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雩臺:是風乾臺還是求雨地?(下)韋力撰

​進入宋代,仍有人本持包鹹的解讀方式,比如刑昺在《論語註疏》中註釋“浴乎沂,風乎舞雩”時說:“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與舞雩之下。”


這種解讀直到如今仍然很通行,但是古文經學家卻不這麼看,比如鄭玄說:“沂水出沂山,沂水在魯城南,舞雩在其上。饋,饋酒食也,《魯》讀饋為歸,今從《古》。”(《論語古注·論語鄭氏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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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小徑上行


《論語》一書與其他經學著作類似,流傳後世者版本上有區別,後世將其歸為《古論》和《齊論》《魯論》。鄭玄看到《魯論》上所寫為“泳而歸”,而《古論》上寫為“泳而饋”,他認為《古論》是對的。為此,漢孔安國對曾點所言作出了這樣的解讀:


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歸者,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


孔安國認為曾點所講乃是一場祭祀活動,曾點所說的幾位大人和幾位兒童,其實都是雩祭時的樂人,他們只是涉過沂水,並不是在裡面游泳。而“風乎舞雩”中的“風”字也不是風乾,而是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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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一塊碑


雩祭乃是古人祈雨的一種專用祭典方式,古代是農業社會,能夠適時下雨方能保證農業的收成,所以孔安國認為曾點的志向就是要主持魯國的雩祭活動。他的這個觀點被王充所本持,王充在《論衡》中進一步解釋說:


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為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春秋左氏傳》曰:“啟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啟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谷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使雩失正,點欲為之,孔子宜非,不當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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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的那塊碑


王充這段話的前半部分基本上轉錄了孔安國的所言,他進一步批判了今文經學家的解讀,王充認為周朝的四月乃是正歲的二月,那時天氣還有些寒冷,當然河水也會很涼,這就不能到沂水中游泳,更不可能到舞雩臺上吹乾身體。他認定今文經學家的解讀是不對的,他又引用了《左傳》上的說法以證自己的推論是對的。


那麼孔子為什麼要讚賞曾點的所言呢?王充認為雩祭乃是為了調和陰陽。孔子重禮,他們所處的時代,春天的雩祭可能已經被停掉了,曾點的意思乃是想恢復雩祭之禮,同時他還希望這樣的禮儀搞得很正規,所以曾點的所言受到了孔子的表揚。

但是,曾點的那句話中明確地說“浴乎沂”,將浴字解釋為沐浴似乎更為準確,那如何來把這句話說通呢?唐代的韓愈和李翱在《論語筆解》中解決了這個問題:“‘浴’當作‘沿’字之誤也。週三月,夏之正月,安有浴之理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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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了臺頂


他們從字形上認為“浴”字在傳抄的過程中抄錯了,其實原文乃是“沿”字,“沿乎沂”就沒有游泳那碼事了。清代的俞樾認為這種解讀很有道理,他在《群經平議》中稱:“世傳韓昌黎《論語筆解》皆不足採,惟此經浴字謂是沿字之誤,則似較舊說為安。”


進入宋代,理學興起,周敦頤啟發二程,讓他們去尋孔顏之樂。程顥進一步探討了曾點之樂,他將“吾與點也”這句話拔得很高:“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乎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者,真所謂狂矣。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所以為夫子笑;若知‘為國以禮’之道,便卻是這氣象也。”(《二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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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截面


程顥認為孔子讚賞曾點的所言正是自己所想,這乃是緣於曾點所描繪的景象乃是堯舜氣象,曾點能直白地說出這樣的話,程顥用一個狂字來概括。因為子路達不到這樣的境界,所以被老師笑。


程顥的所言受到了朱熹的讚賞,他在《四書或問》中說:“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雖若止於一身,然以其心而論之,則固藹然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內外之間哉!程子以為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正謂此耳。”


然清代時,漢學盛行,故不少的學者都批評宋儒的所言都是空談,比如程廷祚在《論語說》中首先把宋代理學與魏晉清談相併提,而後稱:“宋人好高論而不肯密察於理,遂謂曾點與聖人同志,又曰便是堯舜氣象,是此章專重曾點而前後記序之詳均無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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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圈護欄未見缺口


程廷祚批評宋儒只在那裡發揮“吾與點也”一句,而不看全章的所講。清代考據學發達,故有些學者開始逐字解讀原文中的一些字詞,比如子路“率而對曰”中的“率”應當作何解呢?翟顥在《四書考異》中認為:


按“率”字,諸字書訓義頗多,獨未有以“輕遽”為訓。若“卒”之讀倉末切者,《廣韻》卻訓“急遽”。皇本作“卒爾”,與《孟子·梁惠王》“卒然”義正相合。今之作“率”,似形近致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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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側狀況


