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汶口文化的蔓延與父系氏族社會的確立
仰韶文化與大汶口文化之間的交流通道，是由仰韶文化晚期居民男人逃亡而被首先打開的。這一通道的開創，不僅使東、西部文化在山東汶泗流域交會碰撞而導致了父系氏族制度的確立，同時也為整個黃河中下游流域文化的交流開闢了道路，打下了基礎。從而迎來人類社會劃時代的變遷。
當初打開東西通道約在大汶口文化早期的晚一階段，從大汶口文化這時的遺存可以證明，陶器中發現有白衣花瓣紋、弧線鉤連紋的彩陶缽和彩陶盆，以及繪八角形圖案的彩陶盆，這和中原地區仰韶文化的彩陶圖案和技法頗為相似，明顯是受仰韶文化的影響並吸收了仰韶文化的某些元素。進入大汶口文化中期，由於父系制的確立，其族群則以相當快的速度將大汶口文化向周圍輻射。在仰韶文化斷層之前，河南地區一帶的晚期仰韶文化就已經受到大汶口文化的影響了。在河南偃師古滑城遺址的廟底溝二期文化的灰坑中，首次發現有大汶口文化的一件大口圓腹罐和一件斂口罐（見《河南偃師“滑城”考古調查簡報》，《考古》1964年，第1期）。以後在屬於仰韶文化晚期的鄭州大河村三四期（見《鄭州大河村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9年第3期）、禹縣的谷水河二期（見《河南禹縣谷水河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79年第4期）等遺址中，相繼發現了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另外在一些遺址中發現了屬於大汶口文化的墓葬。這都是大汶口文化向仰韶文化滲透的事實跡象。大汶口文化在河南地區的分佈，大都在黃河以南，更進一步說明了汶、泗流域的大汶口文化與仰韶晚期文化之間的交流，起初是沿濟水進行的。
大汶口文化中後期向外輻射加快，晚期時的涵蓋區域已包括山東全境、蘇北、淮北、豫東、豫中，甚至到豫西。其影響更為廣泛，向南直到長江以南的太湖地區（見杜金鵬《關於大汶口文化與良渚文化的幾個問題》，《考古》1992年，第10期），向北已進入遼東半島南部（見《中國古代歷史圖冊》，遼寧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頁），向西及西南一直到達河南洛陽和信陽地區（見武津彥《略論河南境內發現的大汶口文化》，《考古》1981年，第3期，第265頁）。
大汶口文化向南方的輻射及影響是很明顯的，“在吳縣草鞋山，上海崧澤出土的崧澤文化彩陶片，與邳縣大墩子、泰山大汶口、兗州王因等地的大汶口文化彩陶十分相似。大汶口文化在其中晚期則與良渚文化有更密切的交流。譬如，南京北陰陽營H2出土的良渚文化陶尊，無論從造型上，還是從刻劃符號上，都與魯東南大汶口文化陶尊相同。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墓中的彩陶背壺、弦紋玉琮，其形制與大汶口文化背壹、骨雕筒非常近似。良渚文化的陶鬹，其源頭大約也在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向南拓展，其影響可達到太湖地區”（見杜金鵬《關於大汶口文化與良渚文化的幾個問題》，《考古》1992年，第10期）。杜金鵬先生分別就良渚文化玉琮與大汶口文化骨牙雕筒、良渚文化“冠狀飾”及玉鉞與大汶口文化“陶文”、大汶口文化“太陽神徽”與良渚文化“陽鳥山圖”等作了翔實比較，闡明瞭大汶口文化與良渚文化之間的密切關係。並明確指出“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居民都是太陽與鳥之崇拜者”（見杜金鵬《關於大汶口文化與良渚文化的幾個問題》，《考古》1992年，第10期）。
關於大汶口文化向中原方向擴展，武津彥先生已作了較為翔實的論證：
