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兩天，美國每天增加10000名確診病例，美國這個上升速度已經是全球第一了。
根據約翰斯·霍布金斯大學截至當地時間3月24日下午3點的數據，美國確診感染病例為51542，比一天前的41708增加了近一萬例，累計死亡人數674。其中，光是紐約州確診病例超2萬人。而紐約州州長表示，這還只是開始而已。
在“抗疫隊長”福奇公開質疑現在的應對措施後，美國聯邦政府還有什麼遏制疫情的“有力措施”？
從目前看，華盛頓多次強調加快疫苗研製。特朗普在3月7日曾說：“很快，我們就有（疫苗）。”
如果孤注一擲，把所有賭注都壓在疫苗上，真的會成功嗎？
44年前，福特政府遭遇了一場慘敗，而且很多情形跟今天華盛頓面臨的很相似。
01 白宮眼裡的法寶
儘管許多國家的科學家正努力開發COVID-19病毒疫苗，但事實上目前並沒有相應疫苗誕生。科學家現實地表示，至少要到明年年中病毒疫苗才會面世。目前，疫苗的動物測試已經開始，還有對人類志願者進行病毒疫苗的測試，但要知道，這種方法是否奏效還需要幾個月的時間。
但是，特朗普政府面對持續每天10000確診病例的增長，壓力山大！股市接連熔斷，表明美國金融和經濟的信心出了大問題。以股市上漲和經濟成績，當做自己執政成果的特朗普政府當前又面臨這大選，怎麼辦？
所以，COVID-19病毒疫苗在白宮眼裡已經不是疫苗了，已經成了“強心針”“萬靈藥”。
在這種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展開了兩手：一方面加快本國的病毒疫苗研製，另一方面不惜與盟友撕破臉，挖德國的“牆腳”搶奪疫苗的擁有權。
不久前，美國媒體稱，“全球疫情恐慌之下，這一次希望是真的來了”。全世界第一支COVID-19病毒疫苗，3月16日打出了第一針，而接受疫苗的是一位已經兩個孩子的中年媽媽。
在美國疫情十分嚴重的西雅圖市，“凱撒醫療集團華盛頓健康研究中心”進行的疫苗試驗中，43歲的Jennifer Haller成為了第一個接種疫苗的人。代號為mRNA-1273的疫苗已經被媒體報道了多次。
作為首個接種疫苗的人，Jennifer只是45個自願者之一。最終將向45名志願者相隔一個月注射兩次劑量。
不過，絕大多數公共衛生官員表示，疫苗可以讓人具有免疫力，因此不會生病。但是，任何疫苗的效力都要花上12個月到18個月才能證實。包括針對COVID-19病毒的疫苗。
因為通常這幾個步驟是必不可少的：第一階段，疫苗上市前先要通過一段時間的動物試驗；第二階段，再在志願者身體上進行試驗。但最近，美國當局允許研究人員直接進行疫苗人體試驗。
雖然，疫苗的研究正在以空前的速度進行著，然而不少專家警告說，這並不能保證它一次就能成功。同時，如果這個疫苗是針對全球範圍的，還要進行更大面積的接種試驗。所以，就算一切順利、 疫苗可以在12-18月之間完成，理論上這已經是最短時間了，但對於當前的疫情來說，還要等很長一段時間。
02 發生在44年前的一場疫情
有人說，如果美國的疫情飆升，人數超過20萬以上，白宮會不會孤注一擲，人為加快疫苗的研製？從目前看，有這個可能。
但是，44年前美國就是這樣做的，結果慘敗！當時福特總統面臨的，跟今天有很多相似之處。突然發現神秘的致命病毒，當年就要進行大選，怎麼辦？
1976年，美國建國200週年，也是福特總統雄心勃勃準備競選連任的關鍵年。
