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了張勇，才認識了教育評價

偶爾跟朋友們談起教育評價，還有一些談資，甚至讓聽者覺得我不是個外行，這全是因為英年早逝的張勇先生的教誨和影響。

張勇是中國教育領域裡對教育評價有獨特貢獻的民間學者。他的研究讓教育評價從測驗和分數統計的模式裡走出來，由二維（知識、技能）走向三維（知識、技能、能力），讓教育測量評價的甄別、診斷、選拔和改進的功能更加完善，對教育走向科學和個性具有重要價值。不僅如此，他還開創了以企業為主體，研究和貢獻教育評價技術與成果的先河，讓教育評價進入了政府購買服務的範圍。

一

大約是在初中任教的時候（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居然對教育理論產生了興趣，買了一些相關書籍解渴。其中有兩本內容是董奇和李亦菲主編的教育評價、教育測量。翻看了一部分，發現涉及很多數學知識，又有不少英文詞彙，比較難懂，便丟在了一邊，因而也放棄了研究。在跟張勇相熟之後，我常調侃他說：如果那個時候我堅持下來，潛心研究教育評價，現在教育評價可能沒你什麼事。他反唇相譏：你沒這個必要，憑顏值就可以吃飯。每到這時，看著他胖胖的身軀，我便得意地點頭：那是，那是。

在那之後的教學和管理經歷中，我也在不斷接觸教育考試與評價，但認識只是停留在結果性評價上，熟悉的也就是平均分、及格率、優秀率，再就是關於命題的難度、信度、區分度等等。評價結果的利用也只是停留在以分數評價學生學業和老師業績上。這或許也是中國大多數教師、教育工作者對教育考試與評價的認識。

=再後來因為擔任《湖北招生考試》編輯部主任的原因，認識了教育部考試中心的一批命題專家，對測量和評價的認識有所加深，還收集了大量關於考試命題技術、試題評價的書籍，但也沒看懂多少，裝裝門面，一知半解地開始搗騰高考。

隨著人們對高考又愛又恨地責怨越來越多，我和大眾一樣對教育測量和評價技術也有了更多的期盼。就在這時，有朋友介紹說有個做教育評價的牛人叫張勇，開了一家叫公眾教育的評價公司。於是，在2010年張勇和公眾教育進入了我的視野，我們之間開始有了密切的交往。

2011年秋到2012年夏，我藉助陽光教育研究院的力量在襄陽市的襄城區中小學期中期末考試中嘗試使用公眾教育的ACTS測評技術。後來又請宜昌天問教育集團加入。老師、教研員、教育局幹部都認為ACTS的評價結果對教學指導很有價值。但是大家又都覺得收費貴了，而且閱卷評分比較麻煩，評價結果呈現形式不通俗，需要專業人士解讀。

那時，教育經費裡沒有教育評價專項，學校收費又不合規，購買教育評價服務的確存在困難。閱卷評分難，是因為這個評價技術對試題的賦分和評分方法不同於常規，需要教師動手的地方增加了。儘管評價結果通俗化在張勇的努力下很快就有了改進，但對於一家企業來說，要讓好的評價技術和產品，在一個大家對評價認識不深、經費又欠缺的大環境下，獲得更大範圍的普及，困難重重。張勇和公眾一直面臨巨大的挑戰，甚至經常遭遇用戶的責難。

在很多人看來，教育考試和評價就應該是個官方行為，民間怎麼能做測評？張勇先生真是可敬，直到今年初他去世，花了26年時間潛心研究教育評價，實驗17年，推廣12年，樣本覆蓋23個省、200多個縣市、20000多所學校，樣本數量高達1300萬個。這麼龐大的研究和實驗需要巨大的經費支撐，張勇賣過房產，賣過車子，還變賣過其他家產，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艱苦努力。他告訴我，為了實驗和推廣，他經常四處奔走，硬著頭皮、厚著臉皮求人，餓著肚子受人白眼。我們大家看到的，更多是他站在講臺上滔滔不絕講教育評價的歷史、理論、技術、應用時那種淵博與深邃的學者形象。跟眾多先行者一樣，他們只是勇敢地衝在前面，往往不願意也不屑於講述背後的艱辛。

