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為何放棄火器,重拾騎射?文化衝突、苗亂使清廷迫不得已

西方船堅炮利,硬生生敲掉了清廷這隻紙老虎的兩顆門牙,攻了進去。我們知道,這是封建王朝的終結,時代進步,封建王朝免不了被淘汰的命運。雖然我們不能將近代落後之責任全部歸咎於清廷,但畢竟作為中國最後一個古代王朝,它的責任不可推卸。

而在這“責任”中,最直觀的便是兩個字“火器”。許多人認為如果將清朝與明朝調換,那麼西方一定會落荒而逃(眾所周知,明朝極其注重火器的發展)。這雖是一種謬論(後文會敘述為什麼這是謬論),但這也側面印證了對於近代之落後,“火器”在人們心目中所佔地位之高。

那麼清朝沒有發展過火器嗎?當然發展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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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衣大炮

皇太極,愛新覺羅·努爾哈赤第八子,這位出色的軍事家首先意識到了火器的重要性,他命令軍隊建造了殺傷力巨大的紅衣大炮,並且將單一的騎兵兵種,改建成一支騎兵、炮兵與步兵多兵種的軍隊。他的大力發展為清朝定鼎中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後來他的皇孫,康熙更是進一步發展,利用火器組建了“火器營、虎槍營”等。

然而我們可以發現,從康熙中後期開始至乾隆朝,火器變革卻猶如一個走向暮年的老人,發展緩慢直至完全停滯死亡。相反,祖先們賴以生存的騎射思想卻開始大放光芒,返祖迴歸。

這是為何?盛世之下,帝王們為何放棄擁有巨大威力的火器,轉而逐漸迴歸騎射呢?尤以乾隆一朝,火器的完全停滯讓清朝徹底斷絕了百年後與西方交手勝利的可能性。今日我們便一起來看看。

一、康熙朝耶儒矛盾的加深直至雍正下達“禁教政策”,影響了火器的變革,帶來了騎射思想的迴歸

無論是明嘉靖年間接觸新式火器之初還是清康熙年間鑄造火炮,我們可以發現這其中都有傳教士的影子。他們一直擔任著中西交流的橋樑,他們是西方來華勢力的先遣隊。帝王對於來華傳教士的政策直接影響了火器的變革發展。

1.火器是“橋樑的橋樑”——傳教士“攜帶”著火器和曆法來華,在康熙後期卻遭到打擊,直至雍正繼位頒佈禁教令

現代歷史學家蔣廷黻有這樣一句話:在朝廷方面一一無論明清,外國傳教士的地位是一種技術專家的地位。朝廷之所以用它們,不過因為他們能改良曆法及製造佛郎機炮和紅衣炮。

正如蔣先生所言,明末清初傳教士之所以能夠進入中國,並接觸到朝廷上層靠的就是以曆法和鑄炮為代表的西方科學技術。而西方傳教士也樂於運用這種媒介進入中國,達到其傳教的目的。經過接觸後,中西雙方似乎達成了某種默契,西方科學技術為我所用,在朝廷規定的範圍內你可以進行傳教。

然而若是傳教士超過某種範圍,這種默契便會被打破。

說到這裡,我們必須提起一人——利瑪竇。利瑪竇並不是第一個來華傳教士,但在他未來之前,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有效的傳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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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瑪竇

直到利瑪竇於萬曆十一年(1583年)來華後,才逐漸探索出一套為中國上層社會所接受的傳教方式,併為後來的傳教者所尊奉。不同於之前的傳教士遊走於民間,利瑪竇將目光定格在了上層,利用西方科學技術和文化與士大夫階層接觸,同時儘量使天主教適應中國禮儀的習慣。

利瑪竇知道在一個民族沒有形成新的信仰之前而動搖其社會制度和社會意識,會遇到重大危險。因為這些社會習俗象徵著中國民族生存的意義,干預這些習俗將使天主教被人視為攻擊中國傳統社會的異端邪說。

此後,還有如湯若望、南懷仁等,都深得其意。1671年冬康熙皇帝親手書寫“敬天”二字匾額,贈給南懷仁並傳諭曰:“朕書敬天,即敬天主也。”

