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傑裡德·戴蒙著，賈漢清譯, 何努校
作者簡介：病魔之箭（The Arrow of Disease）一文譯自Linda L. Hasten編輯的《考古學年刊95/96》第123-129頁，達什金版業集團公司1995年版。原文出版於《發現》雜誌1992年第10期，第64-73頁，1992年沃特·迪斯尼公司版權所有。
作者傑裡德·戴蒙（Jared Diamond）是《發現》雜誌特約撰稿，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院生理學教授，麥克阿瑟傑出人才獎獲得者，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鳥類學研究會非正式會員。他發表在《發現》雜誌上的文章後來擴充集結成了一本書：《第三隻黑猩猩：人科動物的進化與未來》，並榮獲1992年英國最佳科學書籍科帕斯獎。他的眾多成就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他又重新找到了失蹤已久的新幾內亞的鞠躬鳥（bowerbird）。
當哥倫布及其後繼者侵入美洲的時候，病菌是他們所帶來的最強有力的武器。但是，為什麼致命的疾病沒有向另一個方向流動，即從新大陸傳向舊大陸呢？
為了對付一種怪病，在病房裡交談著的三個人已經精疲力竭了。但是，由於存在交流上的障礙，一切努力都無濟於事。其中的病人是一位瘦小而又懦弱的男子，被一種性質不明的病菌感染而患上了肺炎，而糟糕的是他的英語水平相當有限。另一位是他的妻子，在一旁充當翻譯，對丈夫的病情和醫院的環境都感到擔驚受怕。第三位是個初出茅廬的年輕醫生，他正試圖搞清這種怪病的起因。在這種沉重的壓力下，醫生早把他以前學到過的為患者保密的行醫之道忘得一乾二淨了。因此他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愚蠢地請求那位女士問她的丈夫是不是有過什麼性經歷導致了這場感染。
正如這位年輕的醫生所觀察到的那樣，那位丈夫的臉立刻變得通紅，縮成一團使他看起來更加瘦小，好像要鑽到床單底下去似的；同時，用一種幾乎聽不清的結結巴巴的聲音說了些什麼。他的妻子突然憤怒地尖叫一聲，站起身來俯視著他。在醫生能制止她以前，她就一把抓起一個重金屬瓶猛地砸在丈夫的頭上，然後衝出了病房。過了一會兒醫生才從那位男子零亂的英語中弄明白，他說了些什麼會使他的妻子這樣大發脾氣。答案慢慢了出現了。他承認在最近一次回到家庭農場的時候曾經多次與綿羊發生過獸交經歷。這或許就是他如何染上這種神秘病症的原因。
這一募是我的一位被牽涉進這個病例中的當內科醫生的朋友告訴我的，聽起來太離奇古怪，似乎不可能具有太大的意義。但實際上它表明了一個重大的課題：人類的疾病來源於動物。也許很少有人會從性愛的角度去喜愛綿羊，但大多數人卻會理性地喜愛小動物，如狗和貓。而作為社會中人，我們自然會更加溺愛綿羊等家畜，與我們飼養的其他動物判然有別。
有些人，通常是我們的孩子，會從我們的寵物身上獲得傳染病。這些疾病通常並無大礙，但少數卻會變本加厲。近代歷史上人類的主要殺手，天花、流感、肺結核、瘧疾、鼠疫、麻疹和霍亂，都是從動物疾病發展而來的傳染病。二戰以前，在戰爭中死於病菌的人數遠遠高於死於槍炮或刀劍的人數。整個軍事史都在美化亞歷山大大帝和拿破崙，卻忽視了這樣一個令我們自己威風掃地的真理：以往戰爭的勝利者不一定是那些擁有最優秀的戰將和武器的軍隊，而是那些攜帶著折磨敵軍的可怕病菌的軍隊。
當我們回顧開始於1492年的哥倫布的遠航而帶來的歐洲人對美洲的征服的時候，歷史上病菌所扮演的最恐怖角色的一幕，本月[1]就籠罩在我們的心頭。儘管死在殘暴的西班牙征服者手下的印第安人不記其數，但與死在無情的西班牙病菌手下的數目相比就相形見絀了。這些令人色變的征服者消滅了新大陸前哥倫布時代印第安人口總數的大約95%。
