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爆炸之下，什麼是真相？什麼是謠言？什麼是謊言？什麼是真話？在互聯網社會湧現出來的海量信息生產中，人人各執一詞的現象，是傳統媒體時代所無法想象的。在這一空前的意識形態雜亂期，我們該怎樣釐清，那些看起來彷彿不可置疑的表面事實，與真實性的內在關係？
- 李文亮先生真的是吹哨人嗎？
- 方方日記真的是在說真話嗎？
2020年，一場新冠肺炎的疫情，將整個人類的文明世界，推到了一個新的、集體危險的境地。這場公共衛生危機，同時也將群體情緒，維繫在持續的爆點上。信息生產與安全，在自媒體時代，也從未有過地湧現出無規律、不可預判的無結構狀態。大量不明真相、不明來歷的信息，持續操控著大眾的情緒和敏感的神經。
而被情緒操控了的社會群體，理性的反思，眼下，可以說還遠遠沒有到來，甚至"社會集體反思"這件事本身，還沒開始，就已經快被高漲的情緒扭曲了。
自從互聯網經濟與自媒體掛鉤，由個人生產的內容與流量，就遠遠超過了機構的內容生產與流量分配。互聯網流量向自媒體傾斜，呈現出了互聯網世界自模塊化、類集體性的初始狀態，向個體化、碎片化趨勢快速迭代。
而個體的人，也從未有過地，將個人的成功，寄希望於互聯網世界的內容生產，這產生了大量的“語不驚人死不休”式的自媒體內容，皆為流量爆款而來：這是一種個人慾望的集體化湧現。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這實際上是另一種終結：舊的社會話語體系與結構的終結——那種主流媒體控制話語方向與節奏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
新聞學的經典技術與價值觀，被信息湧現打碎。傳統媒體的聲音，從未有過地變得力量淡薄。而擁有強媒體矩陣的發達國家，對弱媒體矩陣的欠發達國家，則表現出技術與手段的壓倒性態勢。
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媒體是作為國家的意識形態工具而存在的。可以說，這是一個原理性的設定，並不關乎不同文明體的文化與體制的差異。
也就是說，媒體，不論它怎樣去塑造自身的"獨立性"、"公正性"與"客觀性"立場，首先從辯證唯物主義的角度來看，它肯定不是"絕對真實"的，也不可能是"絕對的真實"。因此，嚴格來說，人類社會的一切媒體，及其生產的內容，都不可能是絕對的、上帝視角的客觀獨立，都有各自的意識形態立場與認知體系，也依舊只是為各自的意識形態立場，進行言說、辯護、指認與形塑價值觀的國家基礎工具。
我們可以發現，從小說開始，到報紙，到電視，再到電影，當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發展出的意識形態工具到達基於互聯網技術的自媒體時代，原來的，這些舊的傳統媒體的權威性，和集體性，則從未有過地遭遇了來自互聯網自媒體的個體性的挑戰與衝擊。
而當這些舊的權威媒體，如今已經開始需要，去借助互聯網自媒體平臺，才能更好地傳遞它們的完整聲音，人類現代文明，就可以說，已經進入到一個全新的現代性結構之中了。
在這個全新的現代性結構裡，普通的大眾，一時還遠遠不能適應，集體性傳統媒體時代的真相呈現方式，被自媒體碎片化了的事實：自媒體的信息生產，打碎了傳統媒體時代的信息傳播樣式與價值觀傳遞樣式。各種立場不明的價值觀，正在自媒體上體現出它們空前的力量。
而曾經如此經典、被大眾奉為權威的所謂真相，在嚴格的新聞學角度，也越來越體現出，僅僅是"立場表述"的事實，從而，讓普通大眾對真相，產生了從未有過的飢渴：人們不再輕易接受權威媒體的真相與表述。
這時候，大眾與官方媒體之間的信任危機，被自媒體時代，首次放大到了不可忽略的嚴重程度。
就此，也可以說，在另一種，屬於新聞或信息文化學的層面，我們同樣在歷經一場從未有過的、歷史性的文化信任危機。