1976年1月，美軍的迪克斯堡大型訓練營又迎來一批美國陸軍的新兵。那一次，約有１.９萬名軍人駐紮在這裡，其中有３２％都是新兵。
２月５日，一名１８歲的新兵戴維·劉易斯在訓練後感到疲乏虛弱。第二天，他的症狀更加明顯了，感到頭暈、噁心、無力、發燒、肌肉疼痛。這些都是流感的典型病徵。在新年那幾天陰冷、潮溼的一週，幾個同來的新兵也表現出同樣的病症。
但是，那裡的美軍指揮官顯然沒有當回事。畢竟是個身強力壯的小夥子，一個流感應該是小問題。軍醫讓他休息48小時，然後在觀察一下。不過，這名新兵覺得自己沒問題。繼續參加了寒冷的冬季的整夜行軍。儘管發著燒，他依然強迫自己前進。
可是，他為自己的大意付出了致命代價。訓練完後，他的流感就轉變成肺炎。第二天，當基地覺得他的症狀開始變得更嚴重，把他送到條件更好的醫院後沒幾個小時，這個新兵就不治身亡。
由於劉易斯很年輕，而且身體健康，不應該死於一般性的感冒，他的死亡引起美國疾控中心（CDC）專家的注意。難道他感染了一種殺傷力極強的流感？
美國每一年都會暴發流感，特點是使成千上萬的人得病，但是傷亡的一般只是60歲以上的老人和身患其他疾病、免疫功能減退、體力衰弱的人。很少見到一個身強力壯的小夥子死於流感。
果然，兩個星期後，ＣＤＣ宣佈劉易斯死於一種新的豬流感，是Ｈ１Ｎ１型病毒的變種，官方將其命名為“Ａ／新澤西／１９７６”豬流感。
一種全新的流感病毒？這讓當時的美國很緊張，因為年底就要大選了。這種病毒的傳染性到底有多厲害？大選的造勢拉票活動都是大規模的人員聚集，會不會有傳染的風險？這種病毒造成的致死率會不會很高？
幸運的是，當時整個迪克斯堡訓練基地只有劉易斯身亡，與他一起有過近距離接觸的其他４名士兵，在經過隔離檢查後均安然無恙。美國CDC的判斷是，病毒並未傳播開。但他們也不敢掉以輕心，通知全美所有醫院警惕任何豬流感病例。
按理說，３月份是流感季節結束的日子，而且只有一個死亡病例，其他地方也沒發現感染，為什麼美國當時如此緊張呢？
原因主要是美國醫學界和政界一直不能安心。當時美國醫學界流行“十年週期律”的說法。即從大流感暴發的週期來看，流感病毒的傳染機理大約每１０年或更長時間就產生一次大的改變，這經常導致一種新型流感病毒的產生，幾乎無人能對這個新“魔鬼”免疫。
美國在１９４６年、１９５７年（全美死亡６萬人）和１９６８年發生的流感疫情都符合這種發作模式。所以，７０年代美國著名的流感專家埃德溫·吉爾博恩就持這一觀點，即流感的全國流行約以１１年為週期。
在ＣＤＣ確認迪克斯堡出現新型豬流感病例的當天，吉爾博恩在《紐約時報》上撰文稱：“自從２０世紀４０年代末以來，全球範圍內的流感大暴發恰好以１１年為間歇期，根據上一次流感暴發的時間，可以推算出下一次流感大暴發可能是在１９７９年，這意味著關注公眾健康的部門必須毫不遲疑地準備應對下一場迫在眉睫的自然災難。”
這種言論讓美國醫學界和政界十分緊張，當時美國媒體都在談論即將到來的新型豬流感。迪克斯堡突然發生的疫情無疑相當於一枚“重磅炸彈”，將人們的擔憂提前引爆了，美國人對流感大暴發極其恐懼。
隨後，1９７６年３月１３日，當時的美國ＣＤＣ主任戴維·森瑟爾向國會提交報告，申請撥款，以研製足夠多的疫苗來為至少８０％的美國人接種，以防這種新型豬流感的擴散。
當時美國的福特政府和議會，對此計劃表示一致支持。因為１９７６年對美國而言是一個特殊年份。這一年不僅是美國建國２００週年，也是總統大選年。另一方面，胡志明在一年前實現了對越南的統一，這表明當時美國對越南政策已經全盤泡湯。