為什麼美洲與歐洲之間的這場骯髒的病菌交易會如此不平等呢？為什麼相反的情形沒有發生，讓印第安人的疾病吞噬西班牙侵略者，並越過大西洋傳到歐洲，讓歐洲的人口減少95%呢？
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非洲和亞洲的熱帶地區，歐洲的病菌導致那裡的土著居民大批死亡，而歐洲征服者則逃脫了厄運。
當然，我們總是喜歡從我們自身的觀點出發來思考疾病：我們怎樣才能在保存自己的同時消滅病菌呢？讓我們消滅這些壞蛋，別去理睬它們的罪惡動機吧！
然而在生活中，只有瞭解對手才能戰勝對手。因此讓我們先從病菌的角度對疾病進行一番考查，平心靜氣地看一看它們讓我們生病的各種稀奇古怪的方式，如使我們患上生殖器潰瘍（genital sores）和腹瀉，然後問一問它們為什麼要這麼幹。然而，病菌畢竟如同我們一樣都是自然選擇的產物，因此它們的作用之所以會發生一定是因為它們擁有了某種進化上的恩賜。
當然，進化實際上選擇的是那些繁殖力最強，以及在幫助幼仔找到適於生存的環境上的最有活力的個體。病菌對於後一要求尤其擅長。它們已經發展出了從人到人和從動物到人的各種不同的傳播方式。我們的很多病症實際上就意味著某種聰明的病菌改變我們身體或行為的方式，以便使得我們能被利用於傳播病菌。
病菌傳播自身的最省力的方式是守株待兔，等著被動地傳播到下一個受害者的身上。這是病菌實行過的一種策略，等著一個寄主被另一個吃掉——如沙門氏病菌（salmonella），當我們吃了被感染了的雞蛋或肉類時就會被感染上；又如導致旋毛蟲病（trichinosis）的旋毛蟲，也在等著我們殺了豬而不正確地加以炊煮後吃進肚裡去。
還有一種稍作改進後的策略，有些病菌並不等到它們的舊主人死掉，而是搭乘在叮過舊主人又飛去叮新主人的昆蟲的唾液中。這種免費旅行可能由蚊子、跳蚤、蝨子或者采采蠅（tsetse flies）提供，分別傳播瘧疾、鼠疫、斑疹傷寒和昏睡病[2]。在所有被動攜帶陰謀中最卑鄙的莫過於那些會將自己由婦女傳給胎兒的病菌——如導致梅毒、風疹（德國麻疹）和艾滋病的病菌。通過它們的陰謀這些病菌能夠讓嬰兒在出生以前就已經感染上病毒了。
形象地說，其他病菌則是親自動手，它們能靈活地改變寄主的結構或習慣以便加速傳播。從我們的角度來說，由性病如梅毒導致的生殖器潰瘍是丟人現眼的。但從病菌的角度來說，這些疾病都不過是一種有效的手段，使它們能夠藉助於一個寄主的幫助去將病菌移植到另一個寄主的體內。天花導致的皮膚病也同樣是通過直接或間接的身體接觸而傳播病菌的（有時是非常間接的，如當美國和澳大利亞白人在竭盡全力消滅“好戰”的土著居民的時候向他們贈送的天花病患者使用過的毛毯）。
在我們看來，腹瀉與咳嗽都是疾病的“症狀”。而在病菌看來，這些只不過是它們傳播自身的巧妙的進化設計。這也就是病菌為什麼會樂於讓我們“生病”的原因。
更有效而又為流感、感冒和百日咳（哮喘）病菌所慣用的策略，是引起患者咳嗽或打噴嚏，從而向未來的新寄主傳播病菌。同樣地，霍亂會引起大量的腹瀉物，並將病菌散播到有潛在新患者的水源中。然而，在改變寄主的行為方面，沒有什麼能比得過狂犬病毒，它不僅會進入被感染的狗的唾液中，而且能促使瘋狗亂咬一氣因而感染上更多的受害者。
因此，在我們看來，生殖器潰瘍、腹瀉和咳嗽都是疾病的“症狀”。而在病菌看來，這些都是它們傳播自身的巧妙的進化設計。這也就是為什麼病菌會樂於讓我們生病的原因。但是，它殺死我們後自己又得到了什麼好處呢？似乎有點兒自拆臺腳，因為殺死了寄主的病菌也殺死了它自己。
儘管你並不感到絲毫的安慰，因為我們的死亡實際上只是一種加快病菌有效傳播的無意識的副產品。是的，一個不加診治的霍亂病患者可能會死於每天數加侖的腹瀉物。然而，當病人苟延殘喘之時，霍亂病菌卻能從它的下一個受害者的水源中大量繁殖而獲利。平均說來，只要每一個受害者感染上至少一個新的受害者，病菌就得以傳播，即使第一個寄主碰巧死掉。
