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東京奧運會已經確定延期至2021年。對日本來說，東京奧運會被擱置不是第一次了。在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之前，日本已經棄辦過一次奧運會。
1940年的東京奧運會有著許多“第一次”。它象徵著國際奧組委第一次認可亞洲國家擁有舉辦奧運會的能力，第一次將舉辦地放在歐美之外的大洲，第一次試圖打破種族與民族界限弘揚19世紀末顧拜旦所宣傳的奧林匹克精神，但與此同時，這也是主辦國政府因為戰爭原因第一次主動棄辦的奧運會 （一戰時期的1916年柏林奧運會的中斷為國際奧組委主動宣佈）。
申奧創想：嘉納治五郎與日本申奧
2019年，日本NHK大河劇、以東京奧運會為題材的 《韋馱天》收視率並不高，但觀眾只要能繼續看下去，卻都對這部劇評價甚高，更對貫穿全劇的嘉納治五郎有了嶄新印象。
日本NHK大河劇《韋馱天 ：東京奧運的故事》中的嘉納治五郎（役所廣司飾），對於體育愛好者來說，嘉納治五郎自然是以柔道創始人名揚世界，該片圍繞他作為國際活動家、國際奧委會委員的身份展開，講述他帶隊參奧、申奧的故事
對於體育愛好者來說，嘉納治五郎是以柔道創始人名揚世界。他以不甚出眾的身體條件參悟日本傳統柔術中“以小搏大”原理，從而創立標準的柔道訓練模式，告訴所有人只要找準“重心”，再健壯的對手都會被輕易摔倒在地。這不僅強化日本人的體育基礎，更讓當時缺吃少穿的日本人找到挑戰比自己健壯之人的精神支點。正因如此，早在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後，大日本武德會認為嘉納治五郎對鼓舞日本人精神功不可沒，授予其“柔道範士”（“範士”為日本“武道”中最高名譽者）稱號。
然而 《韋馱天》卻完全沒有把重心放在“柔道”一面，而是放在作為國際活動家的一面。在現代奧運會創始人顧拜旦的請求下，1909年開始，擁有流利英語會話能力的嘉納治五郎當選為國際奧委會委員，他也是第一位出任此職的亞洲人。
雖然這份榮譽如今看來非常重要，但需要注意，奧運會設立初衷並不是舉辦國際最高水準的比賽，而是為了弘揚奧林匹克運動精神與增進各國運動員之間的友好交流，參賽者也大多為有著其他專業工作的業餘選手。
為了把奧林匹克精神從歐美國家弘揚到全世界，那就必須藉助當時歐美之外唯一受到西方國家認可的日本之手，而日本最著名的體育教育家自然就是嘉納治五郎。因此，嘉納治五郎當選奧委會委員一職，既是對他作為柔道創始人的認可，也是對他作為奧林匹克精神推廣者的一種期待。
1912年7月6日，瑞典，斯德哥爾摩奧運會開幕式上，嘉納治五郎（左）作為領隊率領2名日本運動員首次亮相，旗手是短跑選手三島彌彥，雖然進入了400米決賽，卻因腳傷棄權，另外一名運動員金慄四三比賽中由於缺乏經驗而出現脫水症狀，不得不中途放棄參加馬拉松
為了履行委員職責，嘉納治五郎在1911年成立“大日本體育協會”（即今日本體育協會），但其英文名字卻是 “Japan Amateur Athletic Association”（直譯為“日本業餘競技協會”），亦即作為監督日本業餘運動員的協會，嘉納治五郎以這個協會為基礎，開始弘揚象徵國際友誼的奧運精神。從1912年斯德哥爾摩奧運會開始，嘉納治五郎作為領隊率領運動員參加奧運會。
由於早期奧運會全部集中於歐洲，高昂旅費對於剛剛成立的大日本體育協會而言自然是巨大負擔。嘉納治五郎本想申請國家補助，但由於日本政府正在償還日俄戰爭的戰爭借款，自然對於業餘體育沒有任何興趣；嘉納治五郎就發動所有人脈聯絡到著名的三井、三菱兩大財閥家，甚至發動參賽地的日本人捐助，才勉強募集到足額資金。
