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版野味禁食令提前審議,新冠疫情能否倒逼《野保法》根本性修訂?

繼廣州、深圳等地之後,北京市也即將出臺野生動物"禁食令"。幾十年來荊棘叢生的野生動物保護之路,是否會因新冠疫情迎來轉機?

採訪專家:

汪 松 (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

周海翔 (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科學考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人與生物圈國家委員會委員)

葛 瑞 (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亞洲區總代表)

林 凌 (原世界自然基金會成都辦公室主任)

張培君(北京市農林科學院畜牧獸醫研究所研究員)

一場新冠肺炎將隱匿於陰影之中的野味問題公之於眾,這不是第一次全民探討野味隱患。然而,非典曾經帶來的傷害隨著時間推移漸漸被淡忘,在過去十多年捲土重來的"野味",很大程度上導致了這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暴發。面對又一次的傷痛,我們終於痛定思痛。

3月26日,《北京市野生動物保護管理條例(草案)》提交市人大常委會一審。《條例》(草案)提出,北京全面禁止食用陸生野生動物、列入名錄的水生野生動物以及以這些動物為原材料製作的食品。

《北京市野生動物保護條例》於2019年8月立項。2020年2月14日,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會議決定將審議時間由5月提前到3月。

此前的2 月 24 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即日起生效。

北京版野味禁食令提前審議,新冠疫情能否倒逼《野保法》根本性修訂?

《決定》在野生動物保護法的基礎上,以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動物為導向,擴大法律調整範圍,確立了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動物的制度。

在嚴重的新冠肺炎(COVID-19) 肆虐之際,人大出臺這樣的《決定》並不讓人覺得意外。《決定》的出臺也被媒體稱之為史上"最嚴"禁食令。

《決定》出臺後,包括深圳、廣州等在內的一些地方相繼出臺了相關地方條例,開始徵求意見。

《決定》出臺被認為為即將修訂的《野生動物保護法》指明瞭方向。

我國的《野生動物保護法》自從 1989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之後經歷多次修訂,但仍然遺留保護與利用的諸多問題。此次的新冠疫情,能否倒逼《野保法》做出更加嚴格的修訂?

北京版野味禁食令提前審議,新冠疫情能否倒逼《野保法》根本性修訂?

新冠疫情提供難得機會

現行的《中國國家級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名錄》由農業農村部於2014年修訂,共有 159 個畜禽品種,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白名單"的作用,但在全面禁野的新環境下,該名錄亟待更新和完善。農業農村部相關負責人此前透露,將盡快把修改後的《畜禽遺傳資源目錄》報國務院批准後公佈。

這些年來,國內眾多的學者一直在為更好地保護野生動物而奔走呼號,但受多方利益的掣肘,一路充滿了荊棘。

"每次看到大量的各種鳥類、獸類受到偷獵、圍捕,我的心都在滴血。"

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科學考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人與生物圈國家委員會委員周海翔經過長期調查,發現龐大的地下野生動物交易網絡。有時,周海翔甚至充滿了憤怒。

鳥類是周海翔長期研究和保護的重點,他和多位動物保護人士不論寒冬還是酷暑,追蹤鳥類遷徙的足跡,在它們的很多棲息地或者遷徙中轉站,往往都能看到鳥類被毒殺、下網、下套的慘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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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在遼寧老鐵山拍攝的盜獵猛禽慘劇。左邊是被揪掉頭用於食用的猛禽,右邊是猛禽的頭(攝影/周海翔)

"一邊是我們聲嘶力竭的救助呼籲,一邊是盜獵者的迫害,我們的速度很多時候趕不上盜獵者。" 周海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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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拍攝的一直帶著捕獵夾子飛行的白鶴(攝影/周海翔)

自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從武漢大規模暴發、傳染源被認為最大可能是野生動物時,周海翔他們覺得野生動物在中國的命運將會迎來轉機,這是一個不容錯過的機會,因為他們知道生物多樣性的保護,落實到行動上很難,所以這次的公共安全事件,客觀上會是推動保護生態系統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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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獵者給天鵝、野鴨、大雁等鳥類下的毒餌(攝影/周海翔)

於是他們開始利用各種途徑大力呼籲全面禁食野生動物。食用野生動物對人類存在巨大的風險絕非空穴來風。2003 年 SARS 疫情,讓我們首次品嚐到食用野生動物的惡果。