有關病菌得益的平心靜氣的考查就說這些。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思考一下我們自身的私利：活下去並保持健康，盡力殺死這些該死的病菌。發燒是我們身體對於感染的一種常見反應。此外，我們還認為發燒是疾病的一種“症狀”，好像它是不可避免地患上的，沒有任何用處。然而，體溫的調節是受我們的基因控制的，因而發燒不會無緣無故地發生。因為有些病菌比我們的身體對於熱度更加敏感，因此提高體溫就能讓我們在燒死自己之前有效地燒死病菌。
另一個通常的反應是激活我們的免疫系統。白血球等細胞總是在積極地尋找並消滅外來病菌。我們逐漸形成的抵抗某一病菌的特定抗體能使我們在康復後不容易再次被感染。然而，我們都知道仍有一些疾病，如流感和感冒，我們的抗病性只是暫時的；我們仍然有可能再次被感染。然而對於其他疾病，——包括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風疹、百日咳以及現已被控制的天花的威脅——一次感染所激發的抗體能使我們終生免疫。這就是接種背後的原理——激發抗體的增加而不必再受患病之苦。
唉，有些狡猾的病菌並不向我們的免疫系統屈服。有些已經學會了通過改變它們的抗原，即那些我們的抗體所認識的病菌的分子構成，來欺騙我們。擁有不同病原體的新型流感的長期進化和更新，可以解釋你兩年前患過的流感並沒有讓你免受今年的不同類型的流感的襲擊。昏睡病是一位更加圓滑的老顧客，它能夠迅速地改變抗原。
現在，我們和我們的病原體被鎖定在一場逐步升級的進化鬥爭之中，競爭中失敗的一方要付出死亡的代價，而自然選擇則充當著裁判的角色。
最難以捉摸的莫過於導致艾滋病的病毒，這種病毒一旦進入病人的體內就會產生出新的抗原，直到最終戰勝免疫系統。
我們最遲緩的防禦反應是通過自然選擇，改變代代相傳的基因的相對頻率。對於幾乎任何疾病，有些人與其他人相比似乎更具有基因上的抵抗性。當一場傳染病到來時，那些對於特定病菌具有抵抗性基因的人會比那些缺少的人更有可能活下去。因此，在歷史上，一再遭受某種病原體襲擊的人群傾向於由那些具有抵禦相應病菌基因的個體所構成，僅僅是因為那些不幸的不具備這些基因的個體難以生存下來，並將他們的基因傳遞到後代的身上。
真是令人欣慰，你一定會這麼想。這種進化反應不會給予那些基因敏感的死亡的個體以任何好處，然而卻意味著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受到了更好的保護。
總之，許多病菌一定逐漸形成了在可能的受害者中間傳播自身的騙術（tricks），而我們則逐漸形成了反騙術（counter-tricks），對此病菌又形成了相應的逆反騙術（counter-counter-tricks）。現在，我們與我們的病原體被鎖定在一場逐步升級的進化鬥爭之中，競爭中失敗的一方要付出死亡的代價，而自然選擇則充當著裁判的角色。
與病原體之間的殊死搏鬥隨著病原體的不同而表現為不同的形式：對於某些病原體來說像是游擊戰，而對於其他病原體來說則是閃電戰。有些疾病，如瘧疾或鉤蟲病，在一個感染區內總會有或多或少的一些新病例，而且每年每月都會發生。然而，傳染病就不同了：長時間內不會作祟，然後一陣疾病襲來，然後又一次銷聲匿跡。
在這類傳染病中，流感是美國人最熟悉的，對於我們來說今年是尤其惡劣的一年（對於流感病毒則是一個不尋常的年份）。流行性霍亂的間歇期則更長。1991年的秘魯傳染病是二十世紀以來登上新大陸的第一次。儘管今天的流感和流行性霍亂令人恐怖，但與現代醫學出現以前的古代可怕的傳染病相比就黯然失色了。人類歷史上最強烈的一場傳染病是一戰末期的流感浪潮，使得二千一百萬人喪生。黑死病，即淋巴腺鼠疫，在1346至1352年之間奪去了歐洲人口的四分之一，在有些城市的死亡率更是高達70%。
危害我們的傳染病具有幾個共同的特徵。首先，它們能夠迅速而有效地從一個感染者傳播到附近的一個健康人身上，結果使得整個人群在短期內容易遭受打擊。第二，它們都是“急性”病；在短期內你要麼死去要麼完全康復。第三，我們中的確康復的幸運者會產生抗體，使我們在長時間內再次遭遇這種疾病時獲得免疫性，可能是終生免疫。最後，這些疾病往往只侷限於人類；導致它們的病菌往往不能生活在土壤中或其他動物的身上。所有這四個特徵都適用於美國人曾經非常熟悉的兒童期急性傳染病，包括麻疹、風疹、流行性腮腺炎、百日咳和天花。
