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劍橋中國經濟史》中，萬志英教授對自青銅時代至20世紀初這3000年間中國經濟發展各種制度的基礎、延續以及中斷進行了詳盡而通俗的研究。
作為海外漢學家，萬志英先生關於中國古代經濟史的書寫，有不少獨到的視角與細節。本文系該書書評，刊於《中華讀書報》2020年3月11日10版。
中國經濟史的獨到書寫
文 | 王治勝
2018年，萬志英教授《劍橋中國經濟史：古代到19世紀》中文版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刊行，引起了廣泛反響。李伯重先生讚歎道此書是繼伊懋可（Mark Elvin）《中國過去的模式》後，四十多年來又一本“既能反映當時的經濟史學重大成果，又能夠適合從大學生到專業研究者的廣大讀者需要的中國經濟通史”（序言，第6頁）。作為海外漢學家，萬志英先生關於中國古代經濟史的書寫，有不少獨到的視角與細節，筆者讀後深受啟發。
《劍橋中國經濟史：古代到19世紀》，萬志英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11月第一版，88.00元
一、歷史學與經濟學：中國經濟史書寫的兩個角度
經濟史研究是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所共同關注的交叉學科。經濟學的經濟史和歷史學的經濟史都是經濟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一般而言，歷史學家重視實證研究，運用史學方法對史料進行分析，對歷史事實作概括梳理，終極目標為無限接近或還原歷史場景；經濟學家重視理論探討，把史料作為工具，運用理論模型對史料進行分類和補充，最終目標是用經濟學理論來解釋歷史事實，實質上為論證該理論在過去、現在或將來的適用性和正確性。
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經濟史研究領域，經濟學出身的專家學者也開始大量參與討論，並發表了許多研究成果，但在撰寫中國經濟通史著作這一方面，還是以歷史學家為多。從歷史學科的角度來看，通史性質著作的撰寫是一項相當具有挑戰性的工作，下筆者寥寥。目前學術界出版的中國經濟通史著作主要有200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的《中國經濟通史》（10卷，全12冊）和2007年經濟日報出版社的《中國經濟通史》（9卷，全16冊）以及鄭學檬先生的《簡明中國經濟通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國內研究長時段的經濟歷史著作通常有一個劃分歷史階段和分卷的問題，遵循慣例，一般都不以社會經濟形態為標準，對沒有充分依據作出社會經濟形態性質判斷的歷史階段，淡化社會經濟形態的判斷與描述，即既不作經濟形態性質的結論，也不對這個歷史階段的經濟現象作社會經濟形態性質的分析。歷史學家以朝代敘事為主要形式作歷史階段的分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經濟史的書寫強調的是經濟形態的發展變化，不應該用政治形態去作經濟形態的分期，而忽視了經濟最本質的特徵。另外，這類專著更多的是作為工具書存在，除面對歷史工作者外，其他受眾有限，普及性較低。
而經濟學家擅長從經濟本身去看待問題，重視歷史經濟自身的發展變化。前有伊懋可的《中國歷史的模式》，如今有萬志英教授《劍橋中國經濟史》，都對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有一個重新的認識，為中國的經濟史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解釋。在萬志英著作中，作者從公元前1045年（武王伐紂）一直寫到1900年（清末新政），前後橫跨3000年曆史，不僅吸收了現有國內外學術研究的精華，並總結各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時代特色，這對我們理解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很有幫助。作者通過平實、流暢的語言，使非專業人士都可以從中瞭解國內外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二、《劍橋中國經濟史》的特色和貢獻