隊伍逐漸壯大起來，日本代表團的成績也越來越好。1928年阿姆斯特丹奧運會，日本取得“〇的突破”，三級跳運動員織田幹雄以15.21米的成績打破當時的奧運記錄，獲得日本歷史上首枚奧運會金牌。
由於歐洲人從未想到日本人能夠奪冠，主辦方甚至沒有準備日本國旗，只能從現場的日本觀眾手中借來國旗。這個橋段讓織田幹雄記憶猶新，他退役後也一直活躍於日本體育界，直至成為1964年東京奧運會的日本田徑總教練。
最終，日本代表團在阿姆斯特丹奪走2金2銀1銅共5枚獎牌，極大振奮了日本體育界的信心；當時剛剛出現的收音機更是在日本各大城市的大街小巷大聲喧鬧，讓許多日本人第一次實際感受到現場氣氛，促進奧運文化深入人心，為日本申辦1940年東京奧運會打下基礎。
1928年阿姆斯特丹奧運會海報
鑑於1928年阿姆斯特丹奧運會的成功，東京市長永田秀次郎開始思考主辦奧運會事宜，並委託日本學生競技聯盟會長山本忠興在1930年率隊前往德國參加比賽時進行調查，詢問能否把1940年奧運會主辦權交給東京。畢竟按照日本“肇國於公元前660年”之說，1940年恰是“建國2600週年”紀念之年，如果能將如此盛會招至東京，自然能成為鼓勵日本國民的絕好題材。
1931年10月28日，東京市議會全票通過“關於舉辦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建議”，將主會場定於當時東京市荏原郡 （東京都世田谷區）的駒澤高爾夫球場一帶，並計劃將明治神宮外苑擴充開來，成為新的體育會場。1932年洛杉磯奧運會期間，日本代表團向國際奧委會正式提出申請，希望東京能夠舉辦第十二屆奧運會。
申辦之路：與法西斯意大利的競爭
1932年洛杉磯奧運會對於日本來說有著非比尋常的意義。這一時期日本軍隊的侵略鐵蹄剛剛踏入中國東北，政府急需給國民打一劑強心針，讓日本人認為“我們能贏”。正因如此，日本政府不再像20年前那樣對奧運會愛搭不理，而是出資10萬日元 （相當於如今1.5億日元，約合1000萬人民幣），再加上民間募集的10萬多日元，一併補助給運動員。
1932年洛杉磯奧運會，日本貴族軍人西竹一騎著愛馬“天王星”一舉斬獲馬術場地障礙比賽的金牌
靠著充足的資金支持，日本派遣131名選手參加洛杉磯奧運會，最終獲得7金7銀4銅的成績。而在洛杉磯最為大放異彩的，便是日本貴族軍人西竹一騎著愛馬“天王星”一舉斬獲馬術場地障礙比賽的金牌。
奧運會讓日本充分展現國家形象，也讓日本政府進一步明確了申辦1940年奧運會的決心。不過他們的對手除去芬蘭首都赫爾辛基之外，還有同樣急需奧運會的意大利首都羅馬。當然，羅馬的背後就站著意大利獨裁者本尼託·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是記者出身，非常看重體育運動對於凝聚國民意志，鞏固法西斯獨裁統治的重要性。事實上1930年代前後，墨索里尼就把當時還不受關注的男足世界盃引入意大利，斥巨資招募烏拉圭、阿根廷等地優秀足球運動員，打造強大的意大利足球隊並接連奪得1934年、1938年兩次世界盃冠軍，當時引發的狂熱情緒讓意大利人迄今都對足球運動情有獨鍾。一個廣為人知的故事最能說明墨索里尼的重視：1934年世界盃決賽時，意大利隊曾0:1落後於東歐強隊捷克斯洛伐克隊，中場休息時收到這位獨裁者發來的“勝或死”三字箴言，於是下半場發力逆轉為2:1取勝。
比起東京，羅馬距離歐美人更近，運動員不需要跨越半個地球，而且地中海氣候也顯然比夏季高溫多雨的東京要強得多，故而羅馬的出現讓日本人倍感形勢嚴峻。