很容易理解為什麼這四個特徵結合起來往往會使一種疾病變成傳染病。病菌的快速傳播和病症的快速推進意味著當地的每一個人都很快被感染了，然後不是死去就是康復和免疫。沒有人仍被感染著卻能活下來。然而，由於病菌只能存活在活人的體內，因此疾病會消失，直到新的一批兒童達到了他們的敏感年齡時——直到一個感染了的外來人的到來引發一場新的傳染病。
北大西洋上孤立的法羅群島的麻疹病史是這一過程的典型例證。1781年，一場嚴重的麻疹傳染病襲擊了法羅群島，然後消失了，讓整個群島沒有麻疹，直到1846年一位染病的丹麥木匠乘船到此。在三個月內幾乎整個的法羅人口——7,782人——都患上了麻疹，然後不是死去就是康復，麻疹病毒再一次消失直到下一次流行。研究表明，麻疹很可能會在任何不超過50萬人的人群中消失。只有在稍大的人群中麻疹才會從一個地區傳播到另一個地區，直到病源區出生了足夠的嬰兒讓疾病復燃為止。
澳大利亞風疹病的情形也與此類似，只是規模更大。1917年，澳洲的人口只有500萬，而絕大多數都散佈在鄉村地區。由海路到達英國的航行需要兩個月，澳洲內地的陸路運輸又非常緩慢。實際上，澳洲不曾有過五百萬的人口，而是由數百個更小的人口所構成。因此，襲擊澳大利亞的風疹病只是一種誘發性傳染病，如果一個感染者碰巧從海外到來，在人口稠密的地區停留過一段時間之後就會發生。然而，到1938年，僅悉尼市就有超過一百萬的人口，而且人們能夠頻繁而快速地通過飛機來往於倫敦、悉尼和澳洲其他城市之間。大約在那時，風疹才首次在澳洲得以持久。
澳大利亞風疹病的情形也適用於全世界那些最常見的急性傳染病。為了保存自己，它們需要一個足夠龐大而且稠密的人口，使得新生的敏感兒童在疾病不得不消失前易於感染上病菌。因此麻疹和其他類似疾病又被稱作“群體疾病”。
群體疾病在小型的狩獵—採集者和刀耕火種的農業部落中難以藏身。正如亞馬遜河流域的印第安人和太平洋島民最近的悲慘經歷所表明的那樣，幾乎整個的小型部落有可能會被外來者所攜帶的傳染病一掃而光，因為部落中沒有人具有抵禦這種疾病的抗體。而且麻疹及其他“兒童期”疾病往往更會殺死被感染的成年人而不是兒童，而部落中的成年人都更易於被感染。在消滅了部落中的大多數人之後，傳染病就會消失。對小型人群的研究說明了為什麼小部落難以承受外來的傳染病；同時也說明了為什麼它們從來沒有產生出自己的傳染病反向傳播給外來者。
但是，這並不是說小型人群中就沒有任何傳染病。他們的一些傳染病是由藏身於動物或土壤中的病菌所導致的。因此這些疾病隨時在威脅著人們。舉一個例子，黃熱病病毒是非洲野猴所攜帶的一種病毒，而且長期只感染非洲農民。但它也會由於跨越大西洋的奴隸貿易而傳染給新大陸的猴子和人類。
小型人群中的其他傳染病都是慢性病，如麻風病和雅司病[3]，導致患者的死亡可能需要一個非常長的時間。病人因而作為病菌的寄主而活下來並感染部落中的其他成員。最後，小型人群會患上我們沒有免疫性的非致命的傳染病，結果是同一個人在康復後又被感染上了。鉤蟲病和其他寄生蟲病就是這樣的。
所有這些疾病，即與世隔絕的小型人群的特見病，一定是人類最古老的疾病。它們是那些我們能夠經過早期數百萬年的進化史而得以發展和保持的那些疾病。那時的整個人類數目少而分散。這些疾病相同或類似於我們最親近的野生親戚——非洲巨猿的疾病。相反，我們的群體疾病的進化只可能發生在大型而又稠密的人口的形成之時，第一次成為可能約當距今10,000年前後的農業的出現，然後是距今幾千年前的城市的出現。當然，首次被確定的許多常見傳染病發生的年代都是不太遙遠的：大約公元前1600年的麻疹（從一具埃及木乃伊身上的痘痕推斷），公元前400年的流行性腮腺炎，1840年的脊髓灰質炎和1959年的艾滋病。
農業比狩獵和採集經濟能夠維持更高的人口密度——平均高出10-100倍。而且，狩獵採集者居無定所，將成堆的糞便連同集聚起來的病菌和害蟲幼體都拋在了腦後。而農民是定居的，與他們的垃圾朝夕相處，這就為病菌提供了快速的通道從一個人的體內進入另一個人的飲水中。農民們又被傳播疾病的齧齒動物所包圍，這些動物是被他們貯藏的食物吸引而來的。