在這場危機裡，作為一名中國人，最能切身感受到的，正是以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世界，與以美國為中心的資本主義世界，在意識形態工具（多媒體與複合媒介）層面的，一次空前的較量：在這場較量裡，已然體現出了資本主義世界在帝國主義時代，所留下的價值觀的破產症狀，同時也體現出由中國主導的社會主義世界在話語結構穩定上的處境艱難，以及不得不為的某種被動性。
我們首先來基於西方媒體和文化的特性，來分析本文開頭設置的第一個問題，李文亮先生與"吹哨人"這個詞語，是基於什麼被媒體嫁接在一起的？
已經沒有人會關注這樣一個事實了：率先將"吹哨人"這頂桂冠，戴在李文亮先生的頭上的，其實正是西方媒體。
毫不意外，它迅速成為了大眾心目中的"真相"與"事實"。
可以說，這是西方文明自帝國時代初期，就已經諳熟於心、順手拈來的意識形態技術：正如世界著名比較文學學者，愛德華·W·薩義德在其《東方學》裡所控訴的：所謂"東方"，不過是被馴化、命名與指認而成的概念。它是一種文化的帝國主義。
沒錯，西方媒體迅速，甚至是下意識地，就採用了文明馴化工具中，最常用的一個：指認與命名。
從法理上來說，"吹哨人"一定是具有某種法律賦予的責任功能的職位性的名稱，而不是人人得以享有的"法外特權"，最簡單的例子就是，火警電話是不允許隨意撥打的，它有明確的法律邊界。
從現實情況看，李文亮先生作為一名眼科大夫，有沒有向公眾進行"醫學報警"的職責呢？可以說，沒有；有沒有向公眾進行"醫學報警"的專業權威條件呢？也可以說，沒有。
那麼，他是否可以充當"吹哨人"的法理角色呢？這確是可以的。
所謂的真相，其實正是在這個信息結構的拐點上，被模糊了。
對於中國而言，首先是不具有有西方媒體所命名的，所謂社會危機"吹哨人"的制度的。必須承認，這是一個在制度上需要補齊的短板，它無關乎制度的基本結構的問題：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在基本結構上的矛盾，其實是分配樣式的矛盾，除此之外，皆為此矛盾產生的細微末節。但，我們也可以看得見，任何制度都有其短板，西方制度也有西方制度的短板，這一次疫情，可以說，也充分地暴露無遺。
但西方媒體第一時間，對李文亮先生及其行為進行"命名"，從文化學的角度看，這並非對真相的呈現，而是意識形態對抗技術的呈現。因為它們迅速抓住了一個公眾情緒的引爆點：李文亮先生被執法部門"錯誤地"訓誡了。
毫無疑問，這顯然是一次執法失當和錯誤。因為，來自醫生群體對醫學問題的討論與相互提醒，就算不能歸為公共危機的報警，也至少不能算作謠言。
但為什麼要將"錯誤"一詞，打上引號予以懸置呢？其目的正在於，我們應該基於法理，還原更加深處的真相：互聯網社會，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持續了兩千多年的，農耕文明體來說，可以說，用轟然蒞臨絕不過分。
在眼下這個，迅速進入到自媒體形態的互聯網社會里，基於教育與認知能力的差異，以及個人參與互聯網言說和內容生產的便捷，導致了大量不假思索、以立場代替思考、以情緒宣洩衝抵理性的自媒體行為，它甚至已經成為互聯網社會普遍的語言暴力。
可以說，也正是在這樣的現實條件下，誘導出了一個"高壓管控"的互聯網語言管理環境——它們具有明確的因果關係。
而李文亮先生，亦不過是不假思索地在一個特殊語境（私人語境或者叫熟人社會語境）裡，說了一句，按照他的專業，能夠理解的真話（沒有違背自己的良知，沒有主觀譁眾的意願），然而，卻未必是實情（這個未必，指的是：也許是，也許不是）。
在當下這個超級多維的人類文明的社會條件下，任何一種"不假思索"，可以說，都將必然遭遇暴力管控：因為，在一個如同武漢這樣的超級人口城市，引爆任何一種超級信息炸彈，都是對政治、經濟、外交、公共安全等等一系列重大範疇的突發考驗。而這樣的信息炸彈，若是由私人引爆，必定會被認定為非法。
