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劍雄（教授，博士生導師），祖籍浙江紹興，1945年12月15日出生於浙江湖州。曾任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現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常委。
本文源自《財經》雜誌主筆馬國川的專訪。特此致謝！
公民自己要有理性判斷
馬國川：您最初知道疫情時，有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這次疫情對您個人的生活和研究有什麼影響嗎？
葛劍雄：我最早看到消息，就懷疑有關部門在掩蓋疫情，因為有過SARS經驗。還沒有查清楚情況，就輕易否認“傳人”，這是不符合常識的。但是因為沒有充足的信息，不知道問題有多麼嚴重。等到1月20日鍾南山院士出面講“肯定人傳人”，勸人們不要去武漢，我就明白事情相當嚴重，第二個SARS又來了。
疫情對我沒有太多的影響。我正好有兩部書稿等著要完成，只要網絡通暢，再加上家裡藏書，可以在家裡工作。武漢信息剛公佈出來，那麼多病人不斷地增加，的確很令人震驚。武漢失控，病毒傳播途徑不清楚，都加劇了人們的恐慌。政府為了公共安全謹慎行事，但是公民自己也要有理性判斷，知道哪些是不得不做的，哪些是應該正確做的。
馬國川：有傳言說這次疫情源自“人造病毒”，或者實驗室洩露，或者來自國外，儘管已經闢謠，但是各種各樣的說法仍然廣泛流傳。
葛劍雄：我從一開始就認為，這些說法是胡說八道。社會上大多數人是沒有判斷能力的。有些人自以為有知識、有判斷，實缺乏基本常識。“陰謀論” 是不要證據的，只是一旦被某種勢力所利用，就顯得更加陰暗。
“陰謀論”全世界都有，還會不斷出現。我們這裡之所以“陰謀論”盛行，是由於某些人得到縱容，甚至認為傳播這些東西對中國有利。比如，有些人散播轉基因的陰謀論，連院土都不敢說話，一開口就被罵 “賣國”。其實這對我們自己沒有任何好處，反而給國家造成很大損失。
所以，我們不要理會那些製造陰謀論、相信陰謀論的人，重要的是主流輿論一定要守得住，不能讓那些陰謀論、網絡暴力放任自流。
馬國川：疫情還是沒有結束，已經有一些人開始歌功頌德。在這樣的災難面前，知識分子應該堅持什麼樣的底線?
葛劍雄：這樣的人永遠都有的，問題在於主流對它採取什麼態度？只要支持不好的傾向，它就不可能消失。如果認為這對自己有利而縱容，這種東西當然會大行其道。誰握有言論管理之權，誰就有責任採取鮮明度，對輿論走向責任。
知識分子的作用建立在自己的知識基礎上，知識為什麼有價值呢？因為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知識分子應該有自知之明，對自己真正有把握的問題提出意見，能做什麼就做什麼。
馬國川：作為中央文史館館員，您對於目前的抗疫有什麼建議嗎?
葛劍雄：我不是醫學專家，不可能提出抗擊疫情的具體建議。最近我向中央文史館提交了一篇短文，講了歷史上三件事和三個教訓：
第一，很多病毒都是通過人員流動來傳播的。比如東漢末年，因為有一批匈奴人從蒙古河套到了洛陽，然後又到山西、河南，傳播了鼠疫病毒。當時正值天下大亂，軍閥混戰，成百萬人逃難。人口大流動導致建安二十二年爆發全國性瘟疫。領人口流動大，病毒傳播的可能性也更大。
第二，東漢時一部分人已經知道傳染病要隔離，把有些病重者抬到郊外，看似不人道，卻是個好辦法。可是外地來的官員認為這是不仁不孝之舉，要求通通抬回去，結果導致更多死亡。因此,抗疫不能只講道德，要講科學。
第三個例子，因為傳染比較多，當時曾經規定，如果家裡有三人發病，可以不上朝。結果有人反對說，拿了公家的俸祿怎麼能不工作呢？規定廢除，導致交叉感染。因此，不能只講奉獻，不講科學。
愛國主義必須建立在理性基礎之上
馬國川：疫中諸多醜陋的社會現象，被批評為中國固有的“國民性”。在您看來，存在所謂的“國民性”嗎?