近年來這種大汶口文化的遺存，在河南境內的仰韶文化晚期和河南龍山文化早期的遺址中都有發現。1962年在河南偃師古滑城遺址的廟底溝二期文化的灰坑中，首次發現有大汶口文化的一件大口圓腹罐和一件斂口罐。以後在屬於仰韶文化晚期的鄭州大河村三、四期，禹縣的谷水河二期、鄢陵古城等遺址和屬於仰韶向龍山過渡的谷水河三期以及屬於河南龍山文化早期的孟津寺河南、偃師二里頭、上蔡的十里鋪等五處遺址裡，皆相繼發現了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另外在偃師古滑城、平頂山賈莊、商水章華臺、鄲城段砦還發現了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到目前為止，已發現的大汶口文化的遺存遍及河南省黃河以南的洛陽、許昌、周口、駐馬店和信陽等地區。以上這些發現，不僅為確定仰韶文化、河南龍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之間相對年代的發展序列提供了可資對比的有用材料，而且也為研究這兩種文化的互相交流、互相影響和互相融合等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證據。
在鄭州大河村第三、第四期、鄢陵故城和禹縣谷水河第二期的仰韶文化晚期遺址中出土的大汶口文化陶器，陶質以紅陶為主，其次為灰、黑陶。器形有背壺、斂口尊、斂口盉、高領罐、淺盤豆、斂口罐和深腹罐等。背壺的腹壁一面較平，另一面飾鳥嘴形突紐，兩側有豎鼻，一種形似短頸深腹罐，一種形似長頸圓腹壺，與《大汶口》的Ⅰ式背壺相似；斂口尊為深腹下廣，平底式有圈足，與《大汶口》的Ⅰ式平底尊和Ⅳ式圈足尊相似；斂口盉，上腹微鼓，流較粗，與《大汶口》的Ⅱ式盉相似。高領罐為侈口、圓肩、折腹，下部急內收，小平底，下有圈足，與《大汶口》的Ⅶ式寬肩壺相似；淺盤豆圈足上有四組長條、十字和圓形的鏤孔，與《大汶口》的Ⅳ式細頸豆相似；斂口罐為小口廣肩，下腹瘦削，口部有一凹槽和三個距離相等的器鼻或鳥嘴形突紐，與《大汶口》窯萆上面發現的陶罐很相似；深腹罐，折沿、尖唇、瘦腹、小平底，與《大汶口》的Ⅳ式乙深腹罐相似。其時代約相當於大汶口文化的中期。
禹縣谷水河遺址第三期具有仰韶到龍山過渡的特色。以灰陶為主，約佔55%，次為紅陶和黑陶。陶質較硬，彩繪簡單。大汶口陶器有豆、壺、罐、杯、鬹等。豆為灰陶，有盆形和罐形兩種：盆形豆尖唇沿、深腹、小圈足，與大汶口的圈足尊相近；罐形豆尖唇斂口、圓腹、小圈足，與大汶口的罐形豆相似；長頸壺由灰陶、紅陶或黑陶製成，粗頸、圓腹、小平底，與大汶口的無鼻壺相似；寬肩壺由黑陶製成，侈口、長頸、腹下部急收、小圈足，與大汶口的Ⅱ式寬肩壺相似；深腹罐由灰、紅陶製成，尖唇平沿、淺鼓腹、平底，與大汶口的Ⅳ式乙深腹罐相似；筒形杯，泥質灰陶、直口、深腹、平底，與大汶口的Ⅰ式筒形杯相似；袋足鬹，砂質灰陶、流嘴殘失、腹壁有折稜、下附袋形足，與大汶口Ⅲ式鬹相似。其時代約相當於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之間。
偃師滑城、二里頭、臨汝大張、信陽陽山和孟津寺河南等龍山文化早期遺址中也發現有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如圓腹罐，口部微敞、深腹、下腹外鼓、平底，與大汶口的Ⅱ式平底尊相似；高柄杯，敞口、杯較深、柄較粗，與大汶口的Ⅳ式高柄杯相似；罐形豆，大口、瘦腹、小圈足，與大汶口的Ⅱ式圈足尊相似。其時代約相當於大汶口文化的晚期。
除以上發現的遺址之外，在河南境內還發現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四處。
(1)1962年4月，在偃師古滑城北牆下面發現一座墓葬，墓室長方形，內有人骨架一具，頭向東，隨葬陶器8件，其中屬於大汶口文化的有筒形杯2件，高柄杯和背壺各一件。另外4件是高領罐、小圓罐、小杯和器蓋。
(2)1975年7月，在平頂山市賈莊遺址發現一座墓葬，墓坑為豎穴，內有人骨架一具，頭南足北，仰身直肢，隨葬器有紅陶鬹、長頸壺、粗把豆、圈足尊、高柄杯和筒形杯各一件，另有粗柄豆4件，器形與大汶口文化的同類器相同。