李文亮先生的悲劇性在於，在多維度的世界裡，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是正確的。這正是"李文亮悲劇"的最初由來，亦是疫情失去最佳控制時間窗口的悲劇性由來。
這就如同天氣預報，說要下雨，結果下了雨，人們並不覺得有什麼，但說要下雨，結果沒下，還出了大太陽，人們就會抱怨天氣預報的不準。
但公眾傳染性疫情的預報，嚴格來說，是無法用"吹哨人"這個制度來預警的：準與不準，都不是下場雨，這麼簡單。
"吹哨人"制度，或許更容易在突發的、短時間到達高峰狀態的危機中體現出價值，比如地震、火災、火山爆發等等。
對於大範圍的、傳染性疫情的預報，則需要一個非常嚴謹的科學論證過程。
而且，我們明顯可以看到，就算到現在為止，全世界的新冠疫情到哪裡是高峰和拐點，都還是未知數：而疫情已經持續了兩個多月了。更加現實地說，如果"吹哨人"制度有效，那麼，"武漢封城"，其實是對全世界吹響的最大的預警哨音，然而，就算這樣，全世界還是淪陷了。
那麼，從媒體的意識形態工具的角度分析，我們則可以很顯白地發現，"李文亮先生是吹哨人"這個命名的過程與原理：自西方資本主義進入到帝國主義階段，以帝國小說這種媒體形式，形塑、命名與指認自身與他者，以美學的方式建構帝國優越性和先進性，就是一個基本的、常規性的手段。這裡面所談論的文化性的媒體，甚至包括了音樂。德國在二戰的最後階段，德軍坦克部隊的衝鋒，是伴隨著電臺播放的瓦格納的名曲：《女武神的騎行》。
帝國小說，這種自美學進行意識形態塑造的媒體工具，在美國作為超級帝國的階段，發展成為好萊塢電影。也就是說，好萊塢電影，成為了西方帝國文學的最高級形式。正是自帝國小說以來，到好萊塢電影為止，文明社會里的絕大多數個體的人，完全被"文學的真實"所左右了其頭腦中的精神結構，以及認識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通俗地說，人在理解世界與理解自身的時候，從未有過地，依賴於電影文學中的情節性。於是，人設、BGM等等，便大行其道了。這是小說時代所沒有的現象，當然，小說時代有小說時代的“情節性”、精神想象和文學的結構。
毫無疑問，"吹哨人"這個名詞，具有非常顯白的文學屬性與結構特徵，它所能形塑的"文學的真實"（其實是符號的聯想與情緒嫁接），能夠瞬間佔領每個人的頭腦。
因為嚴格來說，文化，以至於文學，是一種將幻境，在時間軸上進行秩序化和結構化的過程（這正是符號的聯想過程與情緒的嫁接方式），而這種秩序化和結構化，是智人的大腦，在惡劣的自然生存環境中，進化出的一種本能性的需要：文化，本質上是一種高級的生存本能。
而與"文學的真實"相對的，則是"即刻的真實"。
從哲學的角度說，只有"即刻的真實"才是世界在時間中的，最接近"絕對真實"的存在（嚴格上，不存在所謂的，上帝視角的"絕對真實"）。
因為在"即刻的真實"裡，只有很少的主體間關係，和主客體關係：我們接受快遞時，我們與快遞員的主體間關係是真實的關係，我們與包裹之間，則是真實的主客體關係，但我們基於快遞員的長相，而對其進行性格的想象，已經是“文學的真實”了，若我們不拆開包裹，就試圖想象貨物是否符合要求，則是徹底的虛幻。
因此，一旦超出這些"即刻的關係"（隨時處在變化當中的自-他關係），便進入所謂的文化的秩序化過程裡：比如我們試圖去想象快遞員的性格和人品。但這是人，作為主體，為了在瞬息萬變的"即刻的真實"裡，理解自身的處境與位置，基於生物機能，所採取的下意識的保護性措施。
也就是說，所有"文化的真實"，其實都是意識形態幻境，它是被形塑出來的"刻板印象"：高個子快遞員就一定比矮個子快遞員更可靠嗎？或者更不可靠嗎？理性告訴我們，肯定都不可能這樣去想象和虛構一種刻板印象，但實際上絕大多數時候，我們的大腦是靠刻板印象去非理性“思考”的。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自"吹哨人"開始，到"中國病毒"的命名，以及"中國人吃蝙蝠"的刻板印象的塑造，皆為基於"文化的真實"（實為幻境）的形塑需要，而動用的意識形態技術與工具，它命中的，正是我們每個人的大腦的習慣性非理性。