根據科學家們的追蹤,其病毒最初可能源自蝙蝠,果子狸與它們接觸、感染後,作為中間宿主,將病毒傳染給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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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拍攝的遼寧一農村大集上掛在貨架上的一隻雕鴞(攝影/周海翔)

此外科學家們的研究認為,HIV 病毒最大的可能是來自非洲黑猩猩或白眉猴;致死率很高的馬爾堡病毒,來自非洲猴子……,還有更多的致病菌和病毒,也都是來自野生動物。

這次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國終於痛下決心禁食野生動物。不過,1 月 24 日出臺的《決定》還是超出了周海翔的預料。

"雖然和我主張的全面停止野生動物商業化利用還有很大的距離,但已經是很大的進步了。"周海翔說。

儘管野生動物食用禁令是基於避免或減少人和動物之間疫病傳播的公共衛生安全考慮,但在客觀上給動物保護帶來了破局,一直被詬病的《野保法》也迎來了大舉修法的窗口。

野生動物保護法還是利用法?

《野保法》早於 1988 年 11 月 8 日經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4 次會議修訂通過,自 1989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之後經歷多次修訂。

"因為認識理念的原因,當時在法律中允許對野生動物加以利用。"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前國際生物科學聯盟中國國家委員會主席汪松表示,他曾參與我國《野保法》擬訂工作。

汪松說,但實際上,由於之前沒有相關法律,我國眾多野生動物也一直在被利用,很多品種已經處於瀕危狀態,制定的《野保法》雖然允許利用野生動物,但是保護在先,保護是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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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吃蝙蝠在一些地方成為傳統,(右圖)網友拍攝的華南海鮮市場中出售野生動物的商家廣告欄 (圖片來源 / 視覺中國)

"遺憾的是在執行中,利用被放置到更為重要的位置,這也導致了後來野生動物繁殖利用的泛濫。" 汪松說。

周海翔表示,最初《野保法》的確有很大的缺陷,其在立法理念上並不是側重於保護,實際上更多的是把野生動物作為一種資源加以利用,或者更多體現為保護野生動物的資源屬性。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野生動物資源化利用、發展野生動物養殖產業開始大行其道。

也正是以上原因,多年來《野保法》一直被動物保護人士詬病為"野生動物利用法"。規模性的野生動物養殖也如同雨後春筍一樣出現。

2003 年非典後,有學者已經意識到野生動物問題可能會演變成公共衛生問題和生物安全問題,提出了全面禁食野生動物,但相關立法建議當時未被採納。

"這裡面主要是野生動物在我國已經形成了規模巨大的產業鏈,背後的利益關係錯綜複雜,規模龐大、盤根錯節的利益鏈條一直阻礙著中國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動物的進程。"周海翔說。

他的這種說法基於 2003 年非典疫情發生以後,我國對待食用野生動物的態度,儘管 SARS 的中間宿主被追蹤到果子狸等一些動物身上,但此後食用野生動物的問題並沒有解決。非典疫情之後沒有過幾年,不僅一切都死灰復燃,食用野生動物的產業鏈甚至變得更加龐大。

2016 年,我國對《野保法》又作了修改,刪除了把野生動物作為資源加以利用的表述,提出"保護優先、規範利用"。但汪松仍舊認為,因為多方利益的掣肘以及管理的漏洞,我國對野生動物並沒有做到規範利用。

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IFAW)亞洲區總代表葛瑞說,雖然 2016 年《野保法》的調整有很多積極的變化,比如把立法目的由"利用"改為"保護"、強化野生動物棲息地保護、明確提出禁止網絡交易平臺為非法野生動物貿易提供交易服務等,但是仍遺留了諸多問題,且"重點保護名錄"加"三有動物"名錄的保護模式,讓大量野生動物暴露在濫食濫用卻無法可依的威脅下。

為修改《野保法》鋪平道路

四川省綠化基金會秘書長、原世界自然基金會 (WWF) 成都辦公室主任林凌對記者表示,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完整性是連貫的,所以動物就不能分為重點、非重點,有經濟價值還是無經濟價值,應該一視同仁,生物多樣性才是關鍵。如果多樣性缺失了,就是一種或者幾種物種保護得很好,對生物多樣性也沒有什麼好處。

《決定》的一個亮點是,其第二條第一款明確要求:全面禁止食用國家保護的"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簡稱"三有動物")以及其他陸生野生動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飼養的陸生野生動物。至此我國全面禁食野生動物制度開始建立,面向食用的野味市場失去了合法基礎。