(3)1975年秋季，在商水縣章華臺遺址，於臺地的東北部和東南部發現有完整的人骨架和隨葬陶器。推測是一處大汶口文化的墓地。採集完整的陶器有罐形鼎、鼎形鬹、盤形豆、長頸背壺、寬肩壺、高柄杯、筒形杯和長頸盉等。
(4)1976年春季，鄲城縣段砦村北臺地發現有人骨架和隨葬陶器，採集完整的器形有白陶盉、盤形豆、罐形豆、寬肩壺、高柄杯和圈足杯等。形制與大汶口文化的同類器相同。
以上四處墓葬中出土的陶器，除去滑城有四件屬河南龍山文化早期的以外，其他均為大汶口文化的常見器形。這些陶器以灰陶為主，約佔64.9%；其次是黑陶，約佔18.9%；再次是紅陶、白陶和灰黃陶，各佔5.4%。灰陶可分為淺灰和深灰兩種：淺灰陶土細膩，質地堅硬，表面磨光；深灰的質地稍軟，器壁較厚，有的表面亦經磨光。黑陶多用於高柄杯和鏤孔器皿。紅陶分砂質和泥質兩種：砂質的褐紅色，泥質的橙紅色。白陶含有少量的細砂，質稍堅硬。灰黃陶有泥質和砂質兩種：泥質的器形工整，表面磨光，砂質的器形較小，製作粗糙。主要器形有罐形鼎、盤形豆、罐形豆、粗柄豆、圓腹壺、寬肩壺、背壺、袋足鬹、鼎形鬹、長頸盉、圈足尊、高柄杯、筒形杯、圈足杯和細柄杯等。……這些陶器與大汶口晚期墓葬和西夏侯上層墓葬的同類隨葬陶器大致相同。時代相當於大汶口文化晚期。
上述四處墓葬，分佈在豫東的有兩處，分佈在豫西的有兩處。從河南東部和安徽交界處起，往西經周口、許昌地區，直抵洛陽附近。段砦、章華臺和賈莊所出的隨葬品，都是大汶口文化遺物。滑城墓葬的隨葬品有四件為大汶口文化遺物，另四件為河南龍山文化早期遺物。因此，這四處大汶口文化墓葬的時代應該相當於河南龍山文化早期是沒有疑問的。至於墓葬中出土的大汶口文化陶器，更確鑿無疑地告訴我們，大汶口文化的先民已經來到此地居住和生活過了。
在河南地區仰韶文化晚期遺址中出土的大汶口文化陶器數量很多，其分佈僅限於鄭州和禹縣以東地區。在仰韶向龍山過渡階段發現的大汶口文化陶器，在數量上又有增加，在器類方面也更多些，而且出現有典型的大汶口陶器如鬹之類。在河南龍山文化早期遺址中，發現大汶口文化陶器的數量較少，器形也僅三四種，其分佈範圍則明顯擴大，已到達洛陽和信陽地區。以上各個階段大汶口文化總的發展趨勢是從東往西、往南，最後一直到達洛陽和信陽地區。大汶口文化在各個階段反映出數量上的變化是由少到多，又由多到少，最後逐漸互相趨於融合（見武津彥《略論河南境內發現的大汶口文化》，《考古》1981年，第3期）。
大量的考古資料表明，河南仰韶文化晚期因大汶口文化的衝擊而衰退；河南龍山文化又因大汶口文化的蔓延而興起。
首先，當東西兩部文化之間的通道被打開以後，兩部文化在魯中南首先碰撞，導致了父系氏族制度的迅速確立，這種制度又隨通道逆流而西，出現一種反饋效應。這種效應對仰韶文化晚期的影響是巨大的，一是促進了仰韶文化晚期的男人革命與逃亡，加速了仰韶文化衰退的進程，使輝煌近千年的仰韶文化在黃河中下游的中心領先地位讓位於大汶口文化；二是大汶口文化確立的父系制度對仰韶文化晚期居民形成了侵蝕和滲透，甚至是統攝。大量的男人逃亡造成生產力銳減，使本來就搖搖欲墜的母系制度在大汶口文化的衝擊下，進一步遭到毀滅性打擊，即使在仰韶文化大面積斷層後留下來的部分殘存居民，最終也被大汶口文化居民已確立的父系制度所同化。這一時期的社會背景當與傳說中的人文初祖——伏羲氏族的崛起和拓展背景相吻合。
接著，大汶口文化居民快速向外擴張和拓展，已不僅僅是以原來的濟水作為唯一的通道了，因為大汶口文化向南的拓展已經到了蘇北和淮北，向西南的拓展至少到了河南淮陽一帶，這種擴展，已不僅僅限於東、西部文化之間的交流，而是將父系氏族的社會制度迅速推向中原。從而造就和帶動了中原龍山文化的全面崛起。這一時期的社會背景當與炎黃蚩尤逐鹿中原進一步形成夷夏分野的背景相一致。
選自《始祖文化濟寧探源》彭慶濤 彭求實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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