這種狀況，在2013年之後迎來轉機。這一年，國務院出臺了《關於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的指導意見》，兩年之後，教育部出臺《關於深入推進教育管辦評分離 促進政府職能轉變的若干意見》，教育服務業更多進入政府採購範圍。在此背景下，公眾教育在國家教育評價改革試驗區成都獲得政府部門支持，成功落地。中國教育學會與公眾教育達成深度合作，成立“中國教育學會中小學教育質量綜合評價改革實驗區”辦公室（後更名為“中國教育學會中小學教育質量綜合評價辦公室”），聘請張勇擔任副主任。張勇也就是在這個時期結束了坐冷板凳的歷史，開始走到教育改革的前沿，進入更多教育工作者的視野，成為許多人敬慕的教育評價專家。

從許多人對教育評價知之甚少，到國家高度重視教育評價，推動中小學教育質量綜合評價，張勇一直是這個領域裡卓有成效的研究者和虔誠的佈道者。他第一個將多元智能理論應用於教育評價，開創了教育評價的新時代。

二

我猜想，應該是在美國讀博士期間，受到美國的教育評價技術和考試服務企業的啟發，張勇才開始研究教育評價技術、開發教育評價產品的。他較早地感覺到教育評價在中國是個巨大的市場。2013年《教育部關於推進中小學教育質量綜合評價改革的意見》的出臺印證了他的敏銳洞察，教育領域內教育評價開始進入需求的萌芽期。但是，他可能沒有想到，以民間的方式推廣教育評價有多艱難。

2012年4月，公眾教育與新教育合作，在北京理工大學學術中心舉辦“新教育、新評價、新考試”高峰論壇，我應邀為會議做了一個環節的主持，從此以後更多地參與到公眾教育發動的各種教育評價學術和市場活動中，也一直在感受著他創業的艱辛。

跟張勇熟識以後，我發現他過於勞累，同時感覺到他的經營管理能力並不如研究能力那樣出類拔萃，拓展市場特別艱辛，便自覺和不自覺地給予他一些幫助。一方面幫助他推廣品牌和拓展市場，一方面給他推薦經營管理人才，還推動公眾教育與其他公司合作。

2014到2015年，藉著在長江教育研究院擔任執行院長的優勢，我啟動了公眾教育與長江教育研究院公司的合作，在湖北省舉辦了中小學教育質量評價綜合改革研討會，推介公眾教育產品，受到教育界和媒體的關注。隨後在全省舉辦了兩期中國教育諮詢師認證培訓（公眾教育項目），推動黃岡中學、武漢）國際學校使用公眾教育評價技術。

到天喻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擔任副總經理以後，我於2016年推動公眾與天喻攜手，擬在北京成立合資公司，雙方高管反覆論證，起草了合作協議，制訂了商業計劃書，卻在最後環節由於雙方猶豫而擱淺。

2015年8月底，我即將從長江出版傳媒裸辭，公眾教育的二股東建議我去公眾教育公司，但是我已經先答應了天喻教育公司。我從天喻教育離職時，公眾教育的二股東再次建議我去北京公眾。在許多關於公司發展的重要問題經多次協商而未達成一致時，創而新（北京）教育科技公司李慧勤博士向我發出誠懇邀請，更重要的是我們在教育理念和經營理念上一拍即合，因此我最終選擇了創而新。懷著深深的歉意，此後我給張勇介紹了三位適合做公眾教育總經理的人選，遺憾的是，由於各種原因，這幾位也都沒有到公眾教育入職。

在創而新公司執行總裁的崗位上，我極力推動公眾教育與創而新合作，多次會談，出過多版方案，也都因經營理念和方式的差異而終未結果。

這期間張勇與我個人交往甚密，我們經常一起探討教育和教育評價問題。談起公眾教育評價產業未來的發展，他總是充滿自信，特別是對政府購買決策性評價和認定性評價、中小學購買服務性評價和診斷性評價、學生家長購買診斷性評價和預測性評價、高校購買學科特長評價和創新潛能評價、培訓機構購買評價技術和辦學支持等特別樂觀。他相信公眾教育關於考試和評價的技術會通過信息化實現AI應用，在學生自適應學習、選科選課、生涯規劃、出國留學，在教師因材施教、精準指導、教研改進，在高校招生選拔、科學錄取等方面具有廣泛的應用前景。為實現這些目標，在產品研發、市場推廣和融資發展上，他真是嘔心瀝血，“5+2”、“白+黑”是他工作的常態。他經常疲憊地奔走在全國各地，做學術報告、做評價技術普及、做市場推廣。

