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有學術的方法，學術有學術的使命，因而，學術有學術的語言與規範。這本來是一個無庸置疑的問題。
但是，在太多文人冒充學者的時候，在太多沒有學者使命意識的人佔據著學者職位的時候，學術應不應該有學術的語言與規範，卻成為大問題。於是，正當一些學者在呼籲學術規範的同時，另一些“學者”卻更加理直氣壯地大喊：“學術應當隨筆化”，稍微委婉者，或說，學術應當向日常語言靠攏，因為，日常語言是最易理解也最有創造力的語言。就時下而言，相對於前類學者的“刻板”呼籲，後一類“學者”更遊刃有餘，也更受歡迎，直說就是更有市場。
的確，當學術單純成了為稻梁謀，單純成了博名取利之器，那麼要把學術怎麼樣都可以。但是，這樣的“學術”再有市場，也絕不意味著學術的弘揚與勝利，從近代學術史看，這倒恰恰意味著學術的衰敗。我要說的是，正如學術不遷就任何人一樣，學術也不遷就日常生活與日常語言；也正如學者不是散文作家，學者不可用創作散文的方式從事學術研究，不可像寫散文那樣來傳達他的學術研究，否則就不會有數學、物理學、哲學等諸多嚴格的科學。 誰也不會懷疑，為了讓更多的人瞭解、熟知各門學術研究的成果，用盡可能通俗易懂的語言來傳達、解釋學術成果，這是完全必要的科普工作。但是，學術成果有必要普及化，絕不等於學術研究與學術著作本身要放棄自己的語言與規範。迄今為止，已經有不少科普工作者用非常生動有趣的語言向一般讀者解釋、介紹過相對論，使許多非物理學專業的人也能理解相對論的基本觀念，難道能由此斷言，物理學作為一種學術研究應當“隨筆化”？物理學再也不能用它那套數學化的語言？
也許有人會說，數理科學不能隨筆化，但人文科學卻可以隨筆化、散文化。如果承認人文科學只是文人們生存狀態的自我展示，只是某種利益的宣告，人文科學的確可象廠家做廣告那樣，要怎麼表達就可以怎麼表達，只要能展示自己的“魅力”就行。但是，如果承認人文科學也是科學，因而也有真理性，也負有其使命與責任，那麼，人文科學也必須有其嚴格性與嚴肅性，也必須有能夠保證這種嚴格性與嚴肅性的語言。作為一種學術研究，人文科學同樣不能因為有必要普及化而放棄自己特有的表達方式。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出版後，曾引起了一些讀者的批評，指責他的語言晦澀難懂，康德於是寫了《任何一種未來能夠作為科學出現的形而上學導論》一書，試圖用通俗、簡捷的語言來表達《純粹理性批判》一書的基本內容。但是，即使這本“通俗化”了的著作對於讀者來說，也絕不可能象讀一本所謂“學術隨筆”那樣輕鬆。相反，對於大多數讀者來說，它甚至依然是一部不知所云的天書。對此，康德只好善意地勸告說，請這部分讀者不要在哲學這門學術上浪費時間，而把精力花在自己能勝任的其他事情上。這一勸告隱含的另一層意思是：
哲學或其他人文科學的通俗化是有限度的。作為學術，它們不可能通俗化為“學術隨筆”這樣一種“好東西”，以致於只要認夠字的人就能享用。只要為了在學術（科學）層面上討論問題，只要想對自己的思想負責，因而只要為了給自己的思想提供堅實可靠的根據，那麼，我要說，任何學術都不可能用隨筆化或散文化語言來表達。這裡涉及一個關鍵性問題，即如何理解“學術”？有“學者”以為，大學者縱橫捭闔，出經入史，嬉笑怒罵皆成文章，隨筆無損學術。依此說來，愛因斯坦痛快地打一個噴嚏也會成為一個大發明。一個人，哪怕他是個大學者，如果他形諸文字的嬉笑怒罵就是“文章”，就是學術，那麼這樣的“學術”除了是私人情感與自家利益的表達之外，我們不知道它還會是一種什麼樣的學術。於是，誰最能展示自己的生存魅力與私人的遭遇情感，誰就最可能是一個大學者，誰就可能對學術做出了最大貢獻。這樣的學術當然無須有一個獨立的學者階層來承擔，一批文人就可以將它包攬。
