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運動，發生於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歷時40多年，對中國近現代歷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其實，“洋務運動”是個“新詞”，當她發生時，人們叫她“夷務”、“洋務”，或“同光新政”。
1937年5月，何干之先生的《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由上海生活書店（三聯書店的前身之一）首刊。他在該書的第二章《新政派的洋務運動》中首用“洋務運動”一詞。但這個詞在之後近20年使用並不普遍。1956年，初中《中國歷史》教材第三冊在第二編第四章第三節中闢專文講述了“洋務運動”（之後的中學歷史教材一直沿用至今），這個專有名詞開始進入尋常百姓家。但在學術界，她還要再等幾年。
1961年4月，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又出版了由中國史學會主持編輯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一組8冊資料，主要涉及同光時期引進西方技術和設備，開辦軍民用工業的內容，這組資料最終被定名為《洋務運動》。至此，“洋務運動”一詞開始取代“同光新政”，成為這一歷史現象的正式名稱。不過，當時學術界的熱點顯學在“太平天國”，按照當時的觀點，為了“繼續鎮壓中國各族人民的武裝起義，是用外國資本主義的技術鞏固封建統治”而產生的洋務運動研究極其冷門，沒什麼人下大工夫，也沒什麼人在意怎麼稱呼她。
當然，也有學者並不認可，如著名的《中國近代史》（范文瀾著）就沒有采用這個詞；即使到了1981年，胡繩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也沒有采用。至今，中國臺港澳地區學者一般也不採用這個名詞，他們仍沿用“同光新政”的舊稱，或稱之為“自強新政”或“自強運動”。
這是個楔子，下面開始正題。
咱們在連載16《應景的衙門，應急的官》一文中曾講過總理衙門的設立始末，文章中引用了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在咸豐十年十二月初一（1861年1月11日）上奏的《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折》。在這道奏摺中，恭親王奏請成立總理衙門，並稱：“探源之策，在於自強”。這也是洋務運動的來由，只不過，由於咸豐皇帝的突然去世和緊跟其後的辛酉政變，洋務運動還要從兩宮“垂簾聽政”才真正開始。
北京古觀象臺（始建於明正統七年，1442）
必須承認，恭親王奕訢是洋務運動的首倡者和最積極的推進者，但，作為把持政局的最終決策人，慈禧在其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那麼，她是個有些人眼中的改革家？還是另外一些人認定的老頑固呢？說話憑證據，還是拿史料說話——
中國古代，有一條現在看來非常不可思議的大罪——私習天文，即對民間學習天文知識，私藏天文書籍及器物課以重罪。這一罪條自西晉泰始年間即有明禁。究其原因，是因為古人認為人世間的君王權力和人君禍福，乃至一切軍政大事的合法性、正統性和有效性都本源於“天”，所以“天象”成為官方密切關注的對象，天文學也因此被統治者和官方壟斷。至明末，隨著傳教士將西方天文學帶入中國，這一嚴禁開始鬆弛。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廢止私習天文之禁。雍正三年（1724年），私習天文之罪從律例中刪除。（見《清會典事例》卷737、767）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九（1862年8月24日），作為洋務運動發展進程中重要里程碑的京師同文館開辦。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1866年12月11日），恭親王奕訴上奏請求在京師同文館內添設立天文算學館，專門教習天文、算術等自然科學知識，並開始招收科甲出身的學生。這一請求得到了慈禧的批准。
貌似順理成章的興學之舉卻在之後突起波瀾。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九（1867年3月5日），山東道御史張盛藻上折反對。他提出，“專用正途科甲學習天文算術，以為製造輪船洋槍只用”是“習為機巧”，應該讓這些士子專心讀“孔孟之書”，“以養士氣”。至於天文算學和輪船洋槍，應該由欽天監選擇“年少穎悟”的學生，由工部遴選“精巧工匠”或“軍營武弁之有心計者”專門去幹。【見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7第4540-4542頁】對此，慈禧當天即以小皇帝的名義明發上諭：“朝廷設立同文館，取用正途學習。原以天文算學為儒者所當知，不得目為機巧。正途人員用心較精，則學習自易，亦於讀書學道無所偏廢……不過借西法以印證中法，並非舍聖道而入歧途。何至有礙於人心士習耶”！駁回了張盛藻建議。（見同上書4542-4543頁）