有些人群通過有意識地收集便尿並作為肥料播撒在耕地上，使得他們的病菌和害蟲更容易傳染給新的受害者。灌溉農業和養魚為攜帶血吸蟲的釘螺，以及其他當我們涉過充滿糞便的水面時叮破我們肌膚的水蛭提供了理想的滋生環境。
美國人頻繁的環球旅行，以及湧入美國的移民的劇增，正把我們變成另一個熔爐——這是一個我們會將病菌驅趕到遙遠的異國他鄉並導致疾病的年代。
如果農業的出現對於我們的病菌是一個恩賜的話，那麼城市的出現就是名副其實的幸事了。這是由於稠密擁擠的人群在日益惡劣的衛生條件下進一步退化變質（直到二十世紀初，城市人口才最終得到自我控制；到那時，健康的鄉村農民的不斷移入改善了城市居民大量死於群體疾病的狀況）。另一件幸事是世界商道的發展，到羅馬帝國晚期它有效地將歐洲、亞洲和北部非洲的人口融合成一個巨大的病菌繁殖場。那時候天花終於來到羅馬，即“安東流斯瘟疫（plague of Antonius）”，在165-180年之間使得數百萬羅馬人喪生。
與此類似，淋巴腺鼠疫也首次出現在歐洲，即“加斯汀瘟疫（plague of Justinian）”（公元542-543年）。但是鼠疫並沒有全力打擊歐洲，直到1346年的黑死病，當與中國的新的陸上貿易從中亞地區快速輸入跳蚤寄生的毛皮時。今天，噴氣式飛機使得最遙遠的洲際旅行比任何人類傳染病的週期都要短。這就使得今年早些時候，一架阿根廷航空公司的航班停靠在秘魯的利馬，在同一天內搭載著數十個霍亂病人經過三千多公里的飛行來到了我所在的城市洛杉磯。美國人頻繁的環球旅行，以及湧入美國的移民的劇增，正把我們變成另一個熔爐——這是一個我們會將病菌驅趕到遙遠的異國他鄉並導致疾病的年代。
當人類的人口變得足夠龐大而集中的時候，我們就達到了最終侷限於我們種群的群體疾病的歷史階段。但是這又表現為一個矛盾：這類疾病以前或許從未存在過。相反它們一定發展成了某些新型的疾病。而這些新型疾病又是從哪裡來的呢？
證據產生於對致病細菌自身的研究。在很多病例中，分子生物學家已經辨別出了這些病菌的近親。而這些近親也被證明是群體性傳染病的原動力——原來是那些只出現在家養動物和寵物身上的病菌！在動物中也一樣，傳染病也需要稠密的群體，並且它們也主要侷限在那些供給大量人口食物的社會性動物（social animals）的身上。因此當我們馴養像奶牛和豬這類社會性動物的時候，它們就已經感染上了正等待著傳播到我們身上的傳染病。
例如，麻疹病毒與導致牛瘟的病毒聯繫最緊，後者是牛和許多野生反芻哺乳動物的一種嚴重傳染病。牛瘟不會感染人。麻疹也不會感染牛。麻疹和牛瘟病毒的近似表明，牛瘟病毒會通過牛傳染到人身上，然後通過改變自身特性去適應我們，變成麻疹病毒。這種傳遞並不令人吃驚，想一想很多農民多麼親近他們的家畜，與那些奶牛及其屎尿、臭氣和膿血朝夕相處。自從我們馴化它們以來，我們與牛之間的親密關係已經有了8,000年的歷史——有足夠的時間讓牛瘟病毒發現近在咫尺的我們。其他的常見傳染病也同樣可以追溯到我們的動物朋友的疾病。
親近我們喜愛的動物，我們必定常受動物病菌的攻擊。這些侵略者經歷了自然選擇的篩選，僅有少數成功地變成了人類的疾病。對當前疾病的快速考查使我們得以追溯從動物前兆到專門的人類疾病的四個發展階段。
在第一個階段，我們獲得了動物攜帶式病菌，這些病菌仍處於進化成專門的人類病原體的早期階段。它們不會從一個人傳染給另一個人，甚至它們從動物傳染給人類也不是常見的現象。有數十種類似的疾病我們會直接從寵物和家畜身上得到，包括來自貓的貓抓熱（cat scratch fever），來自狗的鉤端螺旋體（leptospirosis），來自雞和鸚鵡的鸚鵡熱（psittacosis），來自牛的布魯氏菌病（brucellosis）[4]。我們也同樣地易於感染野生動物的疾病，如獵人們在剝野兔皮時偶然感染上的兔熱病（tularemia）[5]。