周海翔認為,從生態的角度去看,這次禁止一般野生動物的食用前進了一大步。這在客觀上有利於保護中國的生物多樣性,這一大步如果真能落到實處,可能在全世界來說,中國在生態文明方面都會走在前面。

2月24 日《決定》通過後,為修改《野保法》鋪平了道路。但是周海翔認為,《野保法》的修改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其不能僅僅從公共衛生安全方面來考慮,而是要從生態系統來考慮。他也建議《野保法》在修改中應該不僅僅限於禁止食用野生動物,而是希望在其它商業利用方面也需要更多的限制,譬如利用時必須按照國家規定實行嚴格的審批和檢疫檢驗等。如果法律中不便於做十分明確和細緻的規定,在實施細則及其他司法解釋中也需要予以具體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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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林某林場繳獲的捕獵工具(攝影/周海翔)

葛瑞表示,《野保法》修改要堅定以保護自然生態為導向的立法目的,法條中的內容均應服務於野生動物在野外種群健康穩定,能夠發揮其生態作用,保護生物多樣性。

不過,目前的《決定》並未限制野生動物食用外的科研、藥用、展示、皮草等其他利用方式,食藥兩用的野生動物如何處理也還沒有明確。此外,在國內大規模養殖的東北虎、揚子鱷、梅花鹿等一級保護動物以及黑熊等二級保護動物何去何從?這些在即將修改的《野保法》中都需要妥善處理。

危險的活物宰殺市場

但是全面禁食野生動物就能徹底解除人類面臨的公共衛生安全隱患嗎?北京市農林科學院畜牧獸醫研究所研究員張培君說,儘管將來禁食野生動物會很大程度上阻止一些人類和動物之間的共患病向人類社會蔓延,但地球上生物界是複雜的生態系統,共患病傳播和蔓延的過程、機制也都比較複雜,並不是只要禁止野生動物的食用就可以萬事大吉。

譬如,雖然中國人有喜歡吃新鮮的傳統風俗,中國養殖的家禽家畜在大城市內進行活物交易,也是一件具有很大生物學風險的事情,尤其是雞、鴨、鵝。

雞、鴨、鵝、豬這些家禽家畜已經被人類馴化並圈養了數千到上萬年,長期和人類近距離生活在一起。在這個共同生活的過程中,這些家禽、家畜和人發生了充分的微生物交換,而微生物在不斷的交換過程中,逐步變異,同時適應了這兩個宿主環境。這就導致瞭如果這些家禽家畜身上的微生物發生變異,變成了致病的病原體,這種病原體很大概率是可以感染人的。

現在,中國依舊存在著很多的活物宰殺市場,讓傳染病的發生一直存在較高的風險。因為動物一直處於存活狀態,微生物保持活性,並隨著動物的飛沫、分泌物、糞便等一路傳播。最終宰殺將直接面對沒有防護的消費者或者商販,血汙將成為高危傳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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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一些地方的農貿市場,還違規存在著活禽宰殺市場,這讓傳染病的發生一直存在較高的風險(攝影/周海翔)

張培君說,寵物飼養也是傳染病傳染和擴散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方面,現在我國的寵物市場規模龐大,但是寵物的管理卻存在很多漏洞,這些漏洞也必須要堵住。

養殖產業何去何從?

中國陸生野生動物養殖業(包括兩棲動物)長期以來一直是多頭管理的狀態,管理混亂、分工不明,准入、養殖管理、食品安全管理之間一直無法很好銜接。在無序之中,陸生野生動物養殖發展成了規模巨大的灰色產業鏈。

據中國工程院諮詢研究項目公開發布的《中國野生動物養殖產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報告》顯示,2016 年中國野生動物養殖產業的從業者 1409萬左右,創造產值達 5206 億多元。

對國內的野生動物養殖產業而言,這次《決定》的出臺對很多人幾乎是個毀滅性的打擊。東北虎、揚子鱷、梅花鹿、黑熊等這些國內大規模養殖的展覽展示、藥物利用,有的甚至長期遊走在非法食用邊緣的野生動物又該何去何從?這是接下來在具體執行中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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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兩年走紅網絡的竹鼠,因為被點名為"可能攜帶新型冠狀病毒的野生動物",被全面封控後,養殖戶們在忐忑中等待了一個月後,再次遭遇重擊(圖片來自網絡)

