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
董新明
講述我的高考往事，得從1977年夏天開始。
（一）
1977年8月，驕陽似火，蟬聲如織。
是當月下旬的一天吧，傍晚時分，我像往常一樣，從覆滿青草的堤坡上牽起我餵養的小牯牛，把一條麻袋連同當日看過的《人民日報》《湖北日報》一古腦兒鋪在牛背上，縱身一躍，穩穩地坐上，朝向生產隊的牛棚緩步走去。那時，火燒雲正在西天燃燒，彎彎的牛角挑起一輪如血的夕陽，牛蹄彈奏出“踢噠踢噠”的鄉間小調。這樣的畫面刻錄在我記憶的光盤裡,時隔40年，仍沒有褪色，沒有失真。
進了牛棚，我把牯牛牽進圈裡，關上圈門，隨後在它面前放上一堆上午割來的青草。這自然是它的宵夜了。
正忙活間，7歲的小弟找我來了。他說在公社泵站工作的爸爸回來了，帶回幾條魚，晚上煮魚吃。我說“馬上回去”。他朝我瞧了瞧，驚訝地說：“哥，你曬黑了！”我淡淡一笑：“沒事兒！”
1976年7月初中畢業後，我本來考上了鎮上的高中，但秋季開學時我輟學了。我不想繼續讀書的理由很簡單，一是當時鎮上教育環境不太好，讀書也是白搭；二是我回家幹農活，可以減輕家庭負擔，幫家裡還賬。我們家8口人，兄弟姊妹五張嘴，爺爺年邁，母親多病，勞動力少，年年超支，已累欠生產隊三百多塊錢。欠了集體的，總覺得抬不起頭來。回家幹農活，每天掙4分工，按當時的工價每天可掙兩毛八分錢。小小年紀,小小個頭,起早貪黑跟大人一樣幹活。爸爸心疼，就把我帶到一個熟人的理髮店，讓我跟師傅學理髮。哪知爸爸前腳剛邁出門，我後腳就開溜了。我不想學藝！爸爸與爺爺商量，就在距家幾公里外的一所農村高中給我找了個學位，他倆借來一輛板車裝上書桌、行李，帶我去那裡報名。可是當兩位親人拉的板車剛停在校門口，我又抄小路跑了。我鐵了心不讀書！任性的我執意“臉朝黃土背朝天”，頗有一種連九頭牛都拽不回的豪氣和犟勁！一年裡，我在生產隊割過谷，收過麥，挑過秧，推過車，和小夥伴去捉過青蛙，撿過廢品，鏟過馬草，餵過4個月的牛！我似乎鐵心留在農村，重複祖輩和父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簡單生活。
可是，機遇，國家政策帶來的機遇，在1977年秋季，讓我的命運發生了一個重要的轉折。
（二）
這天的晚餐，餐桌上是比較豐富的：有一個魚火鍋，柴火把火鍋燉得咕嚕嚕的響。還有煎雞蛋、辣椒炒瘦肉以及一些夏令蔬菜。一家八口人圍在桌邊吃飯。爺爺和爸爸用小酒杯慢悠悠地喝著酒。爸爸突然笑咪咪的盯著我說：“跟你商量個事兒。農活別幹了，過幾天插班讀書去！”我一愣。爺爺點點頭說：“你是家裡的長子，董家指望你成個文化人哩。”媽媽隨後說，“農村太苦了，能讀書出去就別耽擱。”幾個妹妹聽了，也都拍手說她們寧可不讀，也要把機會留給哥哥。我鼻頭一酸。這時，爸爸一本正經地告訴我，中央下發了文件，全國恢復高考招生制度，農家子弟可以通過考試獲得深造的機會，實現“跳農門”。有機會了，就千萬別放過。吃著爸爸親手做的飯菜，咀嚼著他說的每一個字，我在心裡對自己說：“這次恐怕拗不過大人了！”轉念一想，我在生產隊起早貪黑幹了一年，學習丟了一年，我還跟得上嗎？我囁嚅著嘴唇，說出了自己的擔憂。坐在我旁邊的小弟馬上說：“哥，你學習好，肯定跟得上！”
爸爸呷了一口灑，高興地說：“我明天就去找田校長（本名田世漢，他是我的祖輩，其時任鎮小學校長），請他幫忙落實你插班的事兒。”他喝過酒後，滿臉泛出一片紅色，就像西天的晚霞在熊熊燃燒。
（三）
8月30日上午，爸爸去鎮上的沙道觀中學（後改名松滋四中）辦好了我插班讀高一的手續。本來一學期需繳七塊五毛錢的學費，由於田校長出面幫助，學校破例減免了三分之一。為此，我對母校一直心存感激。1977年秋季，這所高中招生範圍擴大，招了高一新生300多人。學校出通知，31日報到的班級系臨時性的，9月1日高一新生進行入學考試，考試初中的語文和數學兩科，然後按成績重新分班。我在爸爸的帶領下繳費、註冊後，便回了家。由於原先沒打算再讀書，初中的課本全被我“處理”掉了，想溫習一下也無可能。這樣，就忽視了9月1日的入學考試。
