禪代之局尚未瓜熟蒂落，即便司馬懿積極勸進，也無關大局，卻可以一結曹操歡心，又何樂而不為呢？但是，當曹丕篡漢已是大勢所趨之時，司馬懿卻又不肯當面邀功，再做錦上添花，這其中是否也可以想見一些司馬懿的處境和心跡呢？
當然，遍覽史籍，但有關司馬懿此刻的心境，大都語焉不詳，不過，司馬懿、司馬孚兄弟向來共進退，所以，也許可以從其弟司馬孚的言語之間，一窺門徑，“孚性至慎……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其實，相較於曹氏父子詩文傳世，司馬懿留存的文字十分罕見，《飲詩》可謂碩果僅存，當時，司馬懿以七十高齡，東征公孫恭，途經河內故里，宴飲鄉親時，如是寫道，“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逢際會，奉辭遐方。將掃逋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武陽。”此一剖白，想必也是司馬懿的真實寫照。但又如詩中所說，遭逢際會，又豈容他隔岸觀火？
其實，當某個組織的領導人足以生殺予奪，而其好惡又掌控、左右著一切的時候，側身其中的每一個個體想必都曾經有過身不由己、言不由衷的場合和情景，而一旦淪落在命懸一線的飄零亂世之中，又有幾人能罔顧生死，兩耳不聞窗外事呢？其實，即便如是，有時候，其言行舉止也並非全然關乎於其個人的道德、品性，一言以蔽之，適時妥協也是生存與發展使然，從這個意義上，來重新審視司馬懿的兩次勸進，也許，會別有一番景緻。
文章出處：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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