然而隨著康熙二十年(1688年)南懷仁的逝世,傳教之禁爭卻漸漸興起,這些後繼者打破了原有的默契,他們試圖挑戰康熙的權威,挑戰封建王朝幾千年來一直奉行的儒教。

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開始禁止天主教向下層民眾中傳播

1704年11月,羅馬教宗克羅門十一世發佈上諭,明令禁止祭祖祭孔,這揭開了“中西禮儀之爭”數十年的序幕,促成了教廷與清廷的直接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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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懷仁後,天主教徒打破了默契,禁止教徒祭孔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冬回覆教廷,發佈上諭道:“凡不回去的西洋人等····來中國若干年,永不復回西洋。”

注意“永不復回西洋”,這裡耶儒矛盾已經到達了新的尖峰。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羅馬教宗再次派嘉樂出使中國進行交涉,此次康熙帝更是直言不諱地表達了自己禁教的意願。當然不只是他的意思,一方面官吏士紳為維護道統而發動了排教風波,一方面佛道僧侶推波助瀾,可以這樣說,教會在中國的社會地位,己經處在風雨飄搖之中。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雍正即位不久,出使中國的法國傳教士宋君榮在給託羅斯城主教的信中說:“我來中國只有幾個月,當我看到傳教士工作不久前還充滿著希望竟然落到如此可悲的地步:教堂己成廢墟,教徒己鳥獸散,傳教士被驅逐並集中到廣州一一中國唯一開放的口岸,不許進入內地,天主教本身幾乎遭到禁絕。

兩年之後這一預測隨著雍正帝的一紙禁令而一語成讖。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十二日批准禮部曉諭各省發佈禁教令。

2.禁教令帶來的影響:火器變革逐漸停滯,騎射思想回歸

對於滿族來說,騎射的作用不僅僅是在練習本領,更多的是喚起子孫後代的憂患意識,以期不忘國本,永固江山。

早在崇德元年(1636年)十一月十三日,皇太極就頒佈上喻,將“騎射”作為滿族特有的民族特徵以國策的形式固定下來。但即便如此,皇太極所擔心的也發生了,但比融入漢族更恐怖的是天主教的流行,就京師一處,據記載就有數萬人之多。這不得不引起統治者的擔憂和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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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天主教堂

雍正元年(1723年)十一月初八日,鑲藍漢軍旗副都統布達什也即密上奏摺,請求嚴禁旗民入教,隨後不久,雍正就頒佈了三大舉措,其主要內容便是重新整理旗人訓練騎射的制度、晉升褒獎騎射優者、武舉選拔突出騎射。

這些舉措,無疑在提振“騎射”方面的作用無疑是巨大的。不僅從上層,而且從選拔源頭下層士民之間形成了一種以騎射優為榮的氛圍和騎射優則仕的晉升途徑。但是另一方面來說,其對康熙時期發展起來的火器革新和火器部隊發展產生的負面作用也是巨大的。

騎射優先的各種權利與晉升使得士兵們紛紛放棄火器,火器營、虎槍營作為熱門一下子成為了殘羹冷炙。康熙時期所定演習槍炮每年一次的定例,至雍正時期亦改為三年一次,這一規定為後世歷朝所遵守,直到同治時期,海患甚為嚴重時才有所鬆弛,但也並沒有較為有力的改動,只是斥旨責問。

騎射思想的迴歸主觀上確實促進民族認同和整頓武備,但錯過了冷熱兵器交替革新的風潮。禁教使清廷切斷了與西方進行火器技術交流革新的途徑,更是忽視甚至人為遏制火器的革新和火器部隊的訓練及發展。

雖然雍正時期尚能承康熙朝火器之餘威,但隱患之胚己開始萌發。

二、乾隆對雍正之策“變本加厲”,禁絕了民間火器的發展

據統計雍正、乾隆、嘉慶三朝所鑄火炮的數量竟不及康熙朝的五分之一,更多的是對其損壞鏽蝕者加以改鑄。

乾隆朝對於民間火炮的禁絕一方面源於對雍正政策的繼承,其次很大程度上源於以“苗亂”為代表的地方武裝反叛的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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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民叛亂終乾隆一朝