如果從史學方法論角度予以觀察，與其他國內外經濟史著作相比，萬志英《劍橋中國經濟史：古代到19世紀》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與中國通史著作、教材相比，《劍橋中國經濟史》在體例章節方面別具一格，具有典型的經濟史色彩。中國學者在經濟史研究中習慣上以朝代敘事為主，通過概括一朝一代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個側面來集中反映某時期的經濟情形，注重前後政策的連貫性、承續性。這與國內學者重史料有關，畢竟歷朝歷代有著浩瀚的正史記載，學者們有著天然的語言、地理、資料方面的優勢。而國外學者在資料、解讀方面有一定的不足，早期的漢學家更是以旅居東方的傳教士的見聞、回憶等二手資料來進行中國研究，不過，他們以全球視角來看待中國經濟的長時段變化，總體理論概括能力較好。萬志英教授的新著即是代表，不僅在體裁上突破了朝代敘事的限制，以重大經濟事件為主要時間分期，而且系統概括時代經濟發展主題，這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中是不多見的（詳見表1）。
如第3章和第4章以漢武帝時期的“鹽鐵之辯”劃分開，作者試圖說明，漢武帝時期實行的財政經濟政策是指令型經濟（第3章，第100頁），並倡導所謂積極的政府幹預市場策略，以鹽鐵專賣最為出名，這是自戰國以來統一帝國形成所必須經歷的經濟舉措，國家作用的不斷強化是不同經濟形勢下應對舉措的趨勢，到後期伴隨儒學的興盛，儒家政客（反桑弘羊的派別）政治得勢，勝利後逐漸形成“豪族”，財富和投資從商業向土地財產的轉向成為第4章的主要經濟特點。國內學者對“鹽鐵之辯”的研究依然強調其政治意義大於經濟意義，如束景男在2005年發表的《鹽鐵會議的本質》一文，認為鹽鐵會議“是專權的霍光通過開會的形式利用儒生對桑弘羊施以打擊的政治運動”。
第二，與國外中國經濟史著作相比，《劍橋中國經濟史》不僅繼續吸收國際學術界關於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對國內經濟史領域相關專家的代表性觀點多有借鑑，也說明國內學界的進步逐漸得到國際的認可。在過去四十多年中，中國經濟史研究空前活躍，形成了各種各樣的解釋，運用新史料、新方法的新著層出不窮，以至於對中國歷史中任何時期、階段的主要問題，研究者們都難以達成共識。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在介紹這些觀點時儘量追求平衡性與客觀性，同時也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並加以論證。如第8章第5節《商業組織與信貸市場》中，對傳統合夥制的描述時，不僅參考日本學者寺田隆信、美國漢學家曾小萍、科大衛等的成果，也吸收了國內史學界劉秋根、劉永成、陳支平、範金民等的最新研究（這些學者也代表了國內傳統合夥制研究的最高水平）。在談到“股份制企業”的出現時間時，儘管作者依然承襲主流觀點，認為“實際上到了16世紀才有此類性質企業確切存在的證據”，但依然述及，“部分學者認為股份制企業自宋朝時就已經出現”（第8章，第284頁）（國內劉秋根教授在2002年發表的《十至十四世紀的中國合夥制》一文認為，最遲在宋代，中國古代合夥制已經形成而且發育比較成熟）。
第三，萬志英教授在史料與理論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創新。在書中，作者並未提出一種關於中國經濟的總體理論，沒有用理論模型來生搬硬套歷史事實，而是從細節處去觀察中國傳統經濟的長期演變。一直以來，給人形成的固有印象是國內學者重史料、國際學者重理論，作者獨闢蹊徑，以史料為經，理論為緯。在史料方面重視考古發現、出土文獻、民間契約等新發現的材料，吸收現有研究的精華，如運用北京萬全堂藥鋪和徽州馬氏的萬全號布鋪的賬簿等民間文獻來討論明清時期合夥制企業的商業組織形式。在理論上，突破了以近代經濟的基本範疇和問題向前追溯的範式，而是以古代經濟的運行與演變為出發點，重新建構中國經濟史發展的長期變遷理論體系。作者對中國經濟及其歷史發展進行整體性的宏觀認識，繼承並發展了“加州學派”。作者“反對任何關於歷史或經濟發展的線性的和分期的觀點”（引言，第6頁），不以朝代更迭進行敘事，從經濟的角度重新書寫和觀察歷史細節，旗幟鮮明地提出自己反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即認為市場是經濟發展和財富創造的推動力），而是重視國家和制度因素與經濟擴張的關係。
三、幾點商榷
綜合上文所述，萬志英教授最大程度地借鑑國內與國際最新研究成果，將歷史材料與經濟學理論相結合，在對中國傳統經濟的長期發展有比較深刻的理解背景下，對各時期經濟形態有了一個較為明確、清晰的總結，令人耳目一新。但是，可能由於時間跨度之長，所述內容過於繁雜，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一些瑕疵。