但是，真正的學術永遠需要有一個自由、獨立的學者階層來承擔。因為真正的學術乃“天下之公器”。 這種公器之為公器，首先在於它對天下人都是普適的，因而是天下人所必須共同遵循與聽從的。而學術之所以能成為這樣的公器，不是因為別的，只因為學術只追求真理，不追求別的；只因為學術追求的真理超越於一切私家利益與私人情感，因此，學術對於天下人來說，是一箇中間者，一箇中正者。這種學術的任務不是提供供人消費、享受的“好東西”，而是提供正人正己正天下的尺度或標準，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人文真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永遠是學術的最高宗旨，也是學者的最高使命。這種學術永遠是日常生活必須加以參照的標準領域，因此，學術永遠要有自己嚴格的、儘可能純粹的語言。
學術當然要對日常生活、日常世界發生影響，但這種影響不應通過遷就日常生活，或者通過學術語言向日常語言靠攏來實現，相反，恰恰要通過學術對日常生活與日常語言的提升來完成。學術對於世人的重要性就在於學術能提升與匡正日常生活，使日常生活更加合情合理。
相對於學術的這種公正性與標準化品格，學術不僅需要有自己嚴格的語言來傳達，而且要有一個不同於文人的學者階層來承擔。學者不僅獨立於私人利益，而且獨立於任何特殊集團的利益，他必須既超越私人情感，也必須超越任何權力話語。這種學者也就是自由的學者。只有這種自由的學者才能構成一個獨立的學者階層而真正承擔起學術使命。因為只有自由才能使人排除一切利益偏見而從事物自身去理解事物的存在，從人自身去理解人的絕對權利與絕對尊嚴,而面對事物本身與維護人的絕對權利既是一切學術的基礎，也是一切學術的使命。對自由的覺悟與維護使學者得以避免以某種利益言說冒充真理，從而防止以任何真理的名義堂而皇之地肆意侵凌公民個人的自由與權利。
對於真正的學者，也即自由的學者來說，任何真理都必須以維護個人的自由。因此，能承擔起學術的學者必須首先還思想以自由，還人格以獨立。換句話說，他必須告別傳統的文人角色。文人之不適合於學術在於文人的話語完全取決於服務對象的需要：或者是權力集團的需要，或者是消費市場的需要。文人可以無立場地思考說話，或者也可以說，文人可以用許多立場思考說話，這完全視需要而定。一句話，文人的話語完全是利益的言說。但是，學者不為任何私人利益服務，他只為每個公民的絕對權利與絕對尊嚴服務；學者永遠有一個立場，這就是公民的立場，也即自由的立場。學者只站在這個立場上說話，因此，學者的語言必須儘可能純粹化，也即必須儘可能排除諸如私人情感，私人利益等等私人際遇因素，而只聽從事物本身的存在的引導，只聽從自由理性展開的問題的引導。文人可以信口開河，隨筆成文，但學者必須每言謹慎有加，筆重如山。真正的學者不可能也不敢用隨筆、散文來寫他的學術著作。
這裡，無意否認隨筆也可以是學術的一種普及方式。但正如科普工作本身並不是科學研究一樣，學術的普及方式本身並不就是學術。籠統地倡導學術或學術著作隨筆化、散文化，不僅無益於學術的健康發展，甚至將瓦解學術本身，而那種以為隨筆就是學術工作厚積薄發的最好形式的“意見”，只能被視為不知學術為何物的信口開河。
關於學術語言問題的討論主要緣於對當前學術語言晦澀難懂的不滿。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首先澄清造成學術語言晦澀化的真正原因。