但是我們都知道，從國家政策出臺到需求興起有一個時間差，市場發育需要時間。這個發育過程，需要一批先行者去發掘、推動、貢獻，甚至於犧牲。張勇就是這個市場孕育階段的重要拓荒者。他不僅忍耐了開路者的孤獨，也付出了獨行俠的代價。

巨大的壓力、繁重的工作，毀壞了他的身體，導致了嚴重肥胖和“三高”。記得2017年5月17日傍晚他從北京乘車到鄭州，準備第二天上午給教研室的培訓班授課，結果卻坐在高鐵上睡過了，直到終點站西安才醒。同事和朋友都注意到他身體狀況不佳，提醒他注意。他也試圖減肥，調整身體，但總因為忙碌而耽誤。為了以飽滿的精神支撐工作，他瘋狂抽菸，大量飲用綠茶。

張勇離開我們是因為過勞死。這讓許多認識他的人都非常痛心！這一悲劇引發了我長久的沉思：誰去關心那些在民間從事前沿研究的學者？是否可以有一些政策和制度支持幫助他們解決資金和市場拓展的困難？教育的公益性和市場性如何在中國特色市場經濟中兼容？而這些可敬可愛的研究者，又能否自省自悟，主動把經營管理交給更合適的人，把有限的精力和時間投入研究中，進而減輕自己的負擔呢？

三

張勇的英年早逝，是中國教育界的重大損失！中國的教育評價事業太需要他這樣專家了！

評價一直是制約教育科學發展的瓶頸。教育領域裡的許多問題都與評價有關。例如唯分數論，知識本位的教學，學生課業負擔過重，用升學率評價學校和教師，等等。

我國的師範教育歷來不夠重視教育評價，師範院校教育評價師資不足，教師教育的課程缺乏教育評價的內容。今天，我們看到中小學教師在教學設計時不善於確定教學目標，不能為學生提供學習標準，不能及時科學地評價學生學習的結果。這些都與教師教育評價課程缺失有關。

張勇對學業素質評價、發展潛能評價、綜合素質評價不僅有理論、有實證，還有工具、有產品，有應用場景，還解決了從理論研究到實踐應用的系列問題。張勇的成果對療治教育中的許多問題具有藥到病除的效果。

許多教育主管部門、教科研部門、中小學認可張勇的學術水平和公眾教育的評價產品與服務。今年5月在東莞的松山湖一所學校跟校長老師們談業務，他們讚不絕口地談起公眾教育評價服務，並說要再邀請張勇先生到學校指導。當時，我眼淚差點掉了下來。得知張勇離世，他們簡直不敢相信，都覺得非常遺憾。

令人敬佩的是，張勇生前把研究成果分享給了許多同行，在他身邊團結著七八十家全國各地的教育評價企業，他常常遠涉千山萬水，對這些企業進行培訓和指導。每年，張勇還以第三方教育評價聯誼會為紐帶，積極地為大家提供幫助，帶領大家共同營造教育評價研究氛圍，打造教育評價企業生態圈。

在張勇的引領和培養之下，他的公司、研究院以及全國各地相關企業和機構中，一批優秀的教育評價專家、研究者和操作者已逐漸崛起。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非常活躍，正在成就事業，貢獻社會。這一點，可以稍稍慰藉張勇離世帶來的傷痛和遺憾。

張勇離開我們7個多月了，我一直期望著公眾教育和受張勇影響的教育評價專家、教育科研機構、教育評價企業能夠將他的評價技術發揚光大，去影響、改革我們的中小學教育質量評價，去影響、改革教師的職前職後教育。

張勇是真的走了，再也不能在辦公室跟他促膝長談，再也看不到他在講壇上縱論教育，再也不能打開微信看他視野廣闊語言犀利的微文。只能默默祝福他在天堂過得幸福，不要太勞累，太辛苦！

（作者張才生系創而新（北京）教育科技公司總裁，中華教育改進社副理事長，第三方教育評價機構聯誼會秘書長）

本文來自《新教育•讀寫生活》201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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