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永徽六年（655年）十月，唐高宗李治下詔，將王皇后與蕭淑妃同時被廢為庶人，囚禁宮中。之後不久，正式冊封武昭儀為新的皇后，並宣佈大赦天下。這場大唐宮廷的後位之爭，以新人武昭儀的全勝而告終。但是，看似平常後宮皇后廢立的背後，是皇權與相權驚心動魄的博弈與爭鬥，翻天覆地地改變了大唐朝堂原有的政治格局，對大唐王朝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唐朝的“宰相”制度
唐朝的官制，基本上沿襲了隋朝的總體制度格局，設立“三師”，即太師、太傅、太保，不主管具體的事務，也不設置府衙和僚屬；設立“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可以參與國家大事的商議，可以設置府衙和僚屬，但卻因人而定，有合適地位的人就任命，沒有合適地位的人就空缺。唐朝的“三師”和“三公”，基上是榮譽頭銜，並不是朝廷真正的核心議事決策機構。
唐朝真正的權力中樞機構，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三省六部”。“三省”即為：尚書省、門下省、中書省。尚書省的長官為尚書令，因唐太宗李世民曾任尚書令，所以貞觀朝以後，沒有人再敢任尚書令，以僕射為長官，分設左右僕射各一人。尚書省統領六部，六部為：吏部、禮部、戶部、兵部、刑部和工部，各部長官為尚書和侍郎，各部下設四司，司的長官為郎中。
門下省的長官為侍中，中書省的長官為中書令。三省的職能分工，《新唐書》中有明確的記錄：
“中書取旨，門下封駁，尚書奉而行之。”
也就是說，中書省根據皇帝的意思，負責國家重大事務詔書的草擬工作；門下省，負責對中書省草擬的詔書進行監督和審查，認為不合理的可以駁回；尚書省，主要負責執行已經通過的詔書，是貫徹執行機構。
根據朝廷的機構設置，唐朝的宰相，並非一個人，而是一個群體。在唐初時，所謂的宰相，就三省的長官，即左右僕射，侍中和中書令。
《舊唐書》記載：“武德、貞觀故事，以尚書左右僕射各一人及侍中，中書令各二人為知政事官”。
知政事官，即是嚴格意義的宰相。後來，唐太宗李世民嫌中書省取旨、門下省封駁，兩省之間來回流轉，耽誤時間，所以設立專門的議事場所，即政事堂，將兩省會合在一起辦公，參與政事堂辦公的官員，加上“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頭銜，有這個頭銜，即使不是三省的長官，也可以名正言順地參與國家大事的商議，這些人統稱宰相。後來發展成為，只有參與政事堂議事並加以以上頭銜的官員才能稱其為宰相，如沒有以上頭銜，即使是三省長官，也不一定是宰相，慢慢發展演變為三省長官的頭銜成了“虛銜”，宰相成了臨時性職務，也就是說誰擁有參與政事的權力，誰就成為了宰相。
朝廷權力的運行規則
從唐初“三省六部”的設置和運行規則來看，國家大事的決定權，並不是完全掌握在皇帝一個人手中，中書省的長官可以根據情況加以修改，門下省認為不合理，還可以駁回。明白一點說，也就是說皇帝的意圖或者命令，必須經過中書省和門下省長官的審核同意並簽署下達，才能形成決議，成為聖旨，才具有實際執行效力，只要缺少其中一個環節，皇帝的命令等於無效。
在唐初的武德朝和貞觀朝時，李淵和李世民作為打天下的強勢之君，雄才大略，能力和威信都很強盛，這套“三省六部”制度，運行沒有任何情況，也不存在所謂相權削弱皇權的問題。唐太宗李世民，更是希望通過宰相們的幫助和勸諫，減少自己的決策失誤，匡正自己的過失，從而更好地治理和管理國家。他曾多次在不同的場合指出，
“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 “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旨，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 （《資治通鑑》）。
從以上言論可以看出，唐太宗李世民是非常鼓勵三省的長官，主動行使自己的權力，來有效減少皇帝的失誤。
大唐皇宮
永徽朝皇權與相權的矛盾
在武德與貞觀時期運行良好的“三省六部”決策執行機制，到了永徽朝，隨著人事變動和形勢變化，產生了完全不同的效果。