但是，頑固派的反對浪潮才剛剛湧起。半個月後，翰林院掌院大學士倭仁即上奏，指責同文館聘請西方教習教授科甲正途的中國人。他說：“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採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且夷人吾仇也！”同時聳人聽聞地表示：“聞夷人傳教，常以讀書人不肯習教為恨，今令正途從學，恐所學未必能精，而讀書人已為所惑，適墮其術中耳。”因此請求，“伏望宸衷獨斷，立罷前議，以維大局而彌隱患，天下幸甚!”（見同上書4557-4560頁）同時，朝野議論紛紛，有人撰寫對聯“詭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之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子弟拜異類為師”，“孔門弟子；鬼谷先生”，“未同而言；斯文將喪”。京城還盛傳“胡鬧！胡鬧！教人都從了天主教！”的俚語。（見《翁同龢日記》中華書局1989年4月第一版第1冊第519、521頁）
對待德高望重的倭仁，慈禧相當剋制，僅在這道奏摺的末尾寫了“該衙門知道”幾字。但她自有敲山震虎之策。
當年入夏持續大旱，清政府因“天象示警”，“詔求直言”，也就是朝廷頒詔向臣民問計，以期改善朝政。一個候選直隸州知州，叫楊廷熙的人藉機上奏十條攻擊洋務派，言辭“痛詆在京王大臣”。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九（6月30日），慈禧以小皇帝名義下諭痛罵楊廷熙“奏請撤銷同文館以弭天變一折，呶呶數千言，甚屬荒謬”。這道上諭貌似在罵人微言輕、不知天高地厚的楊廷熙，實則是在給以倭仁為代表的頑固派看：“肆口詆誣，情尤可惡……楊廷熙此折如系倭仁授意，殊失大臣之體，其心固不可問；即未與聞，而黨援門戶之風從此而開，於世道人心大有關係。”並於六月十三（7月13日）下令罷免了倭仁除弘德殿大學士之外的所有職務。（見《清穆宗實錄》卷204、205）
應該說，慈禧在這場持續半年的爭論中，始終支持以恭親王奕訢為首的洋務派，天文算學館最終正常開班，京師同文館也終於堅持下來，其思想還是比較開明的。
在開辦洋務企業，特別是民用企業的過程中，慈禧的態度也迥異於頑固派，對這些企業的開辦和發展，慈禧給予了大力支持。篇幅有限，咱們僅以最著名的輪船招商局為例。
輪船招商局
輪船招商局簡稱招商局，由李鴻章發起，實行“官督商辦”，主營輪船運輸，盈虧由商人自負，官府不參與。1873年1月17日在上海洋涇浜永安街開業。有人認為，招商局實際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家股份制企業（有爭論）。
招商局在開業之初就面臨所有民辦企業共同的難題和險境——資金缺乏、管理落後、經驗不足等等，在與洋商的同業企業競爭中處於劣勢，甚至有被洋人擠垮的危險。
招商局開辦之始即借用官款，初期購置船隻等固定資產在很大程度上依賴這些官款。經慈禧批准，“直隸、江蘇、浙江、江西、湖北、東海關等”前後撥借給招商局的官款高達“一百九十萬八千兩”。這筆鉅款也應李鴻章的請求，將付息時間由光緒三年（1877年）推遲到光緒六年（1880年），之後均分5期歸還本息，每年1期，每期“三十八萬一千六百兩”。（李鴻章《整頓招商局事宜折》，見吳汝綸輯《李文忠公全集》第22冊第151頁【1921年商務印書館影印光緒三十一年五月金陵刻本】）
此外，在慈禧的支持下，招商局在參與漕運的業務中佔據了絕對的優勢地位。江西、湖南、湖北採買的漕糧全部由招商局承運，屬於壟斷性質；江浙兩省的漕糧海運，招商局所佔比例也逐年上升，平均比例超過50%。特別是在招商局開辦最初的4年裡，通過漕運獲取的收益最高時達到其總收入的幾乎一半。招商局也正是依賴這種支持才挺過了最艱難的幾年。（見倪玉平《招商局與清代漕糧海運關係新說》，載《學術月刊》2008年第5期）同時，招商局在經營中還享有諸多特權，比如免徵部分地區進口稅、厘金等。
招商局這些特權固然是憑藉李鴻章在朝野無與倫比的影響力，但沒有慈禧的支持也是不可想像的。
同治五年六月初三（1866年7月14日），11歲的同治皇帝發下上諭，對時任閩浙總督左宗棠“擬試造輪船”等請示做出批覆：“中國自強之道，全在振奮精神，破除耳目近習，講求利用實際。該督現擬於閩省擇地設廠購買機器，募僱洋匠，試造火輪船隻，實系當今應辦急務。所需經費，即著在閩海關稅內酌量提用。至海關結款雖完，而庫儲支絀，仍須將此項扣款按年解赴部庫，閩省不得輒行留用。如有不敷，準由該督提取本省釐稅應用。左宗棠務當揀派妥員認真講求，必盡悉洋人制造駕駛之法，方不至虛糜帑項。所陳各條，均著照議辦理。”（《清穆宗實錄》卷178）
大家都知道，以這位11歲孩童名義說的話，其實來自他母親的真實想法。我們從這段上諭可以清楚地看出，首先，“中國自強之道，全在振奮精神，破除耳目近習，講求利用實際”一句即便在今天也是至理名言；其次，對左宗棠造船及日後建立福州船政局的支持到了什麼程度，經費取用自福建海關關稅收入，萬一關稅收入用於造船導致省級財政匱乏，也必須按年支付，福建省不得私自截留以作他用；如果不夠，允許左宗棠從福建厘金收入中再拿。
平心而論，慈禧在對待洋務運動的態度上是比較開明的，但她絕談不到是什麼改革家。不應該因為她扼殺了百日維新，就徹底否定她對洋務運動的支持。洋務運動是對經濟基礎的撬動，戊戌變法則是對上層建築的撼動。作為封建王朝的最高權力人，她怎麼會容忍對這一制度，甚至她本人人身安全的威脅。
我個人認為，總理衙門的設立是洋務運動正式拉開帷幕的標誌。而在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初一（1861年12月2日），總理衙門正式搬入固定辦公場所——東城區東堂子衚衕開始辦公；同一天，“兩宮皇太后”舉行了正式的垂簾聽政儀式。
這也許是個巧合，但我個人更傾向於是刻意的安排。這個巧合也好，刻意安排也罷，都標誌著慈禧的政治生涯必將與洋務運動緊緊聯繫在一起。
康濤
2020年3月18日於北京無遺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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