在第二個階段，從前的動物病原體已經進化到確實能夠在人與人之間直接傳播並且導致傳染病的地步。然而傳染病因為幾個原因而消失了——現代醫藥的診治，感染上的每個人都死了，或者感染上的每個人都產生了免疫性。例如，從前有一種叫做歐尼翁—尼翁熱（o’nyong-nyong fever）的疾病，1959年出現在東非，並感染了幾百萬非洲人。它可能是一種猴子攜帶的病毒所導致的，並由蚊子傳播給人類。然而病人們很快便康復了，並對以後這種疾病的襲擊產生了免疫性，因而使得這種新型疾病很快便消失了。
醫學史上充滿了我們今天似乎仍不知道的疾病，這些疾病來無影去無蹤，在神秘地消失前曾經導致過可怕的傳染病。今天活著的人們誰會記得在1485-1578年間橫掃歐洲的可怕的“英國汗熱病（English sweating sickness）”，或者18-19世紀法國的“皮卡迪汗熱病（Picardy sweats）”呢？
我們的主要疾病在進化上的第三個階段表現為，以前的動物病原體在人類身上站穩了腳跟而且不會消失；到它們消失之時，它們是否會成為人類的主要殺手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勒薩熱（Lassa fever）的未來仍難以確定，這種疾病首次於1969年在尼日利亞觀察到，可能來源於一種齧齒動物所攜帶的病毒。立足較穩的是萊姆病（Lyme disease），這是由扁蝨叮咬而引起的一種螺旋體所導致的。儘管在美國遲至1962年才發現首例病人，但在東北部、西海岸和中西部的北部這種疾病已經進入了傳染病的行列。從病毒自身的觀點看來，艾滋病的未來則更為穩固，這是一種由猴子攜帶的病毒所引起的疾病。
這一發展的最後一個階段是嚴重的、根深蒂固而又只危害人類的傳染病。這些疾病一定是那些不計其數的試圖從動物跳到我們身上——但大多數卻失敗了——的病原體中的進化幸運兒。
正如病菌通過自然選擇而能在新的寄主身上生存一樣，疾病也表現出逐步的進化。然而，與奶牛的身體相比，我們的身體具有不同的免疫抵抗性和不同的組成與化學性質。在這種新的環境中，病菌一定發展出了新的生存方式並且使自身得以繁衍。
發展出這些新的生活方式的病菌被研究得最好的例子是粘液瘤病（myxomatosis），這種疾病在1950年襲擊了澳洲兔。粘液瘤病毒，來源於一種巴西野兔，我們知道它會在另一個種系的歐洲家兔中引起致命的傳染病。這種病毒是有意引入澳大利亞的，目的是要消滅這個大陸上歐洲兔的肆虐成災，因而愚蠢地在19世紀被輸入了進來。頭一年，粘液瘤病製造了一個（令澳大利亞農民）心滿意足的99.8%的被感染兔子的死亡率。然而兔子歡喜農民愁，第二年的死亡率就下降到90%，最後降到25%，使得在澳大利亞徹底消滅兔子的希望變成了泡影。問題在於，粘液瘤病毒為了自身的利益仍在發展，這就與農民和兔子的利益背道而馳了。病毒變得只殺死少量的兔子，卻讓那些染上絕症的兔子苟延殘喘很長時間。結果令澳大利亞的農民心灰意冷卻讓病毒得益匪淺。毒性稍弱的粘液瘤病毒比先前劇毒的粘液瘤病毒更能將它們的後代傳染給更多的兔子。
在人類身上的另一個類似的例子是梅毒驚人的發展史。今天，我們把梅毒與生殖器潰瘍和一種慢性病聯繫起來。一個得不到診治的病人需要很多年才會死亡。然而，梅毒第一次出現在歐洲的明確記載是1495年，患者從頭到膝到處是膿泡，臉上的肌肉一塊一塊地掉落下來，通常只需要幾個月就會導致死亡。到1546年，梅毒就發展成為今天我們熟知其症狀的那種疾病。很明顯，正如同粘液瘤病毒一樣，這些梅毒的螺旋體已經進化到能讓他們的受害者活得更長久，以便將它們的螺旋體後代傳染給更多的受害者。
那麼，所有這些如何解釋1492年的後果——即歐洲人征服並滅絕了新大陸的人口，而不是美洲土著征服並滅絕了歐洲的人口呢？
當然，部分答案應歸功於侵略者在技術上的先進。歐洲人的槍炮和鋼刀與美洲土著的石斧和木棒相比是更有效的武器。只有歐洲人才擁有橫渡大洋的戰船和在戰鬥中起著重要作用的馬匹。但這並不是整個答案。更多的美洲土著是死在床上而不是死在戰場上——成了病菌的獵物，而不是槍刀的獵物。這些病菌殺死了大多數的印第安人及其首領，並使得生存者士氣低落，從而瓦解了他們的抵抗。
