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塔與喬西林：《教堂尖塔》中的倫理規範與個體需求

|江蘇師範大學 肖霞

摘要：通過以倫理學視角切入《教堂尖塔》，審察尖塔的意蘊，本文發現,看似行為自負的喬西林實際上極為自卑，急需尖塔肯定自我價值。不幸的是，喬西林所想象的尖塔能夠帶來的基督教榮耀不過是他內心中的自我需要；他所呈現的基督教願景並不能把他的尖塔強加給他的教眾。同時，喬西林內心的自我需要也被社會道德規範所扭曲，他無法用言語和行動來處理，兩者之間的對抗最終導致了喬西林的人生悲劇。作為喬西林個體人性需求被社會倫理表述壓制和挫敗的具象，尖塔負載了喬西林自我定義的生命價值，成為表達他個體人性需求不可放棄的人生苦工。這也正是戈爾丁在多部小說中以不同方式肯定的人之為人不應逃避的痛苦榮耀。

關鍵詞：教堂尖塔;喬西林; 倫理規範;個體需求

中圖分類號：I1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5723（2019）02-0036-06

一、引言

威廉·戈爾丁（William Golding）的《教堂尖塔》（The Spire，1964）提出了一個似乎很簡單，但深思也難以很好回答的問題：聖瑪利亞大教堂的教長喬西林決心要建造一座在他看來堪稱大教堂王冠和權威的尖塔，當泥淖地基從技術上宣告了這座尖塔的悲劇命運、營建工地上事端不斷攪擾一個社區不得安寧、建築師與工人先後失去信心、其他人也大多看衰這個建築計劃的時候，他為什麼還是一意孤行地修建這座四百英尺的高塔？換言之，喬西林為什麼如此看重這座尖塔，以至於他要不惜一切誓死完成？

許多論者想從尖塔意象中找到答案。小說甫一問世，尖塔意蘊便是一個討論焦點：尖塔“既是一首唱給上帝的純潔讚歌，也是一座巴別塔,一個撒旦式人類驕傲的象徵”（Paul 1964: 568），具有“上帝榮耀和陰莖崇拜兩重性”（Skilton 1969: 54），“是一個錯置的性象徵，自我膨脹的象徵，社會關係崩解的象徵”(Lerner 1982: 6）。歷經半個世紀，如今論及《教堂尖塔》，學者們仍然或多或少表達類似的觀點，喬西林借建塔“一直努力昇華對古迪·潘格爾無意識的性慾”（SaavedraCarballido 2014：72）。如此理解尖塔的象徵意蘊，很自然會想到基督教與異教的矛盾衝突（Hallissy 2008: 319-332），意識與潛意識/無意識、叔本華的意志與表象（SaavedraCarballido 2014：71-85）等闡釋框架。但是，這樣的闡釋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小說前半部中人物和尖塔的內涵，卻也因為規整套用理論，凸顯契合闡釋框架的某些因素而忽略了《教堂尖塔》後半部中異質元素在磕絆糾纏之間營造的共生性動態平衡，從而把一部抒寫人類共同體中個體存在的小說降格為基督教原罪說、弗洛伊德性心理學，或者宗教神學與啟蒙理性之間衝突的圖解。有些闡釋甚至顯得生硬膚淺，致使相關意象只能被切分出來適應理論，小說後半部分因而幾乎失去了存在意義，一些極為重要的細節被忽略，無法聚合為一個整體。

如果把喬西林看作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以倫理學視角考察他的建塔困境，把他作為一個在平衡個體倫理取捨和社會倫理規範約束之時迫於內外壓力、意圖扭曲卻不自知的人，便可以發現，行動自負的喬西林實際上極為自卑，急需尖塔彰顯自我價值。由此，尖塔不僅是一座禮拜上帝的建築，還是喬西林成功社會形象的載體，負擔著他借宗教倫理規範表達的個體需求的使命。不幸的是，隨著建塔工程磨難升級，喬西林發現了自身“地窖”中更為深層的個體需求，因囿於宗教倫理認知的禁忌，他無法形成明確的言辭和行動，只好沿用基督教語彙來表達。這不但遭到教眾拒斥，甚至連他自己也疑竇叢生。一切矛盾匯聚於尖塔。尖塔這個意象從而成為喬西林個體需求被挫敗的表徵，也成為個體表述被群體規範制約的具象，從而發展成為一種意蘊複雜的象徵。然而，尖塔和喬西林之間的關係並非一成不變，而是經歷了變化和發展。

