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召開疫情說明記者會後，在推特上使用“中國病毒”（Chinese Virus）指稱新冠肺炎病毒：“美國將強力支持那些行業，如航空行業，他們尤其受到中國病毒的影響。我們將比任何時候都更強大。”
這個表達引起很多爭議，有人指責特朗普的做法會引起種族主義，但也有很多支持的人認為這樣說沒錯，病毒確實來自中國。特朗普的競選對手拜登也回應說，“牆擋不住病毒，種族主義擋不住病毒。”
即使招來很多批評，特朗普依然沒有停止使用“中國病毒”這個說法。就在3月19號的記者會上，記者還拍到了特朗普的演講稿上，特別將Corona劃掉，手寫換成了Chinese。
“中國病毒”的說法錯了嗎？
錯了。
這種做法，不僅不符合世界衛生組織目前推介的傳染病命名方法，帶著明顯的“地域汙名化”色彩；而且，這種將疾病與特定群體聯繫起來的做法，只會讓本來就困難重重的疫情應對再添人為阻礙，把人和病毒之間的攻防，變成了人與人之間的對抗。
那為什麼到今天，這種不合理的做法仍然會滋生和傳播？
因為面對未知形成的恐懼，人們的內心需要替罪，而政治和政客，恰好也需要外面的敵人。
01 被“汙名化”的那些地名
早在2015年5月，世界衛生組織就發佈過一份新型人類傳染病命名建議(Best practices for naming new human infectious diseases)，目的就是為了避免因為疾病名稱，對某些群體造成汙名化，從而產生意想不到的負面影響。
這份報告明確指出了，在疾病名稱中應當避免下面這些特別指涉：地理方位（比如中東呼吸綜合徵、西班牙流感、裂谷熱）、人名（比如克羅伊茨費爾特-雅各布病、恰加斯氏病）、動物或食物種群（豬流感、禽流感、猴痘）、涉及到文化、人口、工業或職業（如軍團），以及煽動過度恐慌的術語（如不明、致命、流行）。
很明顯，“中國病毒”，包括之前媒體使用的“武漢不明原因肺炎”、“武漢肺炎”，其實都在各種程度上不公平地使用了地理標籤，將沒有明確病原體或者爆發原因的疾病和某個地理方位的群體掛鉤。
可能有人覺得，只是找一個名字指代而已，沒有那麼重要。可就是這麼隨意的一次掛鉤，就在無形中完成了一次“地域汙名化”的全部步驟——
第一步，先劃分群體，讓一群人與其他人產生顯著的差異。
病毒雖然是不分區域、國籍和名稱的無差別攻擊，但特朗普卻首先劃分出了中國人和其他人；
第二步，把差異群體和負面特質關聯起來，形成一定的成見，到這裡只要形成“他們”和“我們”的區分，汙名化基本就已經形成。
“中國病毒”，無形中就強調了中國人是病毒攜帶者和傳播者的身份，卻讓人忽略了，不久前中國人還是最主要的病毒感染群體；
第三步，就是產生社會排斥。
按照社會學家戈夫曼的說法，汙名就是“讓個體在人際關係中具有了某種令人‘丟臉’的特徵，這種特徵會使得擁有者獲得‘受損的身份’”。當一個本來完整的人格遭到貶損，下一步就會發現自己毫無理由地變成了社會劣勢群體，受到個人和組織的歧視，甚至可能遭受到敵對。
事實上，這件事情已經在發生，並且越來越糟。從最早語言上的羞辱，到各地亞洲餐廳被砸，在特朗普的幾次講話後，美國的華人直接感受到自身處境的進一步惡化，有的地方的華人，甚至開始了自我武裝和防衛，只是為了應對更極端的情況出現。
02 流行病中的仇外心理
汙名化最可怕的地方，並不是事實的缺席，而是有意引導的偏見。
“中國病毒”不僅僅只是一個簡單的表述和命名問題，我們可以清楚感知其中的責任歸因——
中國就是病毒的源頭，中國要對病毒的爆發負責任。
就在特朗普宣佈美國進入緊急狀態前不久，都還在用非常輕佻隨意的態度談論病毒，比如特朗普在2月27日的白宮記者會還在說：“疫情會消失的，某一天，就像奇蹟般，會消失。”
等到美國迎來的不是病毒的消失而是擴散後，整個社會中民眾的恐慌也達到了高潮。或許是為了合理化在應對公共衛生事件的失守行為，也或許為了緩解不利的選舉局勢，特朗普急迫地需要找到一個替罪羊。所以，我們看到的就是，在科學共同體還沒有對病毒的源頭問題達成共識發聲時，特朗普就率先把新冠病毒的爆發歸咎為中國。
特朗普的做法並不新鮮。
文化歷史學家內爾肯和吉爾曼早在1988年研究瘟疫時就發現，“把疾病和外群體聯繫起來，對外群體進行譴責”，是人類社會應對傳染疾病的常見做法，而且，“譴責一直是讓人們理解以及控制具有神秘性和破壞性疾病的一種手段”。“譴責”是當權者引導汙名化的直接目的，把疾病的爆發標定為“越軌的他人”“咎由自取”的後果，為的是防止內部的責任拷問。
《疾病的隱喻》| [美] 蘇珊·桑塔格 著上海譯文出版社 | 2018年4月 出版
學者蘇珊·桑塔格在她的著作《疾病的隱喻》中就說過：“對瘟疫的通常描述有這樣一個特點，即瘟疫一律來自他處。”
桑塔格舉了梅毒的例子。
