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線辦公助力恢復生產運行、遠程教育實現“停課不停學”、智能製造對沖了負面影響……疫情發生以來，全社會沒有因為“隔離”而耽誤復工復課，離不開“新基建”的支撐。
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提出“要選好投資項目，加強用地、用能、資金等政策配套，加快推進國家規劃已明確的重大工程和基礎設施建設。要加大公共衛生服務、應急物資保障領域投入，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下稱“新基建”）進度”。
一時，“新基建”成為廣受社會關注的熱詞。
為何要搞“新基建”？
早在2018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就明確了5G基建、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作為“新型基礎設施建設”。
去年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明確要求，“加快5G商用步伐和IPv6規模部署，加強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和融合應用”。
今年1月，首次國務院常務會議立即提出，出臺信息網絡等新型基礎設施投資支持政策。隨後，多個地方的政府工作報告都把5G網絡建設等作為2020年的投資重點。
據央視新聞報道，“新基建”指發力於科技端的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包含 5G 基建、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七大領域，涉及到通信、電力、交通、數字等多個社會民生重點行業。
區別於“傳統基建”，“新基建”主要發力於科技端。而在這些領域，中國仍有巨大的發展空間。
一方面，受疫情影響，復工後遠程辦公、在線教育等板塊持續火熱，滋生其他行業在這種極端環境下思考和佈局數字化轉型的苗頭。突然激增的線上業務需求，也對我國的通信網絡、數據中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簡言之，在當前大國科技競爭的大背景下，加大對“新基建”領域的投入，將極大有助於縮窄與發達國家的數字鴻溝。
另一方面，近些年，“傳統基建”在部分地區逐漸出現產能資源過剩、投資效率低下、槓桿過高等一系列問題，難以匹配新形勢下我國經濟轉型發展的戰略目標。
因此，在新的經濟發展轉型升級的迫切需求下，逐步擺脫對低端基礎設施建設、低端製造業、建築業的過度依賴已成為我們共同的發展願景。
數據顯示，目前，我國鐵路、公路、橋樑、水利工程等“傳統基建”在總投資規模為17.6萬億的存量PPP項目中，約佔7.1萬億元，佔比接近41%。而在信息網絡建設、光電、充電樁、生物質能、智慧城市、科技等“新基建”項目上，則不足1000億，佔比只有0.5%。
“‘傳統基建’投資中，存在低水平重複建設的情況，而在新型基礎設施領域，許多地區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加大在這些領域的投資，不僅可以帶動傳統產業轉型發展，還關係到長遠發展。”萬國數據服務公司創始人、董事長兼CEO黃偉說。
發展“新基建”，迫在眉睫。
如何防止“新瓶裝舊酒”？
隨著中央相關部門近期多次部署“新基建”相關任務，各地政府動作頻頻，競賽式地公佈了33萬億左右的投資項目。
從多地公佈的2020年重點項目投資計劃，“新基建”有取代“傳統基建”項目的趨勢，成為“吸金”主角。
國金證券根據從專項債披露的資金用途和PPP項目行業分佈分析出“新基建”佔全部基建的比重在7%-12%之間。同時，根據GDP增速及各類投資佔固定資產投資比重預測，2020年基建投資規模可達15萬億元左右，保守估計“新基建”或將超1萬億元。
然而在如此密集的政策支持和數額巨大的財政支持下，“新基建”更要慎防“新瓶裝舊酒”。
一言以蔽之，啟動“新基建”，關鍵在於“新”。要汲取過去的教訓，用創新的方式推動新一輪基礎設施建設，而不是簡單重走老路，一窩蜂湧上來，缺少科學有序的規劃，導致產能過剩。
對此，恆大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建議，一是在資金來源方面，要規範並推動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融資模式，引進私人資本提高效率，拓寬融資來源。二是對信息類新基建，給予專門的財政、金融、產業等配套政策支持。三是做好統籌規劃，防止“一擁而上”和重複建設，造成大量浪費。
政企如何齊發力？
前車之鑑擺在眼前，“新基建”之路該如何走穩走好？
首先，“新基建”需要一定的制度約束。例如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史，監管制度的制定跟不上金融創新的速度，造成後續行業內爆發諸多風險，一時難有解決措施。
其次，“新基建”需要一定的規模約束。以往很多高科技項目需要發揮積聚效應，以大數據中心為例，並不需要每個地區一個，如果每個地方各自為戰大規模鋪開，勢必容易造成資源資金的浪費。
以上，都需要政府來統籌規劃，有序引導，監督規範。
此外，不少專家認為，“新基建”需要投資主體、參與主體的多元化。
從以往經驗來看，在投資主體方面，基建投資資金來源一般分為國家預算資金、國內貸款、利用外資、自籌資金和其他資金。我國“傳統基建”投資主要由地方政府發債主導，投資主體單一，這也為地方政府主導的融資平臺帶來隱性債務風險。
好在中央相關會議已定調，新基建項目的加速建設需要充分調動民間投資的積極性，發揮主觀能動性。
在參與主體方面，“新基建”需要拉動圍繞前沿科技的資源、裝備、人才等要素的投入，對投資、運營、管理的模式效率要求更高，參與主體更多也更靈活。專家建議，充分發揮市場化資源配置機制，甚至通過減負降稅、增加補貼等方式，吸引創新企業將技術研發和經驗積累等優勢，轉化入“新基建”項目中。
在此過程中，央企和大型國企應該承擔責任，成為“新基建”的主力軍。同時，政府也應該把握好政策制定的完善性，進一步放開基建投資領域的市場準入，尤其是為民營企業參與基建投資拓展渠道、消除不必要的限制。
黃偉建議，在實施“新基建”時，需要充分調動民營龍頭企業的積極性，充分發揮其專業能力、創新能力和適應市場變化的能力。
即便如此，我們仍需正視的現實困難是，對“新基建”所涉及的領域進行投資或許並不是立竿見影，投資項目的難度比“傳統基建”更大，投資回報的不確定性也更高。
如何利用財政資金、地方平臺資金去引導產業資本向“新基建”領域靠攏，實現“傳統基建”項目與“新基建”項目的過度，促進經濟恢復與經濟結構轉型的平衡，是各級決策者所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
切勿混淆的一點是，發展“新基建”，並不意味著完全放棄“傳統基建”。正如發改委基礎司副司長鄭劍所講，也要加快補齊“傳統基礎”設施短板。“近些年來傳統基礎設施發展比較快、能力比較強、基礎比較好，但依然需要進一步提升質量和效率。從這次交通以及市政設施加快建設的情況看，尤其在當前形勢下，更加凸顯了補齊傳統基礎設施短板現實需求。比如，深圳機場跑道擴建項目在批覆之後很快就實現了新開工；三峽集團在武漢的三個長江大保護項目也實現了新開工，傳統基礎設施需求非常大。”
鄭劍還表示，下一步重點是把握好基礎設施發展規律和特點，統籌好存量和增量基礎設施，統籌好傳統和新型基礎設施，推動整體優化、協同融合。
結合當前的國內外局勢來看，在未來的經濟復甦規劃上，“新基建”的作用力將不言而喻。這就需要政府和企業尊重市場經濟的規律，破除以前的“鋼筋混凝土”式思維，走出政策刺激的怪圈，利用“新基建”增強經濟社會發展新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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