二、喬西林的自卑人格

要理解尖塔的意蘊，可以從分析喬西林開始。阿德勒（2016：48）認為：“我們不妨猜測，在任何一種凌駕於他人之上的舉止背後都有一種急需隱藏的自卑感存在。”為了掩飾自卑，這類人不但會傾盡全力掌控他人，與他人不斷爭鬥，損害他人的生活，也會損害自身，“他的態度不僅使周邊人不舒服，也讓自己難受，因為這種態度讓他不斷接觸生活的黑暗面，阻礙他體驗任何生活樂趣”（Adler 1927：76）。以此觀照喬西林強力推行建塔的過程可見，他以上帝意志為盾抵禦各方壓力，處理權衡人和事完全以是否能夠促成建塔來考量，儼然上帝化身，結果卻是傷人害己，所思所為與阿德勒所說的自卑人格者的行為模式盡數吻合。

探究喬西林的自卑可以從他的身份說起。從家庭出身上看，除了他的姨母作為前國王情人獲得了諸多利益，給予他一路升遷的實惠之外，喬西林沒有尊貴的家世，沒有更多可以借力的親戚。從宗教職務上講，在推行建塔工程之時，他已任職聖瑪利亞大教堂的教長多年，管理著諸多教堂事務。顯然，喬西林的出身與如今的地位之間有一條溝壑。但遺憾的是，喬西林並不擁有彌合這條溝壑的個人能力。這在喬西林告誡神父安塞爾姆對他怨毒的譴責中，在其他教士背後對他的議論中可見一斑。喬西林本人也深知自己才能有限，在不斷得到提拔之前，他對自己未來的設想非常簡單，完全符合自己的能力。不幸的是，姨母與前國王床笫間玩笑般議定了一個恩惠計劃,把一個懵懂的見習教士一路擢升為教區的頭面人物，受惠者事先卻毫不知情。可想而知，這種全無謀劃的迅速升遷讓喬西林先是震驚興奮，然後忐忑適應，在接二連三的晉職之後他便誤以為他或許擁有自己也未曾知曉的能力，習慣發號施令之後又逐步發展到沾沾自喜，進而自負自大。

事實上，身為教長三年之後，喬西林也意識到了自己這種“凌駕於他人之上的舉止”：“我那時候年輕，為管理這麼大的教會產業而極為驕傲。簡直是自負至極。”（Golding 1964: 191）戈夫曼（2008：20、45）用“個人前臺”這一術語來指稱一個社會角色扮演者的官職、種族特徵、外貌、儀表、行為舉止等用來在社會情境中傳遞信息的媒介符號，並指出，以穩定模式表演出來的“社會化自我”可以使個體在觀眾群體中獲得一種確定的品格姿態，或者說是“人性自我”的外衣。身為教長，喬西林努力為“個人前臺”增添各種道具，希望能夠表演到位，贏得喝彩。但喬西林自知他沒有任何業績來匹配這個職位，終歸無法自信起來。一直以來，他能做到的只有盡力與妨礙他建立自信的因素撇清關係。於是，他愛惜羽毛，三年都不肯回復聲名不佳的姨母的信件。在這種情況下，當喬西林發現可以在自己管轄的大教堂中央建造一座尖塔，為自己表面光鮮但乏善可陳的“個人前臺”添加一份重量級裝備，他的興奮和決心可想而知了。這座尖塔不但會令眾人無法忽視，還會令眾人仰視。喬西林的頭像將高懸於尖塔四端，俯視眾生如君臨天下。這是喬西林憧憬的尖塔景觀，他將憑藉這一獻給上帝的榮耀登上自己設計的人生巔峰。

雖然尖塔工程被喬西林想象為自己一生的偉績，但現實非常骨感，整個過程舉步維艱。從泥淖地基到異教徒工人，從建築技術侷限到教眾反對，這些問題都讓喬西林焦頭爛額。他本能地想營造強勢表象來掩蓋自己的心虛不安，並抬出上帝來壓制一切反對的聲音，漸漸從自命的上帝代理轉為監督操控一切的上帝。工程進行中，喬西林發現自己無法真的憑藉上帝意志來夯實地基，維持秩序。大教堂失去了和樂整潔的氛圍，日常禮拜秩序崩解，建築工人隨意哼唱褻瀆俚曲，潘格爾被謀殺，被喬西林視為教女的古迪因與建築師梅森婚外情懷孕生產而亡，腳手架上工人墜落，工地異教徒文化通行無阻、烏煙瘴氣。巨量麻煩和高強度的精神壓力超出了喬西林的掌控，除了精疲力竭地假借上帝虛張聲勢之外，他無計可施。大眾對建塔失敗的懷疑逐漸轉為確信，喬西林自己心中的懷疑也開始不可抑止地滋長。