從十八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因國家需要大量的銅來鑄造銅錢,所以西南地區以其豐富的銅礦儲藏越來越得到清政府的重視。清廷通過官營、私營、官商合營等多種形式,最大限度的開採西南地區銅礦,滿足鑄錢的需要。同時又鼓勵商人和底層民眾向該地區移民,以滿足對開採礦區勞動力的需求。

但大量移民的湧入,壓縮了當地土著的生存環境,激化了民族之間的矛盾,導致各區域間、各團體間武裝衝突不斷;其次以礦區為中心的移民群體,也因自身自由散漫的特點和官府的侵佔剝削,成為與官府敵對的不穩定因素。

為加強對西南地區的控制,雍正時期由雲貴總督鄂爾泰提出“改土歸流”,即由朝廷派官員進行主要管理,取消當地土司的權力。

這項措施很快引起了當地土司的不滿,加之地方社會中移民與土著之間的矛盾,在土司的挑動下便很容易爆發大規模的地方叛亂。就乾隆一朝來說,黔、湘地區爆發大叛亂兩到三次,小暴動達二十餘次。其中尤以古州苗亂和末年的貴州苗亂最為典型。

土司敢於叛亂,一方面依賴西南地區複雜的地形,一方面便是依賴火器。

古州苗亂中,僅清政府收繳的火器便達兩三萬件。貴州苗亂更是繳獲火炮、鳥槍四萬六千五百餘口。

如此規模的火器身居閉塞的苗民是如何獲得的呢?

其一,雍正以前清廷對火器控制不嚴,康熙中前期甚至還允許民間擁有火器。直到乾隆時期在政策日益緊縮的情況下,仍允許與少數民族雜居的移民擁有火器,以用於守禦。這就給了奸商為獲利而資敵的機會。而清政府內部吏治腐敗,也有部分官員兜售火器。

其二,繳獲清軍的火器。西南地區地勢複雜,而清八旗一向以騎射為主,屢次敗在苗民手中也不足為奇。

其三,三藩之亂中,敗軍所遺火器亦被苗人所得。

所以在鎮壓以苗亂為代表的地方叛亂的過程中,叛軍或起義者對火器的獲得和使用,使清政府深刻意識到保持火器壟斷的重要性。

對於火器壟斷,乾隆第一在法律條文上進行嚴格規定,頒佈了禁槍令:“至近山濱海地方,必應存留鳥槍守禦者,報明地方官·····地方官能於半年限內收繳淨盡,並著各該督撫覆實記功註冊,量予鼓勵。”頒佈禁槍令的同時,嚴格規定了對於私藏火器的處罰,清廷可謂是恩威並施。

除法律條文直接監管控制外,清政府還從其他方面採取了一系列列的防範措施。最典型的就是文化上對火器相關鑄造技術書籍的禁燬。如宋人所著《武經總要》、明代人所編《武備志》,均被列為禁書,被下令焚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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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經總要》

這些都不得不令我們扼腕嘆息啊。

三、總結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匠役技術的流傳,多為世襲或是師傅帶徒弟式的實踐經驗的傳承,康熙時期通過南懷仁等人培養出來的鑄炮工匠,此時早已逝去,而雍正、乾隆時期對於騎射的提倡、對於火炮禁絕、書籍焚燬的一系列措施更是變本加厲,使得我國鑄炮鑄槍工藝大部分失傳。而此時西方礙於銅的缺失,已開始了對鋼鐵鑄炮的研究。

許多人說,八國聯軍攻入京城時發現大清倉庫裡有許多他們遠遠比不上的火器,許多人說明清若能對調,或許西洋人打不進來,這確實是謬論。八國聯軍打開國門時,所握的火器是清廷難以企及的,當時清廷還在用經濟成本遠遠高於鋼鐵的銅鑄炮。若明清可以對調,我想明朝和大清的情況是相同的,事實上任何一個王朝對調大清情況都是相同的,因為傳教士來華所代表著的西方文化註定要和中華幾千年的封建文明一決雌雄,且乾隆朝的叛亂起義也不是獨具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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