日本選擇以談判方式解決。1934年12月，國際奧委會日本委員副島道正私下前往意大利與墨索里尼直接談判，希望他能夠下令羅馬退出1940年奧運會競爭之列，而且作為交換，日本願意全力支持羅馬申辦1944年奧運會。這當然不是一個容易達成的任務，畢竟納粹德國即將於1936年主辦柏林奧運會，那麼法西斯“前輩”墨索里尼自然倍感焦急，也對1940年奧運會勢在必得。雖然墨索里尼口頭上答應日本的請求，但意大利並沒有停止申奧腳步。
1936年柏林奧運會
日本人提出的“用1944換1940”有一個巨大問題，那就是1944年正是國際奧委會成立50週年，國際奧委會的總部所在地瑞士洛桑已經勢在必得，這就意味著如果羅馬想要獲得主辦權就至少要等到1948年奧運會，到那個時候誰也不知道世界局勢會變成什麼樣，意大利絲毫不想妥協，還是在1935年國際奧委會的奧斯陸大會中派遣使節發表最終陳述。
日本與意大利兩個有著法西斯傾向的國家競爭激烈，這讓國際奧委會一時間陷入擔憂。為了規避政治矛盾，國際奧委會特意推遲了決定1940年奧運會主辦權投票的時間，從當時慣例的5年前 （即1935年） 縮短到4年前 （即1936年），這就正好能趕上納粹德國主辦的1936年柏林奧運會，那麼便可以寄希望於由德國來調停日本與意大利之間的矛盾。
不過，還不等納粹德國來調停，意大利自己就出了問題。1935年10月開始，意大利發動對埃塞俄比亞的侵略戰爭，為了獲取遠東的支持，墨索里尼態度軟化，下令體育界退出1940年奧運會的競爭，並全力支持東京申辦奧運會。如此一來，東京的對手就只有北歐的赫爾辛基，勝算自然大了許多。
為了確保東京能獲得舉辦權，日本決定進行一次大型公關活動，邀請奧委會委員長拉祖爾訪問日本，確認東京是否具有舉辦奧運會的資質。1936年3月19日，拉祖爾乘船抵達日本，這一時期的日本剛剛經歷中層陸軍軍官掀起的“二二六事變”，整個東京街頭全都是戒嚴軍人，形勢非常緊張。為了讓政治局勢不要影響到東京申奧成功，裕仁天皇親自出面在3月27日接見拉祖爾，以求能獲得舉辦這次盛會的機會。這番為期兩週的公關活動取得非常好的成效，拉祖爾伯爵在考察報告中寫道：“⋯⋯日本人民對奧林匹克和體育運動有著深刻了解，對此我感到非常高興。”
1936年7月31日，德國，國際奧委會柏林大會的最後一日，嘉納治五郎（左）因東京成功獲得1940年奧運會主辦權露出微笑
有著國際奧委會的首肯，東京自然是志在必得。1936年7月31日，即國際奧委會柏林大會的最後一日，嘉納治五郎親自前往並發表激動人心的演講，提到“如果因為日本太遠就不能舉辦奧運會，那日本也沒有必要參加歐洲的奧運會”，在這種半是昂揚、半是威脅的話語體系下，又是在掛滿卐字旗的納粹德國首都柏林，在場的國際奧委會成員無疑感受到巨大壓力。最終東京獲得36票、赫爾辛基獲得27票，東京成功獲得1940年奧運會主辦權。
但也就在嘉納治五郎等人回國之前不久，11月25日，日本與德國簽訂 “防共協定”，這意味著兩大法西斯國家已經初步結為盟友，二戰軸心國始成。
理念分歧：各界的支持與反對
回到日本以後，嘉納治五郎迅速在12月7日召開會議，與東京市、大日本體育協會等各方面人員聚集於帝國飯店，而這次會議中還有一位當時非常敏感的人士，即陸軍次官梅津美治郎。
之所以說敏感，不僅是因為他代表著軍部，更是因為前一年他剛剛在中國華北前線處理了中日兩國軍隊的摩擦 （即簽署“何梅協定”），他的到來也意味著戰爭陰雲已經開始籠罩在剛生雛形的1940年東京奧運會頭上。
