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適逢新中國成立70週年，也是光明日報創刊70週年。70年來，知識分子，是與光明日報聯繫最為緊密的一個群體。其中的名家大家，在各自的領域辛勤耕耘、貢獻卓著。他們的奮鬥歷程，與新中國的發展一路同行，與光明日報也多有相知相交的溫馨故事。
繼《新春訪名家》之後，今日起，本報繼續開設《光明訪名家》專欄，組織多路記者深入全國各地，拜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科技界、文化界發揮重要作用的知識分子代表。我們期待通過與他們的交流，讓更多讀者深入感受這些名家的愛國情懷和奮鬥歷程，呈現大國與大家之間相輔相成、同頻共振的發展歷程。
2019年還未過半，王蒙就先後在《人民文學》《上海文學》《北京文學》等刊物上，發表了中、短篇小說《生死戀》《地中海幻想曲》《郵事》等，並推出新書《爭鳴傳統》（與趙士林對談錄）和《睡不著覺？》（與郭兮恆對談錄）。如此旺盛的創作力，讓不少青年作家都自愧不如。
走進王蒙的書房，一方書桌，兩面書牆，就是他日常的創作環境。“這是我的車間”，他說，“我只要一寫小說，每一個細胞都在跳躍，每一根神經都在抖擻”。提起寫作，已至耄耋的他，立刻容光煥發。
最近幾年，王蒙的創作進入加速期，幾乎每年都有兩三部新作問世，內容和形式也常有新意。這一切，他都歸功於時代和生活的日新月異。“文學本身並不產生文學，只有生活能產生文學。”經過八十五載的沉浮打磨，王蒙不忘自己的來時路。
王蒙的革命之路，開始得很早。11歲，王蒙與北京的地下黨建立了固定聯繫；14歲成為地下黨的候補黨員；15歲當上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幹部。“我從少年時代起，就參與到建設新中國的鬥爭中。”眼見著戰鬥、勝利、曲折、發展，新中國的每一步歷程，王蒙都參與其中，感情炙熱。
1953年，19歲的王蒙，開始動筆創作首部長篇小說《青春萬歲》。那時候，很多文學界的前輩勸告年輕人，創作要先從豆腐塊文章開始。王蒙反其道而行，引發關注。有人問他：你是靠文學天賦還是寫作技巧？“都不是，我靠的是對新中國建立的感動，靠的是新中國開始時的‘所有的日子’。”一腔熱血少年情，開啟了他的文學之路。
20世紀60年代，王蒙下放新疆。十六載風華正茂，拋灑在遼闊雄奇的邊地上。那段歲月裡，他與維吾爾等各族同胞朝夕相處，同勞動、共杯酒、學維語、唱心曲。這段人生旅程給了他豐厚的饋贈——他當時醞釀並創作的小說《這邊風景》，塵封近40年後重修問世，2015年一舉斬獲茅盾文學獎。
對王蒙而言，生活中的一切，皆是創作靈感來源。幾十年中大大小小的人事經歷，全部化進了王蒙的文學中。他書寫政治歷史，創作各種小說、詩歌、散文。他創作的豐富性，在一代作家中堪稱翹楚。新書《睡不著覺？》是他首次跨界與睡眠專家合作的談話式作品。“文學是人學，那醫學更是人學了。”而《爭鳴傳統》，則是“我與趙士林時時碰撞出火花”，王蒙笑道。
王蒙對傳統文化的熱情也與日俱增。近年來，他陸續推出《老子的幫助》《莊子的奔騰》《天下歸仁》《得民心得天下》等著作。解讀列子的著作，也已提上出版日程。“我最近在研究荀子，頗有心得。”王蒙又許下新作之約。
讀者好奇，王蒙的創作生命力為什麼越來越強？“新中國的命運，就是我的創作源泉。”王蒙道出真諦，“70年的新中國探索之路，飽含艱辛，但是它的建樹，也是前所未有、舉世矚目。每個大中城市，每個縣城，每個小村落，都有很大的發展。要討論的話題，永無盡頭。”
作為一個堅定的革命者，王蒙對國家和生活的熱情似乎從未消減。他的老友馮驥才曾說，王蒙從“少年的布爾什維克”成長為“一個清醒的、經過各種磨練的布爾什維克”，其中，既有變也有不變。
作為一個高產的作家，王蒙一直保持著與讀者交流的熱情，各類論壇、讀書會、高校講堂，經常能看到他的身影。“我特別願意和讀者朋友交流，可以不斷更新自己的知識和話語體系，這幾年每年要在各地做講座40場左右。”交流使王蒙保持著旺盛的求知慾和學習力。就在採訪的兩天前，他剛剛結束雲南麗江和湖南株洲的講座回到北京，但交談中沒有流露出絲毫的倦意。
王蒙與記者交流的時候，夫人單三婭在客廳忙著收拾行李。單三婭曾是光明日報的資深編輯，但王蒙說，他與光明日報的緣分，比與夫人的緣分，還要早幾十年。
1979年1月21日，王蒙的《青春萬歲》後記刊登在光明日報上。當他收到報紙的時候，人還在新疆，捧讀的一刻，感慨萬千——這部小說從創作到正式出版，歷經了20餘年的周折，雖然當時還未出版，但這篇後記的刊載，對他意義重大。“那種激動是無法想象的”，他至今猶記。
同年，王蒙回到北京。剛住進招待所，光明日報的編輯就找了來。“那天編輯黎丁來約稿，拿走了我剛寫成的小說《夜的眼》，後來刊登了幾乎一整個版面。”這對剛剛回到北京的王蒙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肯定，因為光明日報很少以這麼大篇幅刊登小說。
那是改革開放初期思想解放的年代，這篇小說在光明日報發表後，社會反響熱烈。當時還在大學讀書的天津作家趙玫讀後深受震撼，她說：“忽然感覺生活與文學在我眼裡不一樣了。”
就這樣，王蒙與光明日報的緣分越來越深。1983年到1987年，王蒙住在距離光明日報社原址不遠的虎坊橋作家樓。“那時候，我投稿連二分錢的郵票都不用貼，過馬路就擱在傳達室，寫上誰誰收。”王蒙笑稱，有人統計過，自己是在光明日報發稿數量最多的作者。
今年適逢光明日報創刊70週年，王蒙感慨良多：“光明日報是一份有品格的報紙，《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意義尤其重大。這份報紙有著豐厚的文化含量和敢為人先的精神，是中國文化生活的標誌之一。它一直與中國各界知識分子有著密切聯繫。”王蒙希望這種精神能夠持續、發揚、光大。
走過與光明日報交往的40年，也走過與新中國同呼吸共命運的70年，王蒙的創作始終飽含新意，從未停止探索的腳步。他的筆觸也一直應和著時代的聲音，敢為人先，永遠青春。
在王蒙的寫字檯上，堆滿了各種古今書籍。他每日創作，閱讀；他每年遠赴新疆和各地，追尋歲月情懷。這位精神矍鑠的作家，一直用行跡與作品，宣告著青春不老、生命不老、文學不老。
他分明還是那個年輕的王蒙。
（選自光明日報：記者 李苑 ；通訊員 馬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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