唐高宗李治，從小性格懦弱，缺乏自信和魄力，再加上繼承皇位是還很年輕，皇帝的威嚴和權勢，大大地減弱。而宰相的一方，以長孫無忌為首，除李勣之外，基本上團結成了一個整體：太尉長孫無忌，以同中書省門下三品的頭銜總領朝政，中書省中書令柳奭，門下省侍中宇文節、高季輔，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同中書門下三品、吏部尚書褚遂良，都與長孫無忌，擰結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
長孫無忌是李治的親舅舅，幫助李世民爭奪天下，居功至偉，位居凌煙閣24功臣之首。同時，李治的儲君之位，長孫無忌發揮了重大作用，他也是李世民託孤輔政的重臣，長孫家族是關隴望族，勢力強大。所以，永徽初年的朝廷局勢，大權基本是以長孫無忌的宰相把持，唐高宗李治淪為“虛君”，與蜀漢時的阿斗，沒有太大的區別。而長孫無忌，則成了蜀漢時的“諸葛亮”和西漢時“霍光”式的人物。相權嚴重製約了皇權，兩者間的矛盾和鬥爭不可避免。
唐高宗李治
皇權的驚醒
唐高宗李治雖然性格軟弱，但卻非常聰慧，他對自己當前的處境非常清楚，對朝廷目前的局勢洞若觀火。他絕不甘心做個“虛君”，也絕不願意將祖、父兩代人打下的江山拱手讓人，他一直在尋找機會進行反擊。永徽初年發生的“房遺愛謀反案”，就是皇權與相權發生正面衝突的導火索。
房遺愛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女婿，高陽公主的丈夫，也是尚書僕射房玄齡的次子。高陽公主為了給自己的丈夫，爭奪房家長子房遺直承襲的梁國公爵位，誣告房遺直對自己無禮。
“高陽公主謀黜遺直，奪其封爵，使人誣告遺直無禮於已。”（《資治通鑑》）。
這本是一起平常的家庭爵位爭奪戰，卻在宰相長孫無忌的一手操作下，將案件性質人為改變，使其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被炮製成了一起重大的謀反案。同時，還將皇家的幾位重要人物，陷害成了這起謀反案的主謀。其中最重要的人物，當屬吳王李恪。
唐太宗李世民
吳王李恪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三個兒子，很有才華和魄力。李世民在世時，對其非常賞識，認為只有這個兒子與年輕的自己很像，一度曾打算立其為太子，後來因為長孫無忌的堅決反對才最終放棄。李治繼位後，李恪任司空，在官職上與長孫無忌平等。李恪的皇子身份和英明果決的才華，以及所任的官職，都讓長孫無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成為了他專權弄權的干擾和阻力。
“房遺愛謀反案”，在長孫無忌的精心策劃下，被辦理成了“鐵案”，證據確鑿。最終上報給李治的處理方案是：三個駙馬房遺愛、薛萬徹、柴令武斬首；兩名親王李元景、李恪，兩名公主高陽公主和巴陵公主被賜自盡！名將江夏王李道宗、宰相宇文節、名將附馬都尉執失思力、譙國公柴哲威等人被流放。
長孫無忌利用這一起案件，將皇家可能制衡自己的勢力徹底清除，為自己的進一步專權掃清了障礙。對唐高宗李治來說，巨大的損失體現在兩個方面：可以倚重製衡相權的力量被消滅了；一向以“寬仁友孝”的人格標籤示人的李治，在當上皇帝不久，就被假借自己的手，一口氣殺掉叔父、兄長和姐妹等皇族成員七人，對其名譽和人格的損失無可估量，其實也是另一種弱化皇權的形式。
李治對其中的厲害關係很清楚，他試圖打悲情牌，在朝堂之上，博取各位宰相的同情，以求保全完全無辜的荊王李元景和吳王李恪的性命。他幾乎是流著淚向大臣們求情：荊王李元景是我的叔父，吳王李恪是我的兄長，實在是不忍心殺他們，想為他們兩人求情赦免一死，眾位愛卿認為可以嗎？
整個大殿鴉雀無聲，沒有一人附和回話。李治徹底絕望了，他此時才真正感受到，自己雖然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其實只是一個“木偶” 而已，他已經被自己的舅舅長孫無忌為首的一幫宰相們完全架空了。
長孫無忌
皇權的反擊
皇帝李治從“房遺愛謀反案”中，總結出了兩條重要經驗：一是長孫無忌為首的宰相一派，實力過於強大，僅僅憑藉自己一方的力量，一時無法撼動，必須尋求政治同盟；二是從朝堂上與長孫無忌，開展正面碰撞，很難達到實際效果，必須曲線迂迴鬥爭。
李治決定改變鬥爭策略，將與長孫無忌一派的爭鬥，更加委婉地轉向後宮，畢竟後宮是自己的“私生活”，既可以麻痺對手，也容易得手。
第一步，聯手後宮
。李治的後宮皇后王氏，孃家是名門望族的太原王氏，是長孫無忌一派的關隴貴族關係密切，其舅舅中書令柳奭，更是孫長一派的骨幹成員。所以王皇后就成為了長孫無忌、禇遂良等宰相在後宮的代言人。李治的昭儀武曌，出生寒門庶族（其父雖然是開國功臣，但仍算不上貴族），不被貴族出生的長孫無忌一派所容納，更重要的是，武曌與自己完全一條心，目標高度一致，並且很有政治智慧，頭腦靈活。李治決心與昭儀武曌聯合，以“廢王立武”為切入點，展開對相權的圍獵。