平步青雲的喬西林在虛幻的成功中忘乎所以，高調展示職權的威力，這一自以為是不但毀掉了自己，也毀掉了他人。儘管初衷絕非如此，自卑的喬西林實質上施行了反社會性質的行動，對周圍人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損害，使他們原有的生活秩序崩解潰爛，甚至推動其中一些人走向死亡。這一因自卑人格作祟形成的行為模式主要是一股由內而外應對社會壓力的力量形式，宗教信仰與喬西林瘋狂推進建塔這一事件之間的關係也是喬西林與社會互動的另一個側面。

三、宗教倫理規範的反諷應用

戈夫曼（2008：10）認為，“任何一種情境定義都具有明顯的道德特徵。”這意味著，每一個社會角色都被附加了一整套道德要求，這些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這個角色的言行舉止，而周圍的人也被期待以適合於這個身份角色的方式來對待他。身為聖瑪利亞大教堂的教長，喬西林的話語場域已經被界定得非常清楚。即使暗中操縱一切的是前任國王，即使喬西林不知道自己能夠任職的原委，有一點也非常明確：喬西林的地位基石是虔信上帝，稱頌上帝。因此，他以上帝為精神支撐來確立對自我能力的信心。

某一日，喬西林頭腦中偶然出現了一座尖塔的影像。他靈光閃現，開始篤信把頭腦中的影像轉換為現實中的尖塔就是上帝賦予自己的特殊使命。教士大會上，喬西林宣稱建塔是上帝的意志，眾多反對者幾乎找不到有力的基督教倫理話語來反對。話語權威在上帝手中，既然上帝並不現身，便是在喬西林手中。喬西林力排眾議贏得了建塔工程的批准，也贏得了羅馬教廷的稱許。雖然拒絕了喬西林撥款的要求，羅馬教廷還是頒贈了一枚聖釘表示支持，建塔最終仍有賴他的姨母提供主力資金。

如果能夠克服技術難題讓尖塔在反對聲浪中矗立起來，證明上帝的意志可以比泥淖地基更好地支撐尖塔聳立，這座尖塔將成為名副其實的上帝的榮耀，也是喬西林的榮耀。但遺憾的是，這座尖塔接近四百英尺高度時便事故不斷，搖晃得人心惶惶，再也無法繼續施工了。

建塔工程的失敗，不僅是喬西林奉上帝意志行個人私利的失敗，也是建築師梅森等人代表的理性在信仰面前的失敗。但諷刺的是，在因信稱義的基督教倫理規範統轄下，即使教廷派來查驗喬西林是否有過錯的巡查組也無法否認這項失敗工程的正當性。巡查們不得不同意喬西林“無人虔信到與我一同堅持建塔”（Golding 1964: 165）的說辭。當喬西林請求他們同意把羅馬教廷贈予的聖釘釘入尖塔，以停止尖塔支柱的搖擺時，他們雖覺荒謬卻無言以對。他們一邊表示傾慕喬西林的虔信，一邊卻暗下決心要把虔信到無可理喻的喬西林撤職。更為悖謬的是，否定依賴上帝為所欲為的喬西林還是要依賴上帝的威嚴。巡查組以疏忽教長職責、不能維持禮拜上帝的秩序、終日與異教徒為伍這樣符合宗教倫理規約的話語來裁定喬西林的過錯，罷免了他的教長職務。

認識到宗教倫理規範宏大敘事遮蔽下的個體敘事微弱但不應被無視的力量，是喬西林的建塔悲劇的啟示，也是促動喬西林擺脫自卑自我的控制，放棄以上帝之名控制他人，開啟認識自我、認識他人、認識社會之門的契機。大門開啟之後，這位教長首先需要面對的便是自我的“地窖”。“地窖”是戈爾丁在自己的散文和小說中多次使用的一個隱喻，指可以左右人物行為選擇的某種非理性力量。在《教堂尖塔》近結尾處，在建塔工程遭逢的四面楚歌中，喬西林才意識到自身精神地下室，或者“心靈地窖”（Golding 1964: 166）的存在，意識到在其中蓄勢、生髮的欲求擁有極為強勁的推力。之前在教長職位上春風得意之時，由於對這一人心的“地窖”毫無知覺，他才誤判了他人恭順背後的反向動力，也誤判了自己執意建塔這個行為所隱含的“地窖”欲求。