會議上，梅津美治郎不甚關注奧林匹克精神中和平與友誼的一面，上來就提出：“我認為最重點在於努力讓世界知悉日本精神之精華，奧運會不應單純是慶典活動，應戒輕佻浮誇，辦質實剛健之大會。”很明顯，剛剛看到納粹德國利用1936年奧運會機會宣傳本國形象，梅津美治郎也想讓這場盛會作為1940年“建國兩千六百年”紀念活動之一，成為日本帝國政治宣傳的一部分。
日本大河劇《韋馱天》中的嘉納治五郎
那陸軍的預期是什麼呢？“二二六事變”結束後，日本陸軍對內部組織結構進行一次大調整，並趁機開始宣傳所謂“廣義國防”概念。意即全國上下一切組織與活動都要統籌到“國防”高度去實行，與軍需有關的工業產品生產、國內外貿易、人力資源的動員全部都要納入國家管制範疇中。主辦奧運會自然被定為“強化集體精神”“訓練青少年身心”的一次運動會。這種“廣義國防”一開始讓申奧獲得支持，同樣也毀掉了1940年奧運會。
1937年2月，東京奧組委確定將明治神宮外苑競技場進行擴建，但隨即遭到內務省神社局的反對，認為該競技場距離明治神宮很近，乃是“國民之淨財所造之紀念物”，有著崇高的宗教含義，反對東京奧組委對其改修擴建。這件事讓東京奧組委的工作受到阻礙，也讓國際奧委會有所懷疑，拉祖爾伯爵專門發電報給日本，要求迅速確定主會場擴建事宜並招聘專業技術顧問。
應該說，拉祖爾一直在替日本承擔著壓力。畢竟東京奪得主辦權讓許多來自小國的奧委會委員心生不滿，而他又是力挺日本主辦奧運會之人，所以更需要日本奧組委有著強力保障才能讓他更有底氣。事實上，就在當年8月召開的國際奧委會華沙大會上，拉祖爾繼續力挺日本，將1940年冬季奧運會主辦權也按慣例交給日本札幌（當時承辦夏季奧運會之前要先召開冬奧會）。考慮到日本已經在當年7月悍然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可以想見拉祖爾是頂著何種壓力在支持日本。
然而隨著日本走向“舉國一致”體制，各項資源與勞動力都向戰爭聚集而去，旨在鼓動國民支持戰爭的“精神總動員”甚囂塵上，那麼奧運會這個以業餘選手為主、倡導 “自由散漫風氣”的運動會就從香餑餑變成雞肋，甚至成為鼓動日本國民支持戰爭的阻礙。
1937年8月26日，陸軍省發表“馬術準備中止”公告，意即要求戰爭時期，陸軍軍人不能再出席任何馬術比賽，這就意味著1932年洛杉磯奧運會冠軍西竹一不可能出席東京奧運會；9月6日，政治家河野一郎出席眾議院預算委員會會議時，詰問政府 “軍人都已經停止馬術準備，國民也必須停止一切運動，此乃日本國民之精華所在，為什麼（政府）沒有這種認識？”於是在當日深夜，日本內閣書記官長風見章不得不向媒體記者吐露 “東京奧運會之主辦已是很困難”。
河野一郎
也就在這年9月，現代奧運會發起人顧拜旦去世。他在臨終前曾留下這樣的話語：“日本的使命比任何其他國家都重要。東京奧運會將把古歐洲文明的發源地希臘文化與最為燦爛的亞洲藝術和文化相結合。”然而他卻沒想到，自己期待的這次“東西結合”，卻沒辦法在3年後如期到來，而是要拖到自己死後27年之後才姍姍來遲。
胎死腹中：東京奧運會的停辦
1938年，隨著 “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妄設想破滅，日本政府也意欲調動更多兵力與物資，對中國的武漢、廣州等戰略重地發動全面進攻。這段時間，日本首相近衛文麿推動國會探討“國家總動員法”，將鋼鐵、石油化工、電力等重要行業全部由政府統一接管，把主要的工業產品供給戰爭，這種思路更讓奧運會場館的修建工作難以為繼。但如果想在1940年召開奧運會，那麼主會場的擴建工作就必須在1938年年內啟動，可以說奧運會能否開幕已經進入最後關頭。
