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夏天，北京城裡售賣外國商品的商家一個個如臨大敵，有改掉店名和商品名，“洋藥局”改為“土藥局”，“洋貨”改為“廣貨”，“洋布”改為“細布”，甚至有的店鋪乾脆關門，“凡賣洋貨者均皆逃閉”。
當時，“所有城內外凡沾洋字各鋪所儲洋貨，盡行毀壞，或令貧民掠取一空。並令住戶人等，不得收藏洋貨，燃點洋燈，於是家家將煤油或箱或桶潑之於街”，“各街巷拋棄煤油如潑髒水一般，各種煤油燈砸擲無數”。
是年為大清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900年，干支紀年為庚子年。原本發端于山東西南部鄉野社會，與民教衝突關係甚深的義和拳，在先後擔任山東撫臣的張汝梅、毓賢等人的招徠之下，獲得了官方認可的合法身份——義和團。而後，又在直隸督臣裕祿之類的昏聵旗籍疆臣的鼓勵之下，由山東而直隸，由直隸而京津。
魯省民教衝突激烈，教案屢發且血腥激烈，多與民間詞訟有關，大抵是入教之莠民仗勢欺人，州縣官員懼於教會而不敢伸張民氣。曾任東省巡撫的李秉衡曾說，“自西教傳入中國，習其教者率皆無業莠民，借洋教為護符，包攬詞訟，凌轢鄉里”，與一般民眾發生衝突時，地方官懾於教會，“每多遷就了結”，以致於“平民飲恨吞聲，教民愈志得意滿”，久而久之，民氣壓抑，官府不能依靠，“帷私鬥尚可洩其憤”，於是遂有暴力教案發生。
義和團
雖然魯地義和團之興起，與“教士之勢愈張，則平民之憤愈甚”關係甚大，“民氣遏抑太久”也確實是事實。但是，民教衝突的原因更多則是來自於異質文化的衝突，與洋教激烈衝突的主腦人物往往並非平民，而是對方實力士紳。
“川壅則潰，傷人必多”，民怨當疏，但須得法。總理衙門在給東省疆臣張汝梅和毓賢的電報中，有過明確告誡：
疆臣辦事，總須為國家通籌全局，期無後患，不宜顧一時譭譽，率意徑行，是為至要。
不必因其習教，故存嫉惡之心，庶彼此相安無事，遇有詞訟，無論教不教，地方官總應一律持平辦理，毋得稍涉歧視。
然而，總理衙門的理性主張並未得到落實，東省疆臣及各級官員並未有效“調和民教”，遂致矛盾日趨激烈。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出任山東巡撫的毓賢，出身內務府漢軍正黃旗，歷任曹州知府、兗沂曹濟道、山東按察使等，其最大的政績是“治盜”，殺伐果斷，甚至“不分良莠，歲許共殺二千餘人”。
對於反洋教的義和拳等民間勢力，毓賢最初的態度也是鐵血殘忍，從曹州教案到大刀會，以至後來的朱紅燈，皆為其所鎮壓。然而，為何此人對義和拳的態度後來會發生徹底轉變呢？毓賢之轉變，“不惜與其前此治盜之宗旨相背馳，誠不知是何肺腸矣”。
若將眼光置於清廷中樞權鬥，或許就會得出一二緣由。清廷歷戊戌變政至政變，執掌帝國權柄的太后勢力與西方關係持續惡化，加之康梁等人在海外極力汙名化太后集團，放大帝后黨爭矛盾，造成了列強多以“愚昧落後”等負面視角看待彼時清廷。
毓賢
光緒久無子嗣，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儁被選擇為過繼之子，似有“立儲”之意。“廢立”傳聞甚囂塵上，東南疆臣疑心重重，而一直將光緒視為革新進步符號的西洋列強與慈禧太后關係更為惡劣。太后並無意真與西方決裂，然若所謂“歸政光緒”之類傳聞果為洋人真要求，那麼便觸及底線，即“脅我以萬不能允之事”，“亦惟有理直氣壯，敵愾同仇”，不惜一戰了，畢竟權力才是底線。
太后對洋人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強硬，處於民教矛盾最為激烈地區的山東巡撫毓賢就不能不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得與朝廷和太后高度一致，招徠拳民而編制為“義和團”則可能是用力過猛。光緒二十五年底，毓賢奉旨來京陛見，調任山西巡撫。在京期間，毓賢與舊派大臣徐桐、剛毅等人結交，“多方煽惑，自稱為拳首，並捏稱義和團不畏槍炮，一派虛言，遍傳都下”。
毓賢之後出任東省巡撫的袁世凱一改毓賢舊政策，嚴厲打壓義和團勢力。義和團日後能從直隸而進入京畿，直隸總督裕祿起到了重要作用。久經宦海沉浮的裕祿起初並不相信義和團能有什麼神通，“且曾派兵剿辦之”。但是，當朝廷當權派剛毅、端王載漪等人明顯表現出排外和扶持義和團姿態，而太后本人也曖昧傾向之時，裕祿便只知揣測“聖意”，而置社稷百姓於不顧，“不敢少拂其意，功名念重”。
裕祿
庚子之亂之後，有人曾說當時“團禍初起時······獨裕祿一人可以救之，而昏聵異軟，卒釀大亂，一死誠不足以蔽辜也”。此說雖有誇張，但直隸督臣的地位確實可以阻止團民進京，既避京畿混亂，也可令這些樸實農民免於死難。
張德成、曹福田“炫神術，為妄妖言相煽誘”，甚至向裕祿“請餉二十萬，自任滅外人”。直隸總督裕祿竟聽信二人妄言，“馳檄召之，於是二人出入節署”，與總督平起平坐。在裕祿的鼓勵下，天津城義和團民達到三萬人，“呼嘯周衢市”。
義和團
當中外矛盾激烈至深，列強準備從天津調兵進京護使之時。裕祿竟然隱瞞大沽口炮臺失陷的敗績，向清廷謊稱“連日力戰獲勝”，義和團神術可用。太后及顢頇權貴之所以會對列強宣戰，裕祿傳遞的信息不能不說起到了作用。宣戰同時，裕祿“獲賞頭品秩、花翎、黃馬褂”，這或許就是他揣測聖意的好處。
於是乎，遂有清廷招撫義和團，數十萬團民湧入北京的事情。1900年，大清革新開放已逾40年，姑不論東南口岸城市早已華洋雜處，即是帝都北京也是洋商、洋貨尋常見，各種西洋物件早已為京師百姓習見。但是，進京之團民“多鄉僻愚民”，未經現代文明，“遇物詫怪，莫知指名”，遂以為皆是洋教邪物妖術。
於現代文明有深刻隔膜之團民往往來自落後鄉野，他們“痛恨洋物，犯者必殺無赦。若紙菸，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凡關涉洋字之物，皆所深忌也”。團民由仇教而仇洋，洋人在其眼中是“女無節義男不賢，鬼子不是人所添；如不信，請細觀，鬼子眼珠都發藍。”作為帝國自強新政象徵的現代化基礎設施在其眼中也是洋物妖邪，譬如電線、鐵路，“天意命汝等先拆電線，次毀鐵路，最後殺盡洋鬼子”，“三月之中都殺盡，中原不許有洋人。其餘驅逐回國去，免來中華逞奇能。”
庚子年，洋人倒未殺盡，無辜枉死的多是華夏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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