開工建塔之時，喬西林還能關注到這個工程對原有宗教倫理秩序的損害，適時予以制止或修正。工人在教堂內哼唱俚曲有違教堂儀禮，他便指令安塞爾姆神父監督制止；潘格爾抱怨工人騷擾，妨礙日常生活，他承諾干預。但隨著地基問題出現，喬西林開始疲於應付比在教士大會上以上帝之名論戰更為艱難的陣地攻堅。他不但要說服梅森，甚至要威逼梅森繼續這個工程。他裁減教堂開支，多方籌錢支持繼續建塔以穩定工地人心。所有這些都讓喬西林心力交瘁。各方壓力逼迫下，喬西林越來越焦慮，不在工地便心神不安。他意識到，自己的一切都繫於尖塔工程的成敗，所以當尖塔的四根支撐柱石開始搖晃，工程失敗的可能性越來越大時，他逐漸無心顧及教長的職責，最終不惜日日在工地上充當一個建築小工來換取心安。

此時，喬西林還是隻能用宗教倫理規範的語彙為這種壓力下的行為模式正名。他告訴自己，每日建塔便是“對上帝的禮拜”，是“為教堂增添榮耀”（Golding 1964: 165），遠比在中殿燃蠟做彌撒更為重要。但是，這種解釋已經遠離基督教眾的倫理價值觀。喬西林運用的宗教倫理規範話語已經無法遮蔽他的行為選擇中所隱匿的自身利益需求。喬西林縱容的一些事項，已經遠遠超出了人們對於教長的預期，也毀掉了喬西林內心為自己描畫的端正人品人設。只要能繼續幹活，建築工人可以在教堂哼唱俚曲，飲酒作樂；只要能留住梅森，喬西林願意無視他自以為像教女一般真心疼愛的古迪與梅森通姦；只要拿異教徒建築工人獻祭可以穩住沙質塔基，混亂中古迪的丈夫潘格爾被推入地基大坑填埋，他也可以裝作沒看見。喬西林甚至轉變了看法，開始把那些建築工人，也就是“謀殺犯、兇手、無賴、騷亂者、強姦犯、臭名昭著的私通者、雞姦者、不敬神的或者更糟糕的”（Golding 1964: 167）看作好人。日積月累，喬西林本應在行動中體現出來的基督教倫理觀已經面目全非。

可悲的是，即使喬西林為了抒發自身個性需求改寫宗教倫理規範所設定的好人概念時，他還是不能承認那些個性需求的合理性，也沒有其他語彙加以表達，只能站在已經習得的宗教倫理規範立場上惶惑鄙視，把內心湧動的男女之情、權力慾望貶為人這座建築的“地窖”中不可示人的存貨，或者改頭換面，把它們幻化為模糊難懂的意象。喬西林認為，承載他個性需求的尖塔是遭到基督教倫理規範中惡的代表撒旦破壞的，他拼力與之抗爭，所能想到的自救手段不過是教廷贈予的聖釘。喬西林只敢保護可以用宗教倫理規範語彙堂皇敘說的地上部分，對自己“地窖”裡的存貨完全不敢正視。事實上，正是喬西林的佔有慾毀了古迪：他先是把她婚配給潘格爾，只因認定潘格爾並無性能力。後來發現古迪與梅森私情萌動時，他沒有挽救古迪，只為希望梅森可以因貪戀古迪而留下繼續建塔。他也毀了梅森：當梅森發現地基不實堅決要求停止建塔時，他要挾梅森自己將寫信給其他僱主貶斥他的建築技藝，讓他失去建築師賴以謀生的聲譽。這迫使梅森不得不違心繼續建塔，壓力下酗酒瀆職，斷送了職業前途。

喬西林篤信宗教倫理話語，篤信上帝權威，卻無法在宗教倫理規範語彙與自己的“地窖”存貨之間取得一種平衡。教廷派來的巡查則諳熟此道，除了在取捨喬西林過錯時表現出來的練達之外，還有一個細節可以證明巡查們的圓熟。他們告訴喬西林，安塞爾姆神父狀告他取消中殿燃蠟的慣例，同時也點出安塞爾姆售賣蠟謀利，未曾言明的立場昭然若揭。可惜喬西林不能理解這份善意的提示，只就事論事地申訴自己的想法，根本沒有把安塞爾姆的指責看作私利慫恿的惡念，仍然把他當作老朋友，臨終前還請他來表示歉意，請求他的諒解。