葛劍雄：所謂國民性，當年魯迅等人提出來，到現在還停留在個人感覺或一些個例上，沒有認認真真做過科學研究，也缺乏比較。今天有條件用社會的方法做調查，抽樣分析，不應該再作空泛之論。
以前的社會為什麼守住底線？因為兩三千年來，一般中國人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這就可以維持基本的社會倫理底線。為什麼現在很多人基本底線都沒有？就是因為既沒有敬畏，又沒有基本的現代文明教育。如果我們的義務制教育是合格的，那就不會出現這樣問題。
馬國川：疫中出現了醜陋的地域歧視現象，為什麼最講愛國主義的國家卻歧視和排斥自己的同胞，這是不是一種矛盾現象?
葛劍雄：一點兒不矛盾的。從精神層面看，愛國主義的最高境界是一種信仰。愛國主義不是唯物的，唯物就麻煩了。有宗教信仰的人，宗教信仰和國家信仰是合在一起的。中國是世俗的愛國，愛國並不是一種信仰 ，就要跟政權聯繫起來，在古代愛皇帝、愛具體的政權就是愛國。
我們的愛國主義不是與生俱來的信仰，而是後天的教育，所以有一個科學完整的愛國主義教育就非常重要。遺憾的是，我們的愛國主義教育是不完整、不科學的，有很多界限迴避了，不能真正講清楚。由於缺乏全面理性的教育，大數人，特別是年輕人的愛國主義片面的。
馬國川：不管是網絡世界，還是在現實世界，這種片面的愛國主義都很明顯。
葛劍雄：這種片面的愛國主義對自己、對國家都沒有好處。有了正確的愛國觀念怎麼運用？這就涉及知識結構和道德基礎。現在有些人自認為是愛國，但是結果對國家並不利。為什麼呢？我不懷疑這些人的真誠，而是他們的知識結構、能力和道德基礎有缺陷。比如你提到的疫情期間出現的地域歧視現象，就是典型。如果不愛自己的同胞，愛國主義有什麼意義?
愛國主義也是有邊界的。不管怎樣,不能突破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比如，《外國人永久居留管理條例（徵求，意見稿）》剛剛公佈，網上很多評論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實際上簡直是極端的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顯然這不是真正的愛國主義，只能損害國家利益。
馬國川：看來，只有愛國主義，哪怕出自真心的“純正”愛國主義也是不夠的，一個人的行動和判斷能力還要受到道德基礎、知識結構的制約。
葛劍雄：關鍵問題是愛國主義教育本身有偏差，同時對於那些偏頗的愛國主義言行沒有進行疏導。主流媒體缺少公信力，往往是網絡在引導，某些極端言沒有得到制止，反受到縱容。愛國主義必須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之上。但是理性是哪裡來的？如果個人不具備理性,主流輿論就要引導，政府就要引導。
如果一個人正確實行愛國主義，有三條是必不可少的：第一，人文，就是人道主義作為基本底線；第二，法治，要有牢固的法治觀念；第三，科學，尊重科學。
抗疫的三個尺度
馬國川：這次抗疫中發生了一些人道主義悲劇，例如腦癱兒童的死亡、孫子孤身陪同去世爺爺數日等，都讓人感到悲哀。
葛劍雄：抗疫是為了救人，一定要避免在此過程中再釀成人道悲劇。疫情期間還有人公開宣揚不人道的話，突破了人文底線，令人痛心。
從應對這次公共衛生危機的措施看，法治也是一個嚴重問題。例如，交通部說禁止封路，各地方政府卻嚴格封路，法律根據到底是什麼？
企業要復工，很多地方工人不許出來，甚至連村子都不許出，法律根據到底是什麼？更荒唐的是，某地方政府說要進入”戰時狀態”。憲法規定，只有全國人大授權後，國家首腦才可以宣佈戰時狀態。不管到什麼時候，都要遵照法律規定。地方政府不管出臺什麼規定，都必須明確法律根據，不能無視或踐踏法律。即使是緊急狀態，也不能越權行事。
馬國川：如果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又要應對緊急情況，怎麼辦？
葛劍雄：其實，我們本來有充足的法律資源，但是有的沒有運用，有的被濫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危機，即使沒有相關法律，要採取緊急應對措施，地方人大也可以根據授權臨時制訂地方法規，時間上完全趕得上來。根據國家的法律，省級人大可以制訂地方法規。比如說，在“封城”前，湖北省人大可以立即通過一個“緊急條例”。
