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朱婧，不少讀者有一種“熟悉又陌生”的感覺。
這位生於1982年的青年作家因《萌芽》成名，在2004年到2007年間差不多每個月都有作品發表，還接連出版了四本小說集。此後，她從南京大學碩士畢業，工作結婚，生了女兒，漸漸少寫，也漸漸消失於大眾視野。
2017年是朱婧“中斷寫作”的第十年。那年女兒入托，她在距離保育園500米的圖書館恢復了每日揹著書包和電腦出入的生活。在申請項目、寫作論文，準備考博的同時，她的寫作也悄然恢復了。去年年底，她的最新小說集《譬若簷滴》由譯林出版社出版。這本書距離她上一本書的出版已經過去十二年了。
新書收錄了朱婧十數年創作中的十幾篇：從早期的《連生》《消失的光年》到中期的《安第斯山的青蛙》，再到最近的《水中的奧菲利亞》《那隻狗它要去安徽》等，其中半數寫於2018年及之後。
“這是我恢復寫作後的第一本書。”近日，朱婧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對我個人來說，它讓我相信我還可以作為一個寫作者繼續下去，並且也許更接近我所期望。”
回望過去種種，如今她相信寫作不只是選擇和被選擇，它還需要一些力量：“這世界上，任何你想正面承認你熱愛的東西，都需要一些力量去認定，去堅持，去為之付出。我曾一直懼怕直面自己和寫作的關係，也是因為怕自己缺乏抵達寫作理想的能力而怯弱。”
朱婧
回顧：《萌芽》的朱婧，有她的文學黃金時代
“80後”作家的文學履歷，似乎很少有能繞過《萌芽》與“新概念”的。
在朱婧高中時期，“新概念”作文大賽已經備受關注。那時她並沒有報名參賽，只是在週末和晚自習時寫寫小文，竟也寫完了數個筆記本。上大學後，她在南京師範大學的寫作課上寫起小說，有時也會得到老師的鼓勵。
真正的發表契機始於大三，彼時臨近保送研究生的考核。當年的考核有一條加分項，加分項裡有一條是創作成果加分。朱婧在圖書館的期刊借閱室選出了自己覺得合適的文學雜誌，其中就有《萌芽》。
2004年，《萌芽》在當年第1期“小說家族”欄目中同時推出了朱婧的兩篇小說《關於愛，關於藥》和《人生若只如初見》，那成為了朱婧在“萌芽系”最早被關注的時刻。在她22歲到25歲的三年裡，她固定給《萌芽》和《布老虎青春文學》供稿，幾乎每月都有作品發表，還出版了《關於愛，關於藥》《惘然記》《幸福迷藏》《美術館旁邊的動物園》四本書。
在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何平看來：“小說家的朱婧，也是‘《萌芽》的朱婧’。朱婧是有自己的文學黃金時代的。”
朱婧對此回應說：“那確實是個人寫作的黃金時代。因為年紀輕，寫作上沒有顧忌，可以自然隨心地寫。且充分的精力帶來旺盛的生產力，寫作速度和打字速度是同步的。但我當時並不知道，我同時在經歷著同時代的年輕作者最好的寫作時代，屬於‘80後’寫作的黃金時代。”
在她的講述中，那個時代裡的讀者和作者一同成長，讀者關注作者亦是在關注自己：“作為作者的‘他’或‘她’替作為讀者的部分的‘我’在經歷，在生活，在通過寫作發出聲音，那種一體感今日可能只能在娛樂愛豆的應援中看到蹤影，當日卻曾經發生在文學的現場。”
那幾年，朱婧也有各種嘗試，比如《許諾的一滴眼淚》、《熊的毛衣》展開幻想性寫作，《許阿姨的窗口》、《粉紅色的故事》書寫市民生活的現實。她說，那些都是充沛的、自由的寫作狀態下的產物，那種狀態對於一個青年寫作者是非常珍貴的，儘管它的成熟會有早有晚。
“對我個人而言，更幸運的是，雖然我也很清楚在早期寫作中存在稚嫩和固化，但早期的寫作給我留下了很多重要的東西。一則，因為《古典女子》，《人生若只如初見》等幾篇，形成的較為鮮明的古典風格，也是給讀者最初的印象和記憶。二則，在早期就找到了屬於自己的語言，形成合適的、穩定的、有一定辨別度的語言風格。這些內容獨立於文本之外給自己未來一些可能，尤其在中斷寫作十年之後重新恢復寫作時，分外具有意義。”