巡查靈活練達，安塞爾姆滿腔怨恨，這表明他們都有不可示人的“地窖”。但唯有喬西林不知道如何利用基督教倫理規範話語言說自己“地窖”中暗藏的個性需求，只能在“地窖”陰晦與尖塔榮光之間無所適從，痛苦糾結。“地窖”封存不住，他便在無意識中以合乎規範的言說對二者進行一體化鏈接：心懷男女之情，卻說是在善待教女；丟棄了一個基督徒的日常儀禮卻粉飾說建塔就是終極祈禱；自卑驅動他凌駕於他人之上，他卻安慰自己是在完成上帝使命不必耽於小節。實際上，“地窖”發現首先震駭了一貫真心誠意用基督教規範定義自己的喬西林，他不知所措，只好繼續封存“地窖”，顯現在意識中的只是古迪凌亂的紅髮、破壞尖塔工程的撒旦。懵懂中，喬西林尋求解脫途徑，試圖理解這一切，但頭腦中只有一些超越理性認知的意象浮動，比如靈動的藍鳥和神秘的蘋果樹。

列維-斯特勞斯（2015：8）討論“自我認同”時說：“對於我自己而言，‘我’呈現為一個某些事件正在發生的所在。”自我僅僅是一個容納各種意識角力、承擔角力後果的場域，這種對自我道德意識的看法極具現代色彩，與喬西林反思中把“地窖”人性需求歸攬為自身道德的欠缺這種基督教原罪倫理薰陶下形成的自我責難形成了鮮明對比，二者之間橫亙了幾百年的倫理道德意識的進路。小說前半部分，喬西林只是宗教倫理規範管轄下形成的一個社會角色扮演者，到小說結尾，他已強烈意識到自我個性需求的存在，成為一個可以承擔行為後果的人。這既是他作為道德倫理學意義上人的階段性成功，也是他作為基督教倫理意義上人的失敗。就喬西林個人來說，身受宗教認知能力的限制，他的自我發現沒有帶給他任何幸福喜悅，僅僅是彌留之際對不能言說定義的藍鳥和蘋果樹的喟嘆。在這個意義上看，喬西林的悲劇實質上是一個在宗教倫理語境中無法言說的自我對統治性倫理規範發出的混沌無力的個體抗拒和控訴。

五、尖塔的榮光

縱觀戈爾丁的小說世界，如何在個體的個性需求與既有倫理規範之間取捨，在平衡和失衡之間的各個節點上惶惑掙扎進行動態人生建構一直是他呈現各色人物人生體驗的一個重要主題。雖然多年之後，在後期創作的一些小說中，戈爾丁才能提出建設性意見，但《教堂尖塔》後半部分中，他通過喬西林來反思個體與他者、與社會既定倫理規範之間的矛盾的嘗試，已經展示了相關探索。

有學者注意到這部小說中個體倫理價值觀和社會倫理價值觀的交鋒，認為《教堂尖塔》提出了一個個人視像的社會價值問題（Lerner 1982）。為了踐行他心目中的善，喬西林越來越漠視自己藉以安身立命的宗教倫理秩序，基督教社會對他的信任也相應地崩解。但“人的整個存在是社會性的”（託多羅夫 2017：160），喬西林還是需要他人的存在以確立個體的價值。於是，他在工地勞動中獲得了滿足感、存在感、意義感，不知不覺中與那些他人眼中的“謀殺犯、兇手、無賴……”產生了群體認同，內心裡認為他們“很好，真的很好”（Golding 1964: 167）。喬西林由此背離了宗教倫理的約束，甚至可以說成了一個反教會社群的人，無人理解，也無法理解他人。

還有論者認為，在《教堂尖塔》中，“戈爾丁呈現了一個人在追求想象的更高的善的錯誤中直接導致的惡”（Temple 1968：173）。因為價值判斷的出發點不同，個體奉行的善在他人看來、在既有社群倫理規範看來也可以是惡。這種看法可以解釋喬西林在小說前半部虔心建塔導致的諸多問題，但沒有觸及小說後半部喬西林對自己的“地窖”、對他者之善艱難痛苦的發現和思考，無法解釋瀕死的喬西林突然需要請求安塞爾姆和梅森原諒的動機，也就沒有擊中這部小說的核心。徹底反思之前，喬西林錯誤地把自己追求的善與他人的善劃為一元，把不同倫理邏輯基礎上的善混為一談，使得人與人之間互相理解的努力因為各自善的運行軌道不同而成為雞同鴨講。如果大家都追求各自的善而罔顧他人，就像喬西林一樣為了追求心目中尖塔帶來的榮耀而踐踏了他人心目中的倫理正義和善一樣，人們之間只能如《教堂尖塔》結尾章節描繪的一樣：喬西林與安塞爾姆溝通的努力以後者的不肯原諒告終，與梅森的溝通也以一頓群毆收場。