疾病在西班牙人征服阿茲臺克和印加帝國的過程中充當的角色在史料中有非常詳細的記載。1519年，孔蒂斯率領600個西班牙人在墨西哥海岸登陸，開始征服異常好戰的阿茲臺克帝國，其時這個帝國的人口有幾百萬。孔蒂斯來到阿茲臺克帝國的首都特諾奇蒂特蘭，“只”損失了他的人馬的三分之二就得以逃脫，然後殺開一條血路回到海邊。這一戰顯示出西班牙人在軍事上的優勢以及阿茲臺克人的古樸天真。但是，當1521年孔蒂斯第二次捲土重來時，阿茲臺克人就不再天真了；他們展開了頑強的巷戰。
這一次西班牙人得到了天花的決定性的幫助。這種疾病來到墨西哥是在1520年，當時有一位染病的奴隸從西班牙統治下的古巴來到這裡。這種有效的傳染病進一步殺死了大約一半的阿茲臺克人。倖存者被這種殺死印第安人卻放過西班牙人的怪病搞得士氣低落，似乎在宣揚西班牙人的天下無敵。到1618年，墨西哥的人口從原來的二千萬銳減到一百六十萬。
1531年，當皮扎羅率領200個人來到秘魯海岸開始征服印加帝國的時候也遭遇過類似的厄運。但皮扎羅卻吉星高照，印第安人則災星臨頭。天花大約在1524年從大陸上橫掃而至，消滅了很多印加人，包括皇帝華伊納·卡伯克和他的兒子及指定繼承人尼南·庫約凱。因為皇位空缺，華伊納·卡伯克的另外兩個兒子，阿塔華帕和華斯卡為爭奪皇位而捲入了一場內戰，皮扎羅趁機征服了分裂的印加帝國。
在哥倫布到達新大陸之後的一、兩個世紀裡，印第安人減少了大約95%。而罪魁禍首就是印第安人從未遇到過的歐洲病菌。
在美國，當我們想到1492年人口最多的新大陸社會時，只有阿茲臺克人和印加人會出現在我們的腦海裡。我們不會記得在北美洲的密西西比河谷也支撐過人口眾多的印第安人社會。可悲的是，這些社會也難逃滅亡的命運。然而即使如此，征服者對於這些社會的毀滅並沒有什麼直接的影響；倒是征服者的勇往直前的病菌包辦了一切。1540年，當德·索托向東南部進軍時，他看到一個又一個兩年前印第安人拋棄的城鎮，因為那裡的幾乎所有居民都在傳染病中死去了。然而他仍能在密西西比河下游看到一些人口稠密的城鎮。然而，一個半世紀以後，當法國殖民者重返密西西比河下游時，所有這些城鎮幾乎都消失了。它們的陳跡就是密西西比河河谷的巨大的土墩遺址（mound sites）。直到近來我們才逐漸認識到，當哥倫布到來時，這些土墩建築社會（mound-building societies）仍然相當完整，而在1492年之後，歐洲人對密西西比河流域進行了系統的探險活動；在此期間這些社會就土崩瓦解了。
我還是一個小學生的時候，我們就從課堂上得知北美洲最初大約有一百萬印第安人生活著。人口的稀少有利於證明白種人征服的只是一個近乎空曠的大陸。然而，大海邊首批歐洲探險家留下的遺蹟和描述表明，最初大約有二千萬人口。在哥倫布到達新大陸後的一、兩個世紀裡，據推測印第安人減少了大約95%。
而罪魁禍首就是歐洲病菌，對於這些病菌印第安人從未遭遇過，因此他們既沒有免疫力，又沒有基因抵抗力。天花、麻疹、流感和斑疹傷寒輪番肆虐。似乎這還不夠，百日咳、鼠疫、肺結核、白喉症、流行性腮腺炎、瘧疾和黃熱病也緊隨其後。在無數次疾疫到來時，歐洲人只是到那裡去目睹慘劇的發生。舉一個例子，1837年，曼丹印第安部落，一個大平原地區最負盛名的文化之一，從一艘來自聖路易斯沿著密蘇里河逆流而上的汽艇那裡染上了天花。在幾個星期裡，一個曼丹村落的人口就從2,000人驟然降到不足40人。
舊、新大陸之間致命病菌的單向流動是近代史上最令人吃驚而又影響深遠的事實。儘管有十多種舊大陸起源的嚴重傳染病都在新大陸站穩了腳跟，但是卻沒有一個來自美洲的主要殺手到達歐洲。梅毒可能是僅有的一個例外，然而對於它的起源地卻存在著爭議。
如果我們瞭解到龐大而稠密的人口是群體疾病形成的先決條件的話，那麼這種單向性就更令人吃驚了。如果目前我們對前哥倫布時代新大陸人口的重新估計是正確的話，那麼這一人口數與當時歐亞大陸的人口數相比並不低太多。有些新大陸城市，如特諾奇蒂特蘭，就可以列入那一時代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林。然而特諾奇蒂特蘭卻並沒有為西班牙人積蓄可怕的病菌。為什麼沒有呢？