8月31日，我幫父母做了一些家務，太陽偏西時分，我去與我餵養了4個月的牯牛“告別”。牛圈裡空空的，堤坡上也不見它的影兒。它去哪兒了呢？原來，這頭在我的精心餵養下一天天健碩的小牛，已經在田地裡“上崗”了。迎著夕陽，它在主人的指令下一聲不響地拉著犁鏵，耕耘土地，播種來年的希望。聽到我的腳步響，牯牛頓然停住，回過頭，痴痴地望著我，眼眶裡盈滿了淚水。我走上前去，輕撫著它那濃密的脊毛，眼裡滿是不捨。當我走到村口大白楊樹下時，那頭牯牛仍久久地目望著我，它靜靜的身影被夕陽的餘暉裁剪得十分清晰。
（四）
9月1日，新生入學考試如期舉行。上午考試、改卷，下午公佈成績，編排班級。我的語文科考了90分，年級第一。這源於我的語文基礎好，輟學在家仍堅持在勞動的間隙讀書看報，積累知識。可是數學就慘啦！初中學過的數學知識全部“還”給了老師，並且暴露出嚴重的粗心、馬虎。怎麼個“慘”？得了零分！學校按分數編班，把語、數兩科都及格的編進快班——一（7）班，語、數兩科總分90分以下、且數學15分以下的則進慢班—— 一（6）班，其餘的200多名同學平均分在一至五班。母校沙道觀中學固守松滋教育的東大門，文化底蘊豐厚，生源比較充足。我這個土生土長的沙道觀人，從小學到初中，一直在這裡接受教育，文化成績原本不錯，可因為輟學一年，竟被“掃”進了6班這個“慢班”。
最初的幾天，我臉上陰陰的，心裡也陰陰的，聽課常常走神。有一天課外活動時，班主任、語文老師吳德先（部隊教員，退伍後回到家鄉繼續任教）把我們40多名同學帶到操場上，齊聚在校園的那棵櫻桃樹下，給我們開導、鼓勁，用現在的新詞就叫“勵志”。吳老師撫摸著褐色的樹幹，講了這棵樹在貧瘠的土地上紮根、雖遭受雷電的打擊仍頑強生長的經歷，激勵我們正視困難，迎頭趕上。末了，他引用俗語，朗聲道：“常言道，‘不怕慢，就怕站’！路在我們腳下，只要堅持去走，就沒有過不去的坎！”吳老師的一番開導，猶如秋日的陽光一樣溫暖。而櫻桃樹上那一串串果子，也被陽光擦得亮晶晶的，似乎是在給我傳遞鼓勵的眼神。
吳老師安排我擔任學習委員，時時激勵我、鞭策我，希望我在班上發揮模範帶頭作用。教數學的庹老師，教物理的李老師，教化學的周老師，他們課餘找我談話，要求我抽空多做題，及時鞏固知識。我便找媽要了一毛錢，去文具店買了幾個練習本，堅持每個星期天額外做一些題，然後交給他們批閱。教英語的杜老師也很喜歡我，每次總是點我領讀英語單詞和課文。在老師們的幫助下我信心很足，進步很大。有一次，我在校門口遇見教物理的李老師，他也是從這所學校畢業，以後被分回母校任教的。他拍拍我的肩膀，親熱地說：“好好幹，爭取進入快班！”我靜靜地點點頭，心中滾過一陣熱流。
（五）
“夢想是一盞明燈，照耀著奮鬥者的前程。”這句勵志語是我送給儋州二中2014級8班、10班學子的。它是我幾十年人生經歷的積澱。在1977年9月—1978年1月這一學期裡，我心頭總有一盞燈亮著，它播撒的光明驅散我失意的陰霾，引領我朝著自己的夢想邁進。
真是天遂人願！當1978年春季開學，我被校長特批由“慢班”6班直升到“快班”7班的時刻，“一勤天下無難事”“勤能補拙是良訓，一分辛苦一分才”“人勤地不懶”這些格言、諺語蘊含的思想，竟是那樣觸手可及！高一上學期統考排名，我的各科總成績進入年級前40名，自然享受了“擢拔”的殊遇。進入7班的第一天，我感覺特別好。課間休息時，打量著對面的櫻桃樹，只見它正在春風裡舒枝展葉，婆娑起舞。我暗想，你是在祝賀我麼？你曾經為我的受挫擔憂過，牽掛過，今天你可以長長的舒一口氣了！
7班是高手如雲的班級，我進了這個班自然不敢懈怠。從高一下學期到高二上學期，一年間，我在班裡保持了中等偏上的水平，並且在年級作文競賽、數學競賽、英語單詞默寫競賽等賽事中，分別拿到了一等獎、二等獎、三等獎的證書。