類似喬西林營建尖塔這種行為在實踐中干預到他人，不顧及他人，可以歸入自私自利之流。他的故事驗證了阿德勒的觀點：“仔細研究他們的行動和成就，我們就會發現：整體上來說社會並未從他們的成功中獲益，因為他們的野心是反社會的。他們的野心將永遠使他們成為他人道路上的干擾因素”（Adler 1927：76）。喬西林一意孤行的建塔過程不但傷人也害己，必將引發他人的反抗。所以毫不奇怪，小說行文到一半左右，喬西林便已眾叛親離，不久又丟掉教長職位，他不遺餘力營建的尖塔也成了爛尾工程。

平衡個體需求和社會既有倫理規範是一個亙古存在的倫理難題。沉溺於個人欲求、無視他人的行為模式並不罕見。小說第七章，喬西林目睹古迪因婚外情懷孕生產大出血而亡。巨大的刺激使他對自己奉行的宗教倫理規範的懷疑由量變轉為質變，開始反思自己的言行。他開始看得見他人的苦痛和需求，看得見他人的價值，認識到他人的幸福與自己的幸福之間的關聯，也由衷厭惡匯聚所有矛盾的尖塔，“決不會再看它一眼”（Golding 1964: 189）。然而，現代個人主義倫理背景下成長的作者卻知道，那個被宗教倫理規範判定為羞於示人的“地窖”裡存放的不過是一個人對個人成就和愛慾表達的嚮往，如果換一個倫理環境，採取正確的倫理行為模式展示，並無不當。於是，作者讓喬西林臨終之時再次看到了尖塔，並且一反之前工程停頓之後的極度厭惡，喬西林看到了這個爛尾工程不可思議的耀目榮光，“像瀑布一樣閃爍，像向上奔流的瀑布”（Golding 1964: 223）。這個細節對於理解喬西林與尖塔的關係至關重要。此時，榮光四射的尖塔象徵著對於喬西林個體人性化需求的肯定和接受，也是戈爾丁對喬西林排除萬難執著建塔體現出的個人價值的褒揚。當喬西林真正看到了他人，心中不再只有自己的欲求，尖塔的意象便被導入了一個更為廣闊的闡釋語境。它不僅是喬西林宣稱的上帝意志的載體，也是自卑驅動下需要證明自己的喬西林存在於世的方式，是喬西林營建自我輝煌、表達個體需求的載體，更是他人投射各自情緒和判斷的載體。尖塔的宗教意義被置換，想象與情感參與進來，最終發展成一種代表不同價值需求的物化具象，有了非物質的功能性作用。

六、結語

尖塔出現在小說標題之中，是小說主題表達使用的核心意象。教長喬西林希望通過建築一座高聳的尖塔活出個性人生，但在自身“地窖”慾念的驅使下，他的尖塔意蘊雜陳。由於“個人前臺”長期乏善可陳，喬西林內心極度自卑，以致外在行為自負乖張，妄圖以上帝為名施行個人控制。作為喬西林建塔行為的實質，這與他自以為遵從基督教倫理規範建塔的行為表象間形成了齟齬。不同的訴求在建塔過程中激烈碰撞，喬西林也無法掌握基督教倫理規範和個體自我需求之間的平衡。踐踏他人珍視的價值，自然也會遭到他人踐踏，因此，他一腔熱血為上帝建造的尖塔最終淪為“喬西林的蠢物”（Golding 1964: 20），成為他處理內在個體需求與外在宗教倫理規範之間的矛盾失敗的表徵。

儘管如此，戈爾丁仍然看重喬西林假借尖塔進行的自我生命價值表達，他在小說最後一頁賦予尖塔的榮光肯定了人之為人不應逃避的執著表達個性需求的痛苦榮耀。這種肯定也以不同的方式在戈爾丁其他小說中出現，呈現了作家對這一主題不同側面的思考，為理解戈爾丁關注的人之境況提供了重要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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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80701

通信地址：221116江蘇省徐州市江蘇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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