志在連任的福特總統因為越南問題，導致民意支持率比預想的要低。而如果眼瞅著新疫情暴發，福特的支持率明顯會再度降低，連任無望。另一方面，在野黨則希望抓住建國２００週年的民眾愛國熱情，做點成績博得公眾的好感。
所以，府院一致認為，必須提早應對這場新型豬流感疫情，不能影響大選和建國200週年的氛圍。
03 為什麼會是一場慘敗？
當年３月２４日，福特邀請美國有關醫學專家前往白宮對如何應對這場可能暴發的疫情進行一場內部會議。福特的問題是：“美國是否面臨豬流感的暴發？需要進行全民疫苗接種麼？”在座的美國頂尖專家們都回答：“是的。”
會後，總統福特召開記者會，他已經做出一個決定，敦促國會撥款1.35億美元研製針對新型豬流感的疫苗，以實現全民接種免疫。
誰知，民主黨控制的國會非常支持福特（共和黨）的決定，一下通過了1.8億美元的撥款。當年的４月15日，福特迅速簽署了這一法案。而且，當時白宮對媒體宣稱，根據權威專家的看法，迪克斯堡豬流感堪比1918年大流感（美國當時死了67.5萬人），因此要在大選前的1976年10月進行全民接種免疫。
注意，正因為在當時所謂的豬流感恐慌中展開了競選，共和黨和民主黨都會表現出比以往更加積極負責的態度，以顯示他們對民眾的利益更加關心。所以，他們比以往更加積極地推動疫苗的研製和生產。
當時的福特認為，如果推遲大選對自己不利。於是政府支持儘快趕製出疫苗，並計劃在大選前一個月開始大規模推廣進行接種免疫。
但是，當年７月，美國醫學界的態度發生了一些轉變，不少專家認為新型豬流感病毒並不想之前預想的那麼厲害，幾個月來並沒有多少人感染，因此這種流感疫情不會導致100萬美國人死亡。
而且，病理學家也站出來說，從劉易斯身體中提取的流感病株，毒性遠不如1918大流感留下的病株致命。此外，當時醫學技術和能力在處理流感暴發方面，要比一戰時美國的醫療資源好得多。
不過，就因處在大選前期，美國兩黨都想展現自己“更加負責”，所以並未理會專家的提醒，只是輪番對製藥企業進行施壓，督促他們加快流感疫苗的研製，必須趕在1976年10月能夠進行大量接種免疫。
當時，美國製藥企業認為，要研發出合格的疫苗至少需要幾年時間的試驗和相關臨床試用，讓企業研製和推出一種未經充足試驗的疫苗，實在是有風險。不過，在府院壓力之下，製藥企業說：“如果疫苗出了問題，企業能免於訴訟的話，就可以成倍加快推出速度。”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坎，當時由民主黨控制的國會對此予以拒絕。藥企與國會之間的僵局，一直持續到８月初。
8月2日，兩名美國退伍軍人協會的成員參加完該協會在費城召開的大會後，就神秘地死於一種特別的呼吸道疾病。很多報道將這兩個人的死亡，與新型豬流感病毒聯繫了起來。這個消息讓美國國會議員們坐不住了。
如果此時他們限制了藥企的提速研發，萬一新的流感大暴發，那麼輿論的批評和指責會把他們淹死。民主黨要想贏得大選也基本沒戲，因為福特政府會把所有責任推給民主黨控制的議會。屆時民主黨大選候選人卡特也將會受到連累。
在這種政治因素的盤算下，美國國會緊急同意，在疫苗安全問題上為製藥企業豁免責任。
1976年8月5日，福特總統簽署了國家流感免疫計劃。這份計劃要求對至少80％的美國人接種，同意在“疫苗出現問題時”為製藥企業承擔賠償責任。美國曆史上最大規模的全民免疫行動拉開序幕。
然而，當那一年10月１日，美國國家流感免疫計劃正式開始執行時。福特政府沒有意識到，一個巨大的定時炸彈已經埋下。