這一年，我不僅結識了好多學友，而且常常以能成為胡杏芳老師的弟子而自豪。我和胡老師的大兒子在初中階段同學，後來又與她的女兒在高二文科班同學。關於胡老師聲情並茂地教劉白羽散文《長江三日》的情景，她引導我們做閱讀積累的往事，她給我們精心寫班主任評語的細節，等等，我在幾篇散文裡都描述過，這裡不想“炒現飯”。我想寫一點“新鮮”的陳年往事。
記得有一次，胡老師佈置作文題《我的理想》，時間是兩節晚自習完成。看到這個題目，我沒有去寫十分美好的理想，只是把“我”定位於一個新型農民，渴望改變自己“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辛苦狀況，能夠駕駛聯合收割機，先收割，再脫粒，後揚場，禾稈還田。耕田、插秧也全用機械，不再用耕牛，不再費人力。“我”一年裡省下一半時間去旅行，遍遊名山大川，做一名遊俠。我為什麼要表現這一理想呢？因為我有幹一年農活的親身體驗，品嚐過陶淵明“晨興理荒穢，戴月荷鋤歸”的艱辛。我就嚮往中國農民有使用機械、節省體力，過上自由自在生活的那一天！由於有體驗，有激情，我只用一節多課就交卷了。胡老師評閱我的作文時，給了很高的分數，但在後面寫了這樣一段評語：“古人說志存高遠，理想的標杆豎得高，前行的動力才會大。你是一名優秀學生，應該理想遠大。你把自己僅僅設計成一個新型農民，這個目標是不是很窄小？”胡老師的心意我懂，她是指望我這名學生將來有大出息哦。
胡老師對我這個農家孩子成才的希冀，還表現在她為我起先申報文科班潑了一盆冷水。
1978年10月，縣教育局決定：在全縣文科基礎較好的街河市中學（後改名松滋二中）開辦一個文科重點班，學生面向全縣各高中選拔。與我關係很“鐵”的Y同學，很想去試一試。他在7班與我水平相當，理、化優勢不明顯，文科基礎好一些，他想進全縣的文科重點班，指望拼上一年，考個理想的大學。我也有些心動，就和他一起去找胡老師申請。胡老師聽完我們的訴求，說了兩句話。第一句話就是：讀文科前途不大，就業面窄。第二句話就是：安心在7班攻讀，前景燦爛！兩句話擲地有聲，掐滅了我們去異地讀文科的志向。時隔38年，Y同學提及此事，不免對胡老師有一絲抱怨。可在我看來，胡老師用心良苦，作為學生的我們應該理解。
胡老師為了開闊我們的視野，還曾帶領我們徒步去參觀過家鄉的電排站。那是1978年11月的一天，天氣晴好，陽光普照，同學們排成整齊的隊伍向4公里以外的大同電排站進發。到達目的地，一個30多歲的小夥子接待我們參觀。他講了5分鐘的話，幾乎句句話都離不開一個“反正”。參觀完電排站，在返回的途中，幾個愛鬧的“開心果”便模仿起小夥子的口吻，讓“反正”灑了一路。“反正這個電排站是1958年初建的，以後反正經過了兩次擴建”。“說到它的用途，反正有兩種，一是排澇，二是灌溉。”“我20歲就來這裡了，反正已幹了十來年了。”“反正大家從大老遠的地方來參觀，我反正要熱情接待。”“反正我們聽了40多個‘反正’，每人都得了一個‘反正’。”“反正今天收穫不小，‘反正’是記牢了的！”……見我們如此開心，胡老師笑著說：“他一口一個‘反正’，習慣成自然。也是語言貧乏的表現哦！”
7班裡的幾個“開心果”，一下課就相互調侃、取樂。那時沒有電視、網絡，也沒有手機、QQ，甚至可看的圖書都不多。大家“話資”頗少，就拿露天電影開涮，更多的是利用剛學的課文內容。有一天晚上，學校要在操場上放電影，有人打聽片名，7班有個“開心果”便神秘兮兮地說：“很嚇人的片子！”“什麼？”“李（你）剛才死了！”另一個“開心果”馬上否認：“不對，是長江流你屍！”大家哈哈大笑起來。記得學完韓愈的《師說》一文後，大家下課休息，幾個“開心果”見我與一個劉姓同學挨在一起，馬上就“找樂”：“彼與彼年相若也，‘個’相似也……”我與劉同學，我輟學一年，他高一留級，年齡搭在了一起；我倆身高都矮，“個”確實相似。你別說，他們這麼一調侃，讓我對《師說》裡的語句印象特別深。他們的開心取樂，絕無惡意，是枯燥、單調的高中生活的一片花絮，時隔40餘年，餘香猶在。