語言晦澀化的確有一種情況是作者“食洋不化”而生搬硬套，或者作者對自己課題尚未研究透徹造成的。已有許多學人對此進行過批評。克服這種情況似乎也簡單些：認真消化，深入研究。但是有另外兩種情況則要複雜得多。一種是，現代漢語作為書面語言只有不足百年的歷史，它從古漢語那裡直接承載下來的文化資源更多的只是表層的信息，而在古漢語裡積累了幾千年的深層底蘊卻在很大程度未能直接轉入現代漢語，這使使用現代漢語的學者在很大程度上處在“原創”階段：當他面對自己的學術課題時，特別是面對一些根本性問題時，少有現成的、蘊含傳統思想經驗的概念可供他使用，而常常必須自創概念，或者通過翻譯西學提出相應概念，所有這些新概念不僅要能確切地傳達學者自己對有關問題的思想經驗，而且必須能消化、接續古漢語積累的相關思想經驗，否則，任何新概念都會讓讀者一時難以捉摸。但是，做到這兩點本身就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即使一些大學者如賀麟、牟宗三等做到了這兩點，他們給出的新概念乃至他們的語言也乃未能完全避免原創所帶來的那種陌生感。這種困境只有通過學者的原創工作的積累、消化、繼承來逐漸克服，別無他途，絕非多寫幾篇“學術隨筆”就能解決得了的。
另一種情形是，學術本身所要求的“晦澀”。但是這種“晦澀”並不是真正的晦澀，它只是對於非專業的讀者來說是如此，這種情形最突出地存在於哲學這門學術領域，如上面提到的康德例子。哲學的對象（問題）、方法要求它使用比其他人文科學更純粹、更嚴格的語言，也即更少日常經驗、更少日常意義的語言。正因為如此，它對於一般讀者來說，比任何其他人文科學都更晦澀難懂。對於這種“晦澀難懂”，乾脆說，無法克服，也不用克服。
這裡無意為學術語言晦澀難懂辯護，只想指出，籠統地指責學術言晦澀難懂，並不困難，而亂開藥方則只有害處。可以肯定地說，學者如果不能克服各種原因造成的語言傳達上的困難，那麼將不利於學術發展，不利於發揮其應有的社會功能。但是，如果以為通過學術隨筆化，學者們都來“趕寫”學術“隨筆”，就可以促進學術的發展，就可以充分發揮學術的力量，那麼，這更是捨本求末。我們的啟蒙工作迄今遠未完成，一個很流行的觀點認為，救亡壓倒了啟蒙，使我們的啟蒙事業未能完成。但，請聯想一下歌德、費希特時代的德國的情形，那時德國也正遭受橫掃歐洲的拿破崙軍隊的佔領。回想我們的近代學術史，不是學術隨筆太少了，恰恰是學術隨筆太多了！像康德、費希特式的那種“晦澀”、厚重的大著作不是太多了，而是根本沒有！設想我們的近代學者如果少寫點學術隨筆，少寫點學術散文，而能提供一些象康德、費希特式的那種厚重學術，那麼我們的啟蒙事業就不致於如此局面，因為真正厚重有力的思想、學術是任何其他力量所壓倒不了的；我們今天的學界也不至於把要自由還是要平等這樣一些問題當作目前社會的根本問題爭論不休。因為在啟蒙的根本意義上講，或者說在哲學意義上講，只是因為每個人都是自由的，因而每個人本身就是目的，每個人的存在才在價值上和權利上是絕對平等的。在一個個人的自由及其生而具有的自然權利可被任意侵害與欺凌的社會里，在一個滿街還都被視為草民的社會里，如果學者們不是把如何確立和維護個人的自由權利這一涉及立國之本的問題，而是把如何獲得實質平等這一首先是社會政策層面上的問題，當作這個社會要解決的根本問題，那麼，這樣的學者要麼是在轉移這個社會的問題，要麼就是對人之為人的自由還缺乏真正的意識。這樣的學者本身還有待自我啟蒙或者被啟蒙。
當然，歷史是不能設想的，但卻可以反思。這種反思表明，我們的學者要負起自己的使命，要完成近代學者的未競事業，他就必須首先把持住他自己──維護學術與思想的獨立自由，徹底告別文人角色，學術由此也才能保持為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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