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新大陸稠密人口開始的時間比舊大陸稍晚。另一個原因是美洲的三大人口中心——安第斯山區、墨西哥和密西西比河河谷——從沒有通過長期的正常貿易聯結成一個巨大的病菌繁殖場，而歐洲、北非、印度和中國卻早在羅馬帝國晚期就這樣聯繫起來了。
然而只要我們問一個簡單的問題，主要的原因就會變得明朗起來。美洲的群體疾病會是由什麼病菌進化而來的呢？我們已經明白，歐亞大陸的群體疾病都是由家養動物的疾病進化而來的。重要的是歐亞大陸有太多這類動物。但在美洲卻只有五種被馴化的動物：墨西哥與北美洲部分地區的火雞，安第斯山區的豚鼠和美洲駝或羊駝（可能由類似的野生動物進化而來），南美洲熱帶地區的瑪斯科菲鴨(Muscovy duck)，以及遍及美洲的狗。
新大陸家養動物的極端稀少反映出野生動物資源的匱乏。在美洲，大約80%的野生哺乳動物滅絕於最後一次冰期之末，即距今約11,000年前。大約與此同時，確證無疑的印第安人的第一次狩獵浪潮遍佈了全美洲。在這些消失了的種類之中，有些本該得到有用的馴化，如美洲馬和駱駝。然而這些動物的滅絕到底是因為氣候變化，還是因為印第安獵手對這些從未見過人類的動物的衝擊仍然存在激烈的爭論。無論是什麼原因，這些動物的絕跡動搖了美洲印第安人馴化動物的絕大部分基礎——對於群體疾病也一樣。
剩下來的這少數家養動物不像有可能是這類疾病的來源。瑪斯科菲鴨和火雞不喜歡集群生活。它們在天性上不像那些與我們有太多身體接觸的令人疼愛的種類（如小羊羔）。豚鼠可能引起一種會增加我們苦痛的錐體蟲感染，如查格斯氏病（Chagas’ disease）[6]或利什曼病（leishmaniasis）[7]，但是目前還難以確定。起初最令人吃驚的是沒有任何一種人類疾病起源於美洲駝（或羊駝），它們一般被認作是安第斯山區可與歐亞大陸的家畜相提並論的動物。然而，美洲駝作為一種人類病原體的來源有三個不利條件：它們的野生近親並不大群生活在一起，與野生的綿羊、山羊和豬不一樣；它們的總數目也從未達到相當於歐亞大陸家畜的數量，因為美洲駝未曾傳播到安第斯山區以外的地方；而且美洲駝也不像小豬崽和小羊羔那樣讓人容易親近，並且沒有讓人們親密地飼養過（你可能不會認為小豬崽是可親近的，但是新幾內亞高原地區的人類媽媽們非常愛護它們，通常就讓它們棲身在自家的草棚裡）。
在人類歷史上，動物疾病對於人類的重要性遠遠超出了美洲的範圍。歐亞大陸的病菌在消滅世界上其他地區的土著居民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太平洋群島、澳大利亞和南部非洲。歐洲的種族主義者過去常將他們的征服歸因於他們想當然的聰明絕頂。然而沒有跡象表明這種聰明絕頂是與生俱來的。恰恰相反，這些征服是通過歐洲人的有害病菌，以及技術發達和歐洲人最終依靠他們的栽培植物和家養動物支撐起來的更加稠密的人口而實現的。
因此，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500週年之際，讓我們再回到對他的頗有爭議的成就的看法上。毫無疑問，哥倫布是個偉大的幻想家，航海家和領導者。同樣毫無疑問，他和他的後繼者通常是殘忍的劊子手。但是僅僅這些事實還不能完全解釋為什麼這麼少的歐洲移民開始征服並最終取代瞭如此之眾的美洲土著居民。沒有歐洲人帶來的病菌——這些來自他們的動物的病菌——這樣的征服是沒有可能的。
[1] 指1992年10月，即哥倫布發現新大陸500週年之際。後文所說的“今年”都是指1992年。
[2] 即非洲錐蟲病。
[3] 一種熱帶的痘狀慢性皮膚傳染病。
[4] 又稱地中海熱或馬爾他熱。
[5] 又稱土拉菌病。
[6] 又稱南美錐蟲病。
[7] 由原生動物寄生蟲（protozoan parasites）引起的幾種疾病，如黑熱病（kala-azar）等，以蘇格蘭病菌學家Sir William Boog Leishman（1865-1926）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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