這一時期，英美等後來的同盟國國家開始出現抵制東京奧運會的呼聲，他們不希望讓1940年東京奧運會成為1936年柏林奧運會那樣為法西斯主義思想搖旗吶喊的宣傳工具。1938年2月2日，英國奧委會甚至公開表態“即便本委員會派遣運動員前往東京，也不一定能聚集到資金”；芬蘭媒體也在2月16日表示“1940年奧運會主辦地選擇日本而非芬蘭，不僅是大國壓制小國的結果，也是希望奧運會能維持遠東地區和平，然而現在的時局證明，顧拜旦的這一理想已經破滅。”
更麻煩的是，就在嘉納治五郎抵達開羅前的3月8日，日本陸軍大臣杉山元在眾議院回答問題時明確表示：“我認為奧運會在事變 （指侵華戰爭）持續之時無法召開⋯⋯事變若是快速解決倒是可以召開（奧運會），然而如果長久持續，或是事變結束後又面臨一個更為重大的事變，那麼我會立即中止（奧運會）。”這段話可以看作日本陸軍徹底封死舉辦奧運會之舉，也讓嘉納治五郎在國際奧委會的開羅大會上非常尷尬。
外有圍剿，內無支援，1940年東京奧運會已經走上不歸之路。最終，開羅大會沒有直接褫奪東京、札幌兩地的奧運會、冬奧會主辦權，卻也明確暗示日本應該自己申請棄辦奧運會，這也算是國際奧委會的老朋友給嘉納治五郎的最後一個面子。或許是因為看不到前途，就在從開羅回國的途中，1938年5月，嘉納治五郎因感染肺炎而去世，這位在日本一手弘揚奧林匹克文化的柔道宗師，就這樣走完了漫長的人生。當嘉納治五郎的棺槨蓋著奧運五環旗幟抬出客船之時，幾乎所有人都意識到，1940年東京奧運會已經徹底失去希望。
1938年5月4日，就在嘉納治五郎從開羅回國途中，因感染肺炎去世，他此行參加開羅會議是為了乞求保留東京主辦奧運會資格，然而當他的棺槨蓋著奧運五環旗幟抬出客船時，幾乎所有人都意識到，1940年東京奧運會已經徹底失去希望
1938年4月國家總動員法正式通過後，日本的每一位國民、每一個零件都被迫投入戰爭中，日本軍隊也在當年6月正式開啟武漢會戰。而就在戰役進行最激烈的7月15日，日本厚生大臣木戶幸一公開宣佈棄辦1940年東京奧運會，日本體育界好不容易實現的奧運夢就這樣化為泡影。
在日本放棄奧運會後，國際奧委會迅速將舉辦權交給在競爭中失利的芬蘭赫爾辛基，但誰承想芬蘭隨即在1939年也捲入二戰戰火，戰爭陰雲之下，國際奧委會被迫宣佈1940年奧運會停辦。
尾聲：體育場的故事
戰火紛飛中，本作為主會場的明治神宮外苑競技場也不再承接運動項目，轉而成為軍事用地。1943年10月21日，2.5萬名日本大學生與高等學校學生聚集參加“學徒出陣壯行會”，軍部首腦東條英機帶頭三呼萬歲，將這些從未經受軍事訓練之人送上戰場。明治神宮外苑競技場見證了這一日本近代史上極為悲情的時刻。
1943年10月21日，2.5萬名日本大學生與高等學校學生聚集在明治神宮外苑競技場參加“學徒出陣壯行會”，軍部首腦東條英機帶頭三呼萬歲，將這些從未經受軍事訓練之人送上戰場
21年之後，歷史的指針來到1964年8月。在這時，出生並倖存於廣島核爆之日的田徑選手坂井義則手持火炬，奔入明治神宮外苑競技場原址重建後的國立競技場，沿著當年“學徒出陣”的跑道路線一直跑到火炬臺，親手點燃了象徵和平與友誼的奧運聖火。熊熊聖火燃燒在這個曾經滿目瘡痍的國家，也象徵著日本正式走出“戰後”，走向新的未來。
如今，這座1964年重建的國立競技場於2015年再度原址重建，並已經在2019年12月31日正式啟用，如果再無意外，這裡將再度成為2021年東京奧運會的開幕式舉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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