（六）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7班再好，對於我個人來說，不可能“善終”——隨著理科學習難度的加大，我的“先天不足”愈加明顯。1979年元月，我的高中生活又出現了一次逆轉。
1978年底，學校研究決定，以高二（6）班為班底，組建一個文科班，自願報名，擇優錄取，限額40名。被理科折騰得“精疲力竭”的我和Y同學，趕緊從7班“撤退”，把自己的命運“綁定”在文科之上。
胡杏芳老師這一次亮了“綠燈”，她不再阻攔。
1979年元旦剛過，文科班正式組建。
五十開外的王抒揚老師，任教文科班語文，擔任班主任。
“王老師是你的恩人，沒有他的幫助，就沒有你的今天。你要報恩。”這是我爺爺生前一再叮囑我的話。
“你們倆今天就趕去西齋團山，給王老師祝壽。”這是31年前，王老師60歲生日之際，爸爸交待我與新婚妻子的一句話。
有關王老師踏雪家訪、安置我在他的房間裡暫住、給我餐票去教工食堂“打牙祭”等件件往事，我在緬懷他的幾篇小文裡都已深情地描述。此處我想著重講講另外幾件事。
1979年“五四”青年節來臨之際，學校團委準備表彰一批優秀共青團員，屆時由學校領導授予大紅花。我在預選者名單中。按照評選條件，優秀共青團員除了思想品德好、學習成績好之外，體育成績必須及格。我的體育成績暫時“掛紅燈”，咋辦？王老師找體育組組長周用凱老師想辦法。凱老師（因學校周姓老師很多，以示區別，故用此稱）把我領到操場上問：跑怎樣？我答：跑不快！又問：投擲？答：投不遠！再問：跳高？我笑了：您看呢？凱老師一時茫然了。他四下一掃視，突然手指那棵櫻桃樹旁的竹竿：會爬竿麼？這個過了關，體育算及格。我小時候爬樹捉過知了、摘過桑葚，這點“小技”可能難不倒我！凱老師說：爬竿要限時呢！我說：我練練，您再測！在我“操練”的那天，王老師借來一塊秒錶，幫我計時。見我一次比一次速度快，王老師高興地說：體育及格有望了。在王老師、凱老師的幫助下，我榮獲學校優秀共青團員稱號，佩戴了一朵大紅花。
進了六月，氣溫與高考備考一同“熱”起來，住在簡陋的寢室裡，條件差，只有忍著。有一天午休醒來，我感覺臉部奇癢難受，就用手指搔了幾下，造成病毒感染，臉部立馬腫成了豬八戒模樣。王老師趕緊送我回家去看醫生。醫生說為了儘快消炎，需住院靜養一週。耽誤一週，多大的損失啊！王老師安慰我，在醫院待著，也可以複習。有天晚上，他把一疊文科複習資料送到我病房，還捎給我一本有些陳舊的蘇聯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窗外的花香，手中的書香，氤氳著，醞釀著，令我迷醉。保爾“人，要趕快生活”的勵志名言，讓我周身充滿了力量，平添了信心。返校之後，在幾位老師的指導下，我擠時間學習，備考的勁頭更足了。
（七）
1979年“七月高考”的腳步越來越近了。
7月4日，我回了一趟家，爸、媽做了一些好吃的，給我高考壯行。
7月5日晚，鎮電影院放映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王老師託人給我們幾個住宿生買了電影票，帶我們去看電影，適度減壓。初夏的蚊蟲漸漸多起來。電影散場後，見我們幾個沒有睡意，王老師就帶領大家來到宿舍樓前的櫻桃樹下納涼、拉家常，他揮動芭扇為我們驅趕蚊蟲。陣陣歡聲笑語搖響樹上的串串櫻桃果。那晚王老師陪聊的情景，在我們每個人心中留有深深的印跡。
7月6日，高考的前一天，王老師召集我們十幾個“尖子生”開會，鼓勵大家好好發揮，考出好成績。王老師是湖北鄖陽人，從西齋中學教務主任的任上調入沙道觀中學任教，一度寂寂無名，也許我們文科班的高考成績為他提升知名度關係重大吧。
