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下半年我在北大遊學，未名湖畔）
“大駕此次遊學，必深有所得。”
這是錢鍾書先生給我回信中的話，當時我在北京大學進修。“遊學”二字真是幽默親切，使我受寵若驚。我何等人，敢承當起“遊學”二字？錢先生真不愧是幽默大家。我看到“遊學”二字，就想起《圍城》中那個在倫敦、巴黎、柏林三個大學遊學過四年的方鴻漸，我的身心也膨脹起來，只覺得自己也在周遊番邦一樣，真有點阿Q式的飄飄然了。飄了一陣，站穩腳跟，定睛一看，卻原來並未在說鳥語的番邦，不過在國內大學作短期進修，不拿文憑，無須乎象讀學士學位那樣背那些枯燥無味扼殺人創作靈感的教科書，此乃遊學的第一大樂趣也。
其實，過去老一輩留洋的遊學者大有人在，內中不乏學富五車的英才。世所共知的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的陳寅恪先生就是典型一例。他遊學數國，精通十數國語言，學貫中西，卻未拿得一個學位。不是得不上，而是不樂為。這在他那個時代，真要有一股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其實，文憑這個東西，揭穿了就是錢先生在《圍城》裡所寫的：“這一張文憑，彷彿有亞當夏娃下身那片樹葉的功用，可以遮羞包醜；小小一方紙能把一個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蓋起來。”在濫發文憑的今日，更是如此。
遊學遊學，單一個“遊”字就足令人神往。對於身處窮鄉僻壤的我來說，“遊”真是太必要了。古人云：行萬里路，讀萬卷書。古時候，行萬里路談何容易？文人學士，富者僱轎騎馬，貧者僱一挑夫，擔上書卷，自己則足登草鞋，餐風宿露，雖有飽覽祖國山河之樂，但也免不了路途艱辛之苦，“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是他們的寫照。而今天，雖然客觀條件不允許我乘坐飛機，但公家出錢足夠買上火車硬座，儘管車內擁擠不堪，卻畢竟是現代交通工具：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從安康到北京乘九次特快，二十四小時我便穿過陝西、湖北、河南、河北到北京站了。我大學畢業的這十年裡，曾有兩次遊學機會。一次是一九八六年在成都平原的四川大學，一次是一九九零年在北京大學。我從小喜愛的是大自然，最樂於接受大自然的恩賜。借遊學之機，訪山尋水，足以澡雪精神，開拓胸襟。我忘不了樂山大佛靠山臨水的悠然姿態，萬事悠悠，世事滄桑，而獨有大佛超凡脫俗，足令觀者汗顏。我也曾登臨峨眉絕頂，觀雲海茫茫，水霧升騰，佛光祥照，當是時也，真是榮辱偕忘，想神仙不過如我耳!在北京，趁秋高氣爽的時日，遍訪名勝古蹟，觀故宮，登長城，賀亞運，賞紅葉……日記上只覺得有寫不盡的情愫，給親友寫信不免也捎帶一筆，也許被識者譏為劉姥姥進大觀園，我只顧樂的神魂顛倒那顧得了那些！
（1986年下半年我在四川大學遊學）
（峨眉山中）
（ 四川都江堰 ）
拜訪健在的現代作家、學者，又一樂也。我一向崇拜名作家名學者，總想有機會看看他們是怎樣生活的。在四川，我拜訪了艾蕪和流沙河先生。在北京，我拜訪了九十高齡的冰心老人，拜訪了年屆八十的錢鍾書、楊絳、季羨林等先生，或合影或受其贈書，重要的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他們沒有一絲一毫的名人架子。他們那種超凡脫塵，淡泊名利的大家風度，我的笨筆簡直難以描述。
由於不拿文憑，學起來就更勝任愉快。我只主修現代文學史、現代詩潮史、現代文學批評史幾門博士生和碩士生課，其它課都是憑興趣出發，想聽就聽。我還想多瞭解一些臺港文學現狀，所以大部分時間耗在北京圖書館。我早上八時入館，下午四時離館，中午只在館內快餐廳啃兩塊麵包喝一杯牛奶當午飯。在這兒，我讀到了臺港三十多位作家的六十多部作品，抄錄了二百多張卡片。臺港版書籍從裝楨到紙張及印刷，都給我以啟示，每讀一本書，我都如同與作者晤面，心中總有萬千感受，回到宿舍又同舍友蓋上一番，一樂也。
在北京圖書館，我還讀到了臺港報刊，我多關心的是臺報對於亞運會的報道和副刊的文學作品，這是我平生第一次這樣大量地瀏覽臺灣報紙。我記得最清楚的是臺灣《中華日報》一九九〇年九月二十二日第一版的一幅紅字標題“九月二十三日咱臺南人向北看”報道第十一屆亞運會即將在北京開幕的消息，兩岸同心由此可見一斑。我現在手上還存有幾張《北京圖書館索書單》，時時勾起我對北圖的眷戀。當我遊學期滿，乘公共汽車途經北圖時，我真象離別親人又要遠行的遊子，竟至熱淚盈眶了，幸而全車人都各有所思，並未特別留意我的痴人傻像，就這樣我帶著沉甸甸的離愁別了北京。
(注：北京圖書館，現改名為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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