關注朱婧的讀者，總會感嘆她“中斷寫作的十年”。在2017年《現代快報》做的狗年出生作家專題中，朱婧回答了那十年“消失”的原因：“因為我發現自己無法處理寫作之外的事務，所以我逃避了。其實直到這以前，寫作對我來說，我以為是一種選擇——我可以選也可以不選。因為學中文，因為開始寫作也發現能寫，就寫了。後來覺得有困難，有轉型的困難，有和新雜誌建立聯繫的困難，就不寫了。我想我還有一份工，我去做一個老師，和學生一起思考、討論閱讀和寫作，也是好的，且更自由。”
但就在2017年春天，隨著女兒蠻入托，她恢復了寫作。“停歇了很久，感受力的觸發並沒有很難。但因為生疏，一開始會有很多問題，恢復寫作後的第一篇小說《譬若簷滴》其實在語句上改了很多。”朱婧向澎湃新聞記者坦言，“恢復寫作是因為我只會寫，也只能寫，這是我僅有的可能被稱為才能的東西，我已經走到這裡，坦然面對自己和寫作的關係才有機會讓自己更坦然。”
2019年年底，朱婧的最新小說集《譬若簷滴》由譯林出版社出版。
新篇：相比十年前，小說有了很大變化
《譬若簷滴》共收錄了13個短篇，裡面寫到的許多故事細小、平凡且日常，日常到你會覺得，那就是身邊人會發生的故事：
“我只是不能以那種心情結婚。”
“生一個孩子，或者養一隻貓，都是一個道理吧……可能那樣就不孤單了。”
“不管世俗的教條如何規訓我們，總有偏離的時刻，帶著對自己的懷疑，亦希望得到在現世的理想安置，但亦有不能泯滅的‘我’在若隱若現。”
……
南京師範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顧奕俊在書評中寫道：“朱婧依舊在思考那些即將消散於都市上空的情感氣流，但更為重要的是，她渴望能夠給予閱讀其作品的讀者以力量去‘獨立面對某種真實’。”朱婧曾經的學生繆一帆則寫到，支撐起《譬若簷滴》這部小說集的，並非是一個個故事的營構，而是一種寫作的力量，這力量來自於愛。
“我想這兩者結合起來的可能恰是我的小說所想和所能傳達給讀者的一點東西。給讀者以力量去‘獨立面對某種真實’，而這種力量是源於不能放下的愛與希望。”朱婧如是說。她直覺相比十年前，自己的小說有了很大變化，不是因為技巧漸入佳境，而是她把力量和願望都寫進去了。
“2011年寫《天寶》，我覺得自得，因為把一個複雜的故事說得蠻好。現在如果處理同樣一個故事，我不會再用複雜的人物關係和情節，預設的情境，把一切推至圓融動人足矣。我想慢一點，想不怕慢，我要花點時間，給我自己和小說更多一點東西。”
新書同名短篇《譬若簷滴》就是如此，它表面看來是個通俗故事，最早源於朱婧聽來的一個故事——有個女老師，因為丈夫工作在外地，所以常常遭人滋擾，後來女老師跟校長建立一種關係，就沒人滋擾她了。
那段時間，正逢曾靜萍的梨園戲《御碑亭》來南大演出，朱婧很早定好了票，但沒能看成。她後來在優酷看了視頻，其中“避雨”那一段讓她又想起了聽來的那個故事。
“身在縣城學校的竇氏，身在御碑亭內的孟月華，都有難於脫離的具體的困境。她們的故事裡都有一個作為旁觀者的男性角色存在，之於‘竇氏’是作為鄰居的同情她的‘我’，之於孟月華是在御碑亭外為護她清白即使淋雨也不共處一室的柳生春。”
一開始朱婧想寫成一個互文故事，但後來她選擇了簡化，不再著意文中的“我”和竇氏的關係。“一方面，它會更真實，我們多數人無暇深切關注他人的人生；一方面，我想從性別關係的糾纏裡解脫出來。在這個小說裡，故事的中心不再是妖女的流言或者‘我’對她的慾念，其實回到了另一個命題—美如何因其引發的佔有慾而導致自身的悲劇。”
她想表達人們具體的經驗和真實的困惑：“在不同情境裡的相似的女性的受制、美和理想的消亡，它讓這個故事需要更多的不是衝突，是簡淨，像站在御碑亭中的孟月華，與亭外的柳生春之間那一夜無有言語，內心早驚濤駭浪星移斗轉。這動與不動，無言與萬言之間的空間，就是寫作者可以去探尋的地方。”