7月7日，高考如期舉行。第一次經歷全國性的統一考試，外面又有民兵揹著步槍巡邏，我起初有些緊張。見考室坐的都是本校、本班的文科生，都是朝夕相處的“熟面孔”，稍稍平靜一下，我開始輕鬆自如地答題了。考了三天，每天兩科，最後一科是英語。當年英語科目的成績不計入總分。
三天高考過後，我美美地玩了一天，但同時又為高考分數而魂牽夢縈：究竟考出多少分？會不會考上？
大概是8月20日的那一天，烈日當空，蟬噪聲聲。我在家門前與父母一起做磚坯——我們家人多，房窄，急於改造房屋。正在這時，聽見有人喊“董新民”（參加工作後改為董新明）。我迎上前去一看，是學校的謝崇斌老師，他當年分管畢業年級工作。我把謝老師請進簡陋的家裡，遞上一把芭扇，端上一杯涼茶。謝老師興奮地告訴我高考成績，說可以錄取中專，通知明天下午去學校填寫志願。這時，爸、媽和幾個幫忙的親戚進來稍事休息，知道了我的高考結果，也分外高興。一個親戚說：“新民，中專起點低，乾脆復讀一年，明年考個好大學！”爸爸打量了我一眼：“願意復讀麼？”我搖搖頭：“復讀沒把握。”媽說：“可以了，有個鐵飯碗就行了。”
第二天下午，我去學校填志願。我和Y同學商量，直接把“松滋師範”填在了第一志願欄裡。
我的高考分數，當時用小本子抄了一下，後來本子遺失了。直到2015年8月我應聘海南調轉人事檔案時，我才重新查得我1979年的高考成績——
政治47 語文63.5 數學35
歷史73.5 地理50.9
總分：269.9分（英語未計入總分）
40年前的高考成績，在今天的高考學子眼裡，肯定是很寒磣的，甚至會被齒冷。可是，在當年考生數為468萬、錄取率僅為6.1%的競爭激烈的情況下，我憑這個成績錄取中師，已屬不易。填了志願，又到縣城參加體檢之後，接著就是一個多月的耐心等待。
直到1979年國慶節過後，我才得到松滋師範的錄取通知書。爺爺拿著通知書，左看右看，老眼裡滿是喜淚。爸爸做了幾個好菜，一家子像過節似的，其樂融融。雖然沒有寧夏作家季棟樑歷經三次高考，最後一次“及第”，與父親胡喝海飲大醉到互稱“兄弟”的“慘烈”場景，但那天爸爸破例多喝了一杯，爺爺喝得搖搖晃晃的，由我和弟弟扶到床上。
不論其他人如何詬病高考，反正我感謝——高考！
不論其他人如何“冷眼”我的起點學歷，反正我珍惜我的——中師情結！
如果沒有高考制度的恢復，沒有1977年秋的插班就讀，沒有兩年高中生活的辛苦打拼，也就不可能有我的現在。
如果沒有就讀松滋師範的美好經歷，職業生涯中不遇上龔德林、雷松林、王先洪、胡人偉、羅必信、王世發、陳志高等一批高人、貴人，也就不可能有我的今天。
順便開個清單，“炫耀”一下我1981年以來的人生軌跡：
1981年8月——1997年7月，在家鄉沙道觀初中任教語文，任畢業班班主任4屆，任教務主任6年。先後獲得鎮優秀黨員、鎮勞動模範、松滋縣優秀教師、荊州地區德育先進工作者、湖北省優秀教師、楚進教育研究基金“十佳”教師稱號。先後評聘中級、高級職稱。
1997年8月——2003年8月，調入松滋市教育信息中心工作，其間榮獲全市優秀黨員、優秀新聞工作者稱號。
2003年9月—2015年8月，入職松滋市第三中學，任教高中語文，任班主任兩屆，任語文教研組長十年。2009年9月獲評松滋市優秀教師稱號，2010年9月經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喜獲“特級教師”稱號。
2015年9月，應聘海南省儋州二中，成為一名幸福的瓊島築夢人。
假如1977年秋我仍待在農村，或者是去學藝，那麼我的人生軌跡將會是怎樣的呢？
（作者系特級教師、正高級教師，供職於海南省儋州市第二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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