不過,《決定》和未來的《野保法》並沒有對野生動物及其繁育的商業利用予以禁絕。除了可直接食用外,野生動物(尤其是人工繁育的野生動物)還有很多其他用途,譬如可進行種群發展(恢復和發展野外種群)、中醫藥材、科學研究、展示展演(科普教育等)等其他方面的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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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引起軒然大波的歸真堂,邀請百家媒體參觀"活熊取膽"(圖片來自網絡)

這意味著非食用的野生動物養殖在未來還將保持一定的規模而存在。這些動物在利用時也需要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實行嚴格審批和檢疫檢驗,從而最大限度減少給人類的疫病風險。

有專家表示,是否需要把所有的陸生野生動物,特別是將無脊椎陸生野生動物(如蝗蟲等昆蟲類)也全部禁食,值得進一步研究和論證,要避免過於極端片面的傾向,也要在確保公共衛生安全的前提下儘量減少不必要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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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昌黎縣一家貉、貂養殖場(攝影/章軻)

為了妥善解決矛盾和衝突,一些專家認為,當前給能吃的動物建立"白名單"也是比較可行的辦法。也就是明確哪些能吃,其他的一概不能吃。

不過周海翔認為一些已經人工養殖的野生動物是否納入《畜禽遺傳資源目錄》或者以其他的方式建立食用"白名單",需要充分考慮其養殖效益問題。他說現在的很多動物,儘管說是吃的養殖的,不是野生的,但由於現實中其養殖成本遠遠高於其在野外獲取的成本,這導致盜獵很難遏制。

多年來很多人打著養殖食用,背後卻偷偷盜獵就是這樣的原因,也是現行野生動物養殖管理上的一個很大漏洞。

"需要明確的是,現有養殖的野生動物中,具有重大流行性疾病傳染風險的,是堅決要予以去除的。因此,一種野生動物到底適不適合馴養和繁殖,哪些需要被納入可食用管理,需要專家組來進行專門的評估,這還需要很多的細化的工作,不能單純從商業利益上來想問題。否則就是一種變相的縱容。"周海翔說。

"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決定》中提出,未來可食的動物都將列入《畜禽遺傳資源目錄》,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畜牧法》的規定。希望新法的保護名錄與'利用白名單'的制定,充分吸取過去的經驗和教訓,對於白名單的物種選擇要科學和慎重,充分考慮諸如不同物種在人工繁育的過程中是否需要從野外引種等問題,保證白名單不會為非法貿易洗白。"葛瑞表示。

禁養的大量野生動物如何處理?周海翔告訴記者,對於明確禁止以後進行養殖的動物,如果以前是真正合法的(不能僅僅看是否有證),政府可以實施一定的補貼,但是如果養殖本身就是非法的或經過洗白的,就不能進行補貼。

能夠放歸野外的,要考慮其原本生存的生境及季節,予以科學的放生,甚至可以與宗教團體的放生活動進行合作。他認為,宗教活動中刻意為放生而組織的放生是錯誤的,放生應該是隨緣而為,不應該花錢助長盜獵,類似這樣罰沒或真正需要救助的放生是應該鼓勵的。

但是將被禁養、但是又無法放生的眾多野生動物又該如何處理呢?這依舊還是一個難題。

TIPS:

北京野生動物保護現狀如何?

北京處於南北方動物分佈過渡性地帶,野生動物資源較為豐富,現有各類野生動物102科、500餘種。

2016年10月,媒體曾報道有人在大興區龐各莊鎮附近的一片荒地上拉網捕鳥,鎮上集市經常有人出售野生鳥類。

市人大常委會農村辦調研發現,北京非法獵捕野生鳥類的違法問題較為突出。據不完全統計,近年來查處的野生鳥非法獵捕點近郊區有22處、遠郊區27處。隨著全市專項執法的持續開展,北京盜獵現象已轉向遠郊區,分佈地域大,形式更加隱蔽。

據調查,北京經批准持有陸生野生動物人工繁育許可證的單位和個人共有325家。目前大部分已不再從事相關活動或暫未養殖,實際有繁育陸生野生動物存欄單位及個人117家。其中包括動物園(野生動物園)5家、小型觀賞展示園區31家、科研實驗及救護機構8家、養殖場73家。

近年來,北京野保社會組織蓬勃發展,社會參與熱情高漲,目前北京有各類野生動物保護社會組織1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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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科普中央廚房

監製:北京科技報 | 科學加客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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