從10月1日到10月11日，大約4000萬美國人接受注射新研製出來的流感疫苗。當時，總統福特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對這個計劃的順利開展很滿意，然而11日晚間就傳來消息，匹茲堡市的３位老人在接種後當即死亡。
這只是那次國家免疫計劃遭遇的第一個打擊，隨後幾天裡，美國各地都有出現接種疫苗後死亡的案例。總共因為接種而死亡的人數大約是34人。此外，還有數百人因為接種了這種疫苗而出現了其他症狀的身體傷害（比如格林－巴利綜合徵）。
大面積的副作用，導致這個疫苗成為眾矢之的。在媒體連篇累牘的報道下，美國公眾不再相信政府的免疫計劃，他們認為這個計劃“使老人致死，使孩子致殘”。當年的12月16日，這個計劃正式被終結。
美國政府對新型豬流感的應對，變成了一場慘敗。
新型豬流感最終並沒有襲擊美國，但有數百人抱怨疫苗對他們的健康造成了持久的損傷。這也是導致福特競選失敗的原因之一。如今，很多美國人不願接種流感疫苗，就是因為44年前留下的——“疫苗比流感殺死了更多美國人”的黑色記憶。
哈維·芬伯格（Harvey V Fineberg）是美國華盛頓醫學研究所所長。他曾於1997年至2001年任哈佛大學教務長，此前13年則是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他在2009年對1976年這次黑色記憶發表了一些看法。
他認為，在決策方面，倉促間決定加快疫苗研製、測試、生產、接種等一系列工作，導致了最後的慘敗。所有這些，都是在1976年3月同時決定和宣佈的。後來的決策者吸取了這一重大教訓：在掌握相關信息之前，將很多重要決定分開處理。例如，可能著手研製疫苗，但並不需要同時決定是否進行接種，接種範圍有多大以及優先考慮哪些接種者。
另外，芬伯格認為，美國CDC在這個事情上也有重大責任。在著手工作後，沒有制定審查和重新審視情況的依據。在事實逐步顯現後，例如沒有新的病例，該中心繼續推行原定策略為全民接種，日益引起爭議，並損害了其長期聲譽。
分析完44年前的例子，再回到當下的疫情。目前在美歐疫情仍在迅速上升的情況下，華盛頓把疫苗當做控制疫情的法寶，希望依靠加速研製疫苗，迅速解決疫情。為此，美國加快研製並挖德國的牆腳。
因此，有人說中國研製疫苗的速度慢了，應該搶在美國前頭搞一場競賽。這種說法有道理嗎？
其實從現在中國疫情的發展來看，我們已經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外部輸入壓力增大，所以目前工作的重點仍是做好防控。我們不需要在疫苗研製上跟著美國的節奏走。
媒體報道，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陳薇院士領銜的科研團隊自抵達武漢以來，就集中力量展開在疫苗研製方面的應急科研攻關，3月16日，陳薇院士團隊研製的重組新冠疫苗獲批啟動展開臨床試驗。
可見我們的疫苗研製是按部就班的，積極穩妥的。疫苗的研製，需要經過多個階段，而且這些階段必不可少。在臨床試驗方面，也需要對廣泛的人群，和不同年齡段的人群，進行針對性的試驗。如果急於求成，可能會在某些環節忽略，從而埋下了隱患。
美國1976年的這次慘敗帶來的教訓，我們必須警惕和汲取。
閱讀更多 石江月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