昭儀武曌在皇后的爭奪戰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直接幫助和助推了李治對長孫無忌一派的打擊。她首先殘忍地將自己出生才一月的女兒掐死，並嫁禍於王皇后，成功將王皇后打入冷宮，佔領了鬥爭的主動權。之後不久，又告發王皇后與其母柳氏行“厭勝之術”詛咒自己。“厭勝之術”是宮中大忌，李治藉此機會，將王皇后的母親柳氏趕出皇宮，並將王皇后的舅舅中書令柳奭，貶出長安，離開權力中心，斷了長孫無忌的左膀右臂。
同時，武曌進一步為李治出謀劃策，在許敬宗的有力配合下，抓住機會，將宰相褚遂良罷黜，貶出了長安。褚遂良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重臣，也是三個託孤輔政大臣之一，是長孫無忌的核心成員。褚遂良的被貶，標誌著勝利的天平開始向皇帝李治一方傾斜。
昭儀武曌
第二步，起用寒門庶族。兩個代表人物，分別許敬宗和李義府。許敬宗是李治的嫡系，在他還是太子的時候，就跟在身邊，李世民征討高麗的時候，許敬宗曾輔佐李治監國，很有些才華。後代替于志寧任禮部尚書，併兼任太子賓客。顯慶元年(656年)，拜侍中、監修國史，封高陽郡公。
李義府是貞觀朝的進士，也李治的親信，李治還是太子時，李義府就任太子舍人，後轉任中書舍人，因向李治上表請求立武昭儀為皇后，被火線提拔為四品官，之後又被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位居宰相。
這兩個人，歷史對他們的評價都完全是負面的，史書評價為許敬宗為“虛美隱惡”，評價李義府為“笑中刀”。但是，這兩個人都出身寒門，與長孫無忌等人格格不入，在李治“廢王立武”以及與相權的爭鬥中，都發揮非常重大的作用。
第三步，分裂宰相集團。宰相集團中有一名重要的人物，與長孫氏不是完全一派，他就是時任中書門下三品、尚書左僕射的李勣。李勣是大唐名將，長期在軍中任職、掌控軍權，是永徽朝在軍隊的核心人物。同時也是李世民的三人託孤重臣之一，威望極高。
吳王李恪被處死以後，李治很快任命李勣為司空，與時任太尉的長孫無忌同處三公的位置。與此同時，還專門還派出專人給李勣畫像，並親自題詞，極盡讚美之詞，“茂德舊臣，惟公而已”。出身瓦崗軍的李勣，也是寒門庶族子弟，與長孫一派面和心不和，只是李勣的人生經歷非常複雜兇險，造就了他非常謹慎的性格，長期堅持韜光養晦、隱忍求全。對皇帝李治來說，只要爭取了李勣，就等於爭取了軍方的支持，就有底氣和實力。在李治的大力爭取和拉攏下，李勣在一方權衡之後，選擇支持皇帝李治。
在李治“廢王立武”的事件中，正是由於核心人物李勣的表態，“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讓李治有了底氣和決心，與長孫無忌一派做堅決的鬥爭，堅持“廢王立武”，並最終一錘而定！
李勣
永徽六年（655年）十月二十三日，李治下詔將王皇后與蕭淑妃同時被廢為庶人，囚禁宮中。十一月一日，命令李勣和于志寧手持璽印，正式冊封武昭儀為大唐新的皇后，並命令群臣及四方酋長，到肅義門隆重朝見新皇后。“廢王立武”的爭奪戰，以皇帝李治和武昭儀的勝利而結束。同時，也以此為轉則點，敲響了長孫無忌為首的宰相派失敗的喪鐘。
唐顯慶四年（659年）四月，洛陽人李奉節，狀告太子洗馬韋季方和監察御史李巢結黨營私。李治派出許敬宗進行調查處理。許敬宗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成功炮製了一起謀反案，主角就是當朝宰相長孫無忌。許敬宗也是辦理冤案的高手，將各種證據做足做實，同樣辦成了“鐵案”。皇帝李治更是擺出一副大義滅親的架式，不給長孫無忌當面辯解的機會，就下令剝奪他的一切官職，流放黔州。三個月之後，在皇帝李治的暗中授意下，許敬宗派出中書舍人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長孫無忌自殺。從此，大唐貞觀功臣派，正式退出歷史舞臺。
這場大唐永徽朝的皇權與相權的爭鬥博弈，以“廢王立武”為突破口，以高宗李治的完全勝利而結束，以長孫無忌為首的相權派的失敗而告終，徹底改變了大唐的朝廷政治格局和政治形勢，唐高宗李治，正式奪回了原本就屬於自己的權力，成為大唐王朝真正的君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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