在15世紀90年代，梅毒作為一種流行病肆虐整個歐洲時，當時各個國家對梅毒的命名都不一樣，但共通的一點，是他們都把梅毒當作外來的疾病。比如，“對英國人來說，梅毒是“法國花柳病”（French pox）；對巴黎人來說，是“日耳曼病”（morbus Germanicus）；對佛羅倫薩人來說，是“那不勒斯病”（Naples sickness）；對日本人來說，是“支那病”（Chinese disease）”。
你看，就像前面提到的，把疾病和地理方位結合起來，是常見的“地域汙名化”，但這種地理方位的選擇也不是隨機的，往往都會挑選一個鄰近或者有反感情緒的地方，其實就是利用了人們從敵我分明的原始社會保留下來的“仇外心理”。
特朗普很清楚自己如此表達帶來的社會後果，但他想要的，就是在區別彼此的過程中歸咎責任，也在將疾病陰謀化和妖魔化的過程中，增強自己對選民的控制。
特朗普始終不承認自己的說法有問題，就是因為這種汙名化具有隱匿性，是很難發現的。他知道自己傳播的不是一個錯誤信息，而是虛假信息，兩者之間的區別，其實是傳播的意圖。
一個人傳播錯誤信息，可能是因為不知道分享的信息是錯的，但使用虛假信息的人，其實是在故意使用帶著偏見的信息，目的是去誤導大眾。但對大眾來說，虛假信息會被誤以為真，然後開始傳播。
而信息誤導，其實是特朗普和他的團隊的常用策略。今年3月，美國政治記者麥凱·科平斯在《大西洋月刊》發表過一篇調查報道，講述的就是特朗普和他的競選團隊是如何花了數十億美元，利用精準的數據技術建造了一個大型的信息誤導平臺，通過把選民切割分解為成不同的對象群，然後再用量身定製的虛假信息來感染和控制他們，最終贏得2016年的大選，並致力於贏下最近的連任。
特朗普的競選海報
文章中提到過一個和“中國病毒”很類似的場景。為了找到那些支持特朗普孤立主義政策的潛在選民，幫助特朗普進行精準信息投放的公司會問白人男子一個問題：“你是否同意女兒嫁給墨西哥移民。”而那些回答 “同意”的白人男子，會被接著問另一個問題：“您覺得，您是不得不說同意的嗎？”
後面這個問題的目的，其實是想要激發這群人對於政治正確這種約束的不快，然後把這些本來就抱持著種族主義心理的人，推向更極端的社會觀念。
03 因為恐懼，所以需要替罪羊
最後，說說人們面對疫情時，為什麼會那麼容易滑向汙名化這個泥坑，不管是對內還是對外。
簡單地說，因為恐懼，所以需要替罪對象。
在人類社會，這其實也不是什麼新鮮事。從中世紀整個歐洲世界社會運動式的展開歷時幾百年的獵殺女巫活動，到中國古代因為相信剪辮子可以操縱別人靈魂而演變成“叫魂案”，這裡面都充斥著替社會的不安定尋找一個罪替對象的影子，而被挑中的替罪者，往往是弱勢群體或者外來邊緣人。個人的恐慌投射在社會群體中，然後通過迫害替罪者才能緩解恐慌。
到了今天，人類的認知水平已經大大提高，但面對疾病和天災，人類還是會感覺到自己的渺小和脆弱。所以當人們覺得恐慌時，為了適應，也為了自我保護，可能還是會通過譭譽他人，找到自己心理上的優勢地位，從而認為自己不會受到傷害，甚至認為自己所處的社會才是更加合理的。
日劇《療愈內心的傷口》中有這麼一個場景：幸運地躲過了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的日本人，會認為神戶地區之所以會發生地震，其實是因為遭到了天譴，而聽到自己的同胞這麼說，來自神戶的人其實很難接受。
對於這件事，電視劇的主人公，也就是日本創傷後遺症研究先驅安克昌醫生是這麼說的：“說這些話的人，自己一定很害怕。所以只能告訴自己，神戶的人們做了壞事，所以才遭遇了地震，但我們沒有做虧心事，所以不會有事。如果不這麼想的話，害怕也沒辦法了。”
很多時候，人們意識不到自己的汙名化，正是因為這是脆弱人類面對災難不得已的選擇。
所以，面對神秘和強大的病毒，我們在遵循科學指導的各種有效防護措施的同時，更要警惕引發對立和暴力的“社會毒素”，在人與人之間蔓延。
一旦汙名化的源頭出現，它會直接影響到個體的自我認同，然後有著相近認同歸屬的人，就會形成群體情緒，從而產生新的偏見共識。藉著社會網絡，情緒和偏見會進一步擴大，最終形成行動。
汙名化的傳播有很多途徑，如果只是在人際交往和小群體中，我們尚且可以通過人際溝通，去快速修正不良的表述和觀點。
但在今天，在發達的社交網絡上，汙名化的信息可能才剛剛撒播出去，就已經開始發酵，然後作用在個體身上。更重要的，比起早期情緒化、失真信息的傳播，由於人們維護認知統一的本能，後面糾偏信息的傳播也會困難得多。
希望我們能更早地意識到，不是攜帶“中國病毒”的華人，也不是攜帶病毒的武漢人和留學生。在病毒面前，沒有人是孤島，警醒之鐘為所有人而鳴。
閱讀更多 精雕細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