第一個問題，作者將全球性視野集中於第8、9章，也即明清時期，而忽略了明清以前中國與世界的聯繫。如在第8章中，認為16世紀以後（1540年代）的中國以白銀為中心，貨幣經濟得到擴張，私人經濟興起，導致“第二次經濟革命”，明代中國與全球的經濟聯繫已經大大加深，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第8章，第265頁）。作者將明清時期的經濟發展放在全球化視野下，與歐洲的全球發展聯繫起來，這是值得肯定的。但該書明代以前也只是就中國而論中國，缺少與世界經濟的聯繫，似乎近世以前的中國與世界甚少聯繫。與之相反，如唐代作為最具開放性的朝代，以海納百川的胸懷吸收著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口、文化，長安更是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國際化大都市；疆域空前遼闊的元代是與外界交流更多的朝代，與西亞地區甚至歐洲交流極為繁密；上溯到秦漢時期，“絲綢之路”的影響也極為重大。事實上，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閉關鎖國的國家，而是具有開放心態的文明古國。1978年後的改革開放是對傳統開放中國的迴歸，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起點。
第二個問題，對傳統中國金融體系的評價過低，尤其對山西票號的一些敘述存在觀點陳舊、以近代銀行為參照的問題。述及錢莊、票號的地位時，作者認為，“儘管錢莊在出口貿易融資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但其本質仍然是地方金融機構”。認為“票號專注於政府匯兌業務有保障的利潤，迴避了為私人企業提供融資的固有風險”。“這兩種制度都不重視通過存款來增進銀行資本。”（第331-334頁）。誠然，傳統的金融體系並沒有促使中國走向近代化，但這並不是中國金融出現了問題，而是中國的總體經濟發展所決定的，清代民國的商業經濟發展並沒有那麼大的金融需求，傳統金融業完全可以滿足需要。山西票號和上海錢莊都在一定程度上是作為全國性金融機構存在，依賴於張家口（以及之後的祁太平地區）和上海的經濟地位發揮著全國性金融中心的作用。而山西票號在晚清並不是集中於對政府的業務而回避商業融資，縱觀票號的發展史，票號一直是為長途販運貿易提供資金支持，只是在某一時間段業務重心因應形勢發生變化，並不是作者所說的“專注”與“迴避”，在大量新發現的票號賬簿中也可以證明，客戶群體還是以字號和商人為主，雖然在量上不佔優勢，但從客戶數量來看，票號主要服務於商業是沒有疑問的，與清政府的聯繫並非那麼緊密。
第三個問題是中文版的引用文獻沒有完整給出，也存在某些印刷錯誤。中文版在文末註釋中只給出了作者、年份、頁碼，而忽略了最為關鍵的文章、著作的題目，可能是漏印或者其他原因，對於國內研究者來說甚是不習慣。再有，其中有很多印刷錯誤，如前文述及的，第1章和第2章以西周結束作為分期，時間卻是公元前707年。我們知道，西周的結束時間應該是公元前770年，此類印刷錯誤是不應該的。
劍橋中國經濟史：古代到19世紀
萬志英 著
在過去的40年間，中國經濟令人矚目的崛起，令許多長久以來關於政治制度與經濟發展之間關係的既定假設遭遇挑戰。在整個前工業化時代，經濟繁榮對於中華帝國的延續同樣至關重要。在18世紀之前，歐洲最先進地區所具備的部分特徵，如高效的農業以及成熟的市場等，也同樣在中國的經濟中顯現。但是，在許多方面，中國的前工業化經濟又背離了西方的發展道路，比如中國一直將灌溉農業置於中心地位，同時也在家庭結構、產權、商人地位、貨幣政策以及財政政策等方面異於西方。
本書共分9章：青銅時代的中國經濟、從城市國家到君主專制、統一帝國的經濟基礎、豪強社會與莊園經濟、漢族與遊牧民族的融合及中國的再統一、唐宋變革時期的經濟轉型、江南經濟的全盛期、市場經濟的成熟、國內危機與全球挑戰：帝國經濟的重構。萬志英教授對自青銅時代至20世紀初這3000年間中國經濟發展各種制度的基礎、延續以及中斷進行了詳盡而通俗的研究。
萬志英（Richard von Glahn），國際知名的歷史學家、漢學家，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教授，耶魯大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經濟社會史、貨幣金融史、全球經濟史、東亞海洋歷史等。他的研究獲得諸多獎項，其先後兩次獲得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專項獎金等。他的主要著作包括《財富之泉：中國的貨幣與貨幣政策（1000—1700）》（1996）、 《左道：中國宗教文化中的神與魔》（2004）和《文化與交融：世界史》（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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