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清末天津“混混兒”是中國乃至人類“混混兒史”上的一股清流。試分享兩個小段子：
1. 某兩個地痞混混在一起爭地盤，約好在一個涮肉店談判，邊吃邊聊。後到的混混到了以後，先拿出來一個手榴彈扔到銅鍋的煙囪裡說：咱先吃飯，吃完了再慢慢聊。另一邊見狀直接認慫，自此地盤歸後來的混混所有。
2. 天津過去是京城重要港口，每年都會有皇城運輸米糧的打車經過。據說這時候，就會有混混兒在大街上攔住輛車，讓滿載糧食的大車從自己腿上壓過去，然後等運糧太監給自己接骨，如果在這個過程中混混兒可以做到一聲不吭，接骨之後再站起來再來一句“請太爺賞飯”。那好了，以後他就可以從皇家倉庫按月領一份糧食。多少不詳。但在這個過程中如果他叫了一聲，那所有人都會看他的笑話，太監們也會直接把他扔到臭水溝裡。
以上兩個故事的真實性並不可考，但過去天津衛的“混混兒”鬥狠，卻是一道異常“靚麗”的風景線，火併的兩撥人不求傷敵，但求自殘比狠，什麼徒手進熱油鍋撈硬幣、你敢弄殘自己一隻胳膊，他就敢搗瞎自己一隻眼……這類故事俯拾皆是，那麼，這樣的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今天我們說的混混文化，始於晚清，具體來說，則是1860年後，天津開埠後，天津自此不但成為了閩、廣、寧波等沿海貿易的集散地，還是外國商品與華北商品的集散地。比如當時的《直報》記載，天津當時有當鋪40多家、燒鍋行數十家，大米廠十餘處……各行各業扎堆天津，為天津的城市管理也帶來了極大壓力。與城市繁榮相對應的，1846年時天津的居民大約有20萬人，但到了1903年前後，城市人口已經到了近40萬人。而在新增的大批人裡，有四個職業尤為突出，分別是：商人、店鋪夥計、手藝人/體力勞動者、乞丐。而最早的那一批混混兒，則主要由乞丐構成。
當年的天津本地人並不願意成為乞丐，根據《津門保甲圖說》的統計，本地的天津人如果實在是生活潦倒，會主動選擇靠親戚鄰居逃犯過日子，與之相對應的代價是，本地如果有了紅白喜事之類的需要幹體力的活計，比如打幡兒什麼的，就得他們幹了。而“外地”乞丐就沒那麼容易了：
最早以“自殘”為主要乞討手段的人，是淪為乞丐的僧侶、道士（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津門雜記》中記載了多起僧人通過自殘的方式討要銀錢的記錄，有自斷其手的，有用香燒胳膊的（腦門兒上的不算），但就津門雜記的說法看，這種乞討方式在當時並不是主流，更主流的乞討方式十分直接：
上門要錢，不給？我就砸你東西。反正我一個乞丐賠不起，拉倒官府無非打一頓板子。
比如《直報》就說“河北大衚衕某號古玩鋪忽有乞婦四五人坐鋪前乞食，鋪掌聞言此鋪“包月”，尋常不給分文，乞婦等遂將該鋪古玩砸碎數件。”
這則記載所謂的“包月”，是當時商人應對乞丐的通常辦法，也就是每個月給當地乞丐組織上交4文錢，交了這個錢以後，就不會有乞丐再上門要錢了。只是架不住這幾個乞討婦人並不歸丐幫管轄，遂釀成此禍。
這種所謂的“混混”文化真的很有影響力嗎？其實真的未必。如前文所述，天津外來的新增人口裡，乞丐只是這四種突出“職業”中的一種，這種通過自殘乞討的手段，本質上仍然是屬於社會最底層的一種“表演”，就如同電影《唐伯虎點秋香》中的，乞丐們為了某得一份飯碗，自殘，乃至於將自己不慎弄死，也是家常便飯。
但是，天津真正的幫派鬥爭遠比段子裡殘酷的多。比如在當時，天津不同工人組織之間的幫會，往往為了控制勞動力市場，彼此之間的鬥爭更加慘烈。比如1895年，三處腳行之間的幫會為了爭搶火車站裝貨的生意大打出手，根據《天津歷史資料》的說法，這場鬥爭總共參戰500多人，死傷200多人，說是不死不休，也並不為過。有學者也統計過當時《直報》報道的工人幫會之間的拼鬥，地方覆蓋了天津絕大多數地方，死傷亦十分慘烈。
與之相比，這種通過自殘的方式形成的“乞丐”混混文化，畢竟難登大雅之堂。到了1900年以後，隨著朝廷對乞丐問題逐漸變的重視，比如1902年，清廷下令老人和傷殘的乞丐必須進入貧民收容所；有勞動能力的乞丐則被趕到大街上，逐漸被真正的幫會“收編”，這種通過自殘形成的“混混”文化亦逐漸被廢止。畢竟倉廩實而知禮節，當人們可以通過努力賺取穩定的收入之後，再去“碰瓷”，也就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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