除了竇氏，新書裡還有許多女性角色，她們往往面容姣好，各有困境，也都有一種特別的韌勁。
朱婧說，她信任女性天然具有的善的自覺和美的能力，希望女性能充分地成長，公平地選擇，首先成為一個獨立完整的人，然後成為別人的妻子，別人的母親。她不反感奉獻，也追慕著家庭的安寧，只是希望這一切是女性自己的選擇，而非被他人賦義。
在《安第斯山的青蛙》裡，她借小說說過這樣的話：“你可以做別人的妻子，或者成為別人孩子的母親，我依舊會支持你；你或者做我的妻子，有沒有孩子並不是頂要緊的一件事情；你或者不做任何人的妻子，你或者選擇更自由的生活，像你以前很多次希望的那樣，去你想去的地方吧，做你想做的事情吧。”
“寫作這段的時候，我其實內心是很傷感的，因為我知道這是近乎理想化的願景。我理解的女性力量是永懷有韌性和希望，不良的處境可以努力去爭取改變的可能，接近內心所信，不是要求無咎也不是要求剛強。”
朱婧還想寫一系列有關東京“美的生活”的散文。圖為東京六本木森美術館 2019跨界展 “貓奧運”。朱婧 攝
願望：建構對生活的另一種闡釋和想象，接近無限接近
今年1月，朱婧在《花城》新發表了小說《先生，先生》。為了這篇圍繞“讀中文系的人”展開的故事，她構思了十月，寫了一月有餘，來回改了數次。
“這真是一次特別艱難的寫作。是我從未經歷的，也是我認為也許早該經歷和必然要經歷的過程。”朱婧說，“在這個過程裡，我和寫作真正的面對，是那種——希望在無限接近的過程中，必然會遭遇的力不能及，力不能及中也有收穫，挫敗和迷失有時會讓你更確信你所想到達，儘管你現在可能不在，你卻以為終究會到達或者接近。這比無知的時候，是另一種不安中的篤定。”
她甚至覺得，如果成型的《先生，先生》對她而言還是一次未完成，她的不安會讓她再次出發，去接近無限接近。“這種時刻，是我在以往的寫作中並未經歷的。一次困頓，一次停滯，也許並不意味著恐懼。這些可能在現在的寫作中產生根本性的新知。”
因為長期的校園生活，她也曾擔心那是否會成為自身的一種侷限。“但是，我應該看到，其實我也可能以另一種專注，去開啟對我更容易接近的世界的探索。”
“生活的內容總是相似的，我們不是像追求個性一般追求‘個’的寫作，一味慕新。真正的‘個’，是寫獨有的‘我’和世界面對的方式。人在人群，若星辰的一顆，卻各有光亮。”她舉例，2019年的大熱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在內容上並不新穎，“關鍵或許不在於生活內容本身，而是感悟的方式和呈現的形式。人的情感需求可以有很多種層次，把握細微的差異，同時釋放想象，是寫作者需要做的事情吧。”
近一年來，朱婧在東京早稻田大學訪學，日常是照顧幼兒、寫論文和寫小說。訪學已結束，最近她剛剛回到南京，建立新的日常。
她透露，自己的寫作計劃有兩個序列：一是家庭觀察，觀察新世代的家庭結構和家庭關係的變化，探討親密關係的種種。這個序列在去年寫出了小說《那般良夜》、《危險的妻子》、《影》，並有《此時晴那時雨》、《葛西》在完成中；另一個序列是“高校書寫”序列，即回到熟悉的世界作另一種打開。這個序列已有小說《水中的奧菲莉亞》、《先生，先生》。
在東京訪學時，她系統讀了日本民藝相關書籍，蒐集相關資料，去了不少美術館和店鋪實勘，於是還想寫一系列散文——有關日本傳統民藝與現代工藝美學，美感生活傳統和現代消費世代結合作用下的東京“美的生活”。
“有關寫作，我只書寫我看到的和理解的生活的一個面向，用我的理解去做文學表達。很多時候，我選擇了體諒，而不是憤怒，不是狂飆突進，但是我未必不欣賞另一種強大的甚至暴戾的力量。寫作的意義在於它可以建構對生活另一種闡釋和想象，試圖無盡接近真理或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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