1月28號晚上，我就通過有關部門提了幾條建議，其有一條是應該充分利用法律資源，地方人大授權進入緊急狀態，然後依法徵用物資車輛等社會資源，取消或限制公民的某些自由。
馬國川：這次抗疫過程中就能看出來，有很多官員缺乏法治精神，只想聽上級明確指令，而不是根據現有法律積極行動，保士安民。
葛劍雄：疫情結束後，應該研究法治怎麼發揮作用。一方面對現在採取的應急措施進行法治評估，違反法律的應該追責。另一方面要彌補法律的漏洞，完善具體的條例細則，明確處理類似公共衛生危機的法律規定。
馬國川：新病毒肺炎本身就是非常專業的科學問題，科學家的角色非常重要。
葛劍雄：一方面，決策者要尊重科學家的專業意見；另一面，科學家也要盡職盡責。如果在病例充分提供情況下，專家組做出了誤判，當然也要承擔責任。
我注意到媒體報道，國家衛健委第二批專家組一個成員抱怨說，在武漢根本病例都看不到，數據都沒有,讓他怎麼判斷？當時湖北省衛健委官員反問，難道懷疑我在隱瞞嗎？為什麼不能懷疑你呢？這次事後一定要依法追究,，到底是哪一級、是誰在隱瞞？要公佈決策全過程，該追究法責任的，一定要追究法律責任。
馬國川：有人辯解說，面對突發的公共衛生危機，專業的科學知識不懂，官員也很難做出正確決策。
葛劍雄：不需要懂得很多專業知識，要有科學常識和基本邏輯，只要接受正確的信息，就能夠做出基本判斷，可以進行決策。對一般公民來講，把義務制教育階段的課程學好，基本的科學概念就應該有了。我們講的科學實際是基本的科學素養、科學觀念，因此只要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就可以了。現在關鍵的問題是，許多人連中學的科學知識都沒有，這是提高國民素質的重要任務。
中國是有光明前途的
馬國川：每次災難，成語“多難興邦”都會被引用。在您看來，應該怎麼正確理解“多難興邦”？
葛劍雄：“多難興邦”並不是說，多難一定能夠興邦。多難未必興邦，多難喪邦的例子有的是。要興邦，首先要克難，同時吸取教訓。哪些“難”是災，怎麼防範？哪些“難”是人禍，怎麼避免？只有吸取了教訓，才能夠興邦。現在有的人心理扭曲，反過來把災難當喜事辦，這是特別需要警惕的。不然我們怎麼對得起這3000名多死者？
馬國川：如果不總結教訓，將來還會在同樣地方摔倒。
葛劍雄：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例如，在抗疫期間發生的次生災害有多大？由於沒有得到及時治療而死亡的其他病人有多少？將來都應該實事求是地調查清楚。又比如說，對中醫中藥的作用要客觀認識。即使有客觀效果，也要從科學上講清楚。何況這中間還涉及到一些利益集團和各種部門利益，各種花樣。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希望這次公共衛生事件能夠促進社會的公開透明，這也是“興邦”的應有之義。
另外，民間種種議論不可怕，網絡輿論也不可怕，關鍵在於主流怎麼引導。在信息社會，瞞也瞞不了，應該實事求是地把真實情況告訴大眾，不能只是鼓動虛幻的、情緒化的東西。很多理性的事媒體不報道，一些非理性的事卻被放任自流。比如，現在網上那些公然對美國、日本等國家造謠的行為，不應該被制止嗎？它們都是在損害中國的"軟實力”。
馬國川：在國家經濟實力增強的同時，如何提高"軟實力”非常重要。
葛劍雄：我曾經詢問提出”軟實力”概念的約瑟夫奈教授。他解釋說，軟實力必須要自己認真去實踐，只有帶頭做，才具有說服力。中央提出的很多很好的概念，我們做了沒有？
例如，我們要承認每一種文明都有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鑑的地方，才能提高我們的“軟實力”, 才能從“文明互鑑”的角度推動國與國之間關係的進展，從利益共同體逐步發展到人類命運共同體。假如不是這樣，而是默認或放任各種“陰謀論”，或對其他國家造謠，對我們沒有任何好處。
閱讀更多 識時務者為董俊傑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