翟顥也是從字形之訛來解讀率字,他認為率字應當是卒字,這樣就顯得子路沒有那麼魯莽。但既然如此,那為什麼“夫子哂之”?劉寶楠在《論語正義》中引用了宋翔鳳對“哂”字之解:


《說文》:“弞,笑不壞顏曰弞。從欠,引省聲。”《說文》無“哂”字,作“弞”為正,“矧”是假藉。凡笑以至矧為度,過此則壞顏,且失容,故曰:“笑不壞顏”,非微笑之謂。曾皙亦以夫子有異常笑,故問之爾。


對於哂字的解釋,大概分為兩派,一是認為哂作譏笑解,另一派則認為當作微笑解。雖然都是笑,但態度卻差異很大。若是前者,那就與當時的語境有些衝突,因為孔子先說了一番話,他讓每位弟子談談自己的志向,子路剛說完就受到他的譏笑,顯然孔子不會這麼做。但若解釋為微笑,就與那三位弟子離開後,孔子跟曾點評價他們的所言相矛盾。既然譏笑和微笑的解讀都有問題,於是宋翔鳳就想出了另一種解讀,他認為哂字既不是譏笑也不是微笑,應當是不失容顏的笑。但這種笑代表了什麼,宋翔鳳並沒有直接點明,但他認為這是一種“異常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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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地處在臺的西面


以上就是古代大家對於曾點之語的解讀,而對於這個故事發生的時間,仍然有著千古的爭論,歸結起來,可分為三種觀點:一種認為四子侍坐發生在孔子周遊列國之前,錢穆就持這種觀點;另一種認為此事發生在周遊列國的途中,林義正等人持這種觀點;還有一種認為此事發生在孔子周遊列國之後,宋代胡仔持此觀點。


三種觀點的推論方式,大致是從孔子這四位弟子的年齡上下手,比如公西華比孔子小32歲還是42歲,按照《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上的說法則為後者,《孔子家語》也這麼說。但公西華如果比孔子小42歲,那麼《論語》上所載的一些事情就無法成立,錢穆先生在《先秦諸子系年》中轉引了清金鶚對公西華年齡問題的探討:


《論語》子華使於齊,冉子與其母粟五秉,即夫子之粟。此蓋夫子為司寇時,故有粟如此之多。又與原思為宰同時,故類記之也。若少孔子四十二歲,則是時方十二三歲,安能出使乎?四字或為三之偽。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此以齒序。冉有少二十九,子華少三十二,序於冉有之下,亦自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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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邊的馬路


金鶚提到了《論語·雍也》中的“子華使於齊”篇,他推斷孔子在做魯司寇時才能有很多糧食,因為孔子任魯司寇時五十出頭,如果公西華比孔子小42歲的話,那他將是一位十二、三歲的孩子,孔子怎麼可能派公西華出使齊國呢?所以金鶚推論,文中的“四”字乃是“三”字之訛。這樣的話,公西華比孔子小32歲,很多事情就好解釋了。而錢穆認為金鶚的推論很正確:“金說甚是。《論語 侍坐章》當在子路為季氏宰之先。今姑以魯定公十一年,時孔子年五十三,子路年四十四,曾皙年當三十許,冉有年二十四,則子華年二十一也。”錢穆推論出四子侍坐這件事應該是發生在魯定公十一年,也就是孔子53歲前。


對於四子侍坐這段故事的考證,還涉及到其他的方面,比如曾點彭瑟之事,有人就認為對於此段話的描寫,就是為了顯現出曾點之狂,因為別的弟子都在遵從老師所言闡述自己的志向,而曾點卻在那裡自顧自地彈瑟。但李零認為:“孔子談話,喜歡有人伴奏。但伴奏是伴奏,不能太吵。”(李零《喪家狗——我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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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的植物


然而也有人說,曾點在那裡彈瑟乃是孔子指使的,方觀旭在《論語偶記》中持這種說法:“《少儀》雲:‘侍坐弗使,不執琴瑟。’則點之侍坐鼓瑟,必由夫子使之。”


總之,《論語》中的這段記載在後世有著各式各樣的解讀,崔述則直言這段記載全是後人偽託的,崔述的觀點在民國時期,甚至在當今也有支持者。但那舞雩臺卻是實實在在的存在,酈道元在《水經注》中就有記載:“沂水北對稷門,一名高門,一名雩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即曾點所欲風之處也。”


看來那時的舞雩臺高三丈,今日所見比酈道元所言略矮,但至少在他所處的北魏時期,人們已經認定舞雩臺乃是曾點所說的那個吹風處。李零在《讀》一文中寫道:“孔廟離雩門最近,雩門外的大小沂河和舞雩臺是孔子和他的學生散步遊玩的地方。這個臺子,位置在小沂河和大沂河之間,臺上有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舞雩壇碑》,過去出土過東漢刻石,方方正正,只刻兩‘麃’字。此臺經考古發掘,確實是個西周遺址,孔子當年見過的舞雩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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