這一套組合拳，西方媒體可以說，打得輕車熟路。
而普通民眾，當然只能是這一套"帝國拳法"的最大受害者：人們完全在"被操控的憤怒"中，無法自拔。或者在"被操控的喜悅"中，忘乎所以。
我們可以發現，美國好萊塢的電影中，很少，或者沒有（我個人至少沒有看到過），它們基於文學的形塑技術，塑造過一種沒有硝煙的，悄無聲息的戰爭形態，因為美國式的"愛國主義"與"文學的真實"，是沒有辦法在悄無聲息中，去構建起屬於文學的結構的。而這又反過來，影響到西方社會對新冠疫情的文化性判斷：它完全沒有造型感。
因此，美國的老百姓，乃至歐洲的老百姓，對以"居家隔離"的方式，抗擊新冠肺炎的全球傳播，感到完全"無法理解"——這正是基於"文學的真實"塑造的，大腦習慣性非理性的結果。可以說，它完全是一把雙刃劍。而這也可以說，這場在舊的"文學的真實"裡，找不到文學模型的新冠疫情，還將進一步引發西方現代性的一場文化的危機。
要知道，西方民眾頭腦中的，群體性危機事件的"文化的真實"，與理解事物與自身的文學的模型，一直被好萊塢電影定型在：戰機呼嘯、航母轟鳴、陸戰隊耍酷的文學造型上。
而這一次，這個長久佔據在人們頭腦中的，好萊塢英雄主義式的"文學的真實"，徹底垮塌了：不可戰勝的美利堅鋼鐵帝國的文學造型（意識形態造型），被一個看不見的敵人，打得措手不及、一敗塗地。新冠肺炎的蔓延，讓許多西方民眾，一時失去了大腦中，理解事物與自身的文學造型感，於是集體“懵逼”了。人們完全沒有辦法，從舊的帝國文學所形塑的"文化的真實"的優越感裡，回過神來，來面對新的問題。而不可戰勝的美軍，面對新冠病毒，甚至也與普通民眾一樣，不堪一擊。
甚至可以說，新冠肺炎的疫情條件下，美國的好萊塢敗給了社會主義的抖音，整個歐洲，在封城隔離的過程中，只好全面"抄襲"來自抖音的文學性表達，或者文學性造型。當然這是另一個有關現代性的話題。
面對如此空前的全球災難，更重要的，讓民眾獲得"真相"的途徑，當然不能完全依靠無法具有“絕對真實“的，舊的傳統媒體與技術工具，來塑造和抵近真相。無關乎媒體道德，僅僅就功能性而言，傳統媒體也是遠遠不夠的。傳統媒體的深度調查技術，也無法在“還在持續進行中的事實”裡，瞬間施展出抵達真相的能力與手段。因此，還需要依靠具有社會責任與擔當的大量知識分子，也就是傳說中的公共知識分子，俗稱的"公知"，來提供多維度的事實呈現。
知識分子在大範圍、持續性的全球性災難中，所起到的作用，除了呈現“真實”，其實更應該起到答疑解惑，輸出常識的作用。這將為身處事件之中的民眾，在面對災難時，額外擁有一種理性精神的支柱，從而起到"定海神針"的效果。
這就是這篇文章希望討論的第二個話題：方方日記寫的真的是真話嗎？
自疫情全面爆發以來，居住在疫情中心的作家方方，就在用一種絮絮叨叨的寫作方式，向外界傳遞即時情況。
可以說，這是對新聞媒體所無法抵達的視角的最好的補充。
作為疫情重災區的親歷者，以及她作為普通災情受害人的遭遇、她的內心感受、她所能抵達的情境，都是職業化記者所無法實現的"觀看"視角和表達視角。因此，可以說，方方在自媒體上的"武漢日記"，是另一種視角的“即刻的真實”：是對新聞媒體的報道型職業講述的補充，亦是對職業化新聞寫作規範的"突破"。
然而，我們同樣必須看到，方方日記依舊處在"文化的真實"之中。
首先，"個體的真實"不能代替"群體的真實"，個體的感受，必然帶有個人的文化體會痕跡，也就是個人的“文化的真實”，因為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地，活在他自己的“文化的真實”裡。因此，個人的真實，哪怕其情感真切到如刀割肉，它也不能冒然參與群體感受的形塑，或者乾脆對群體的感受取而代之。
但一般情況下，知識分子或者如方方這樣的作家，他（她）們卻是天然的，具備形塑群體感受的能力的特殊群體，他（她）們所經歷的職業訓練，也是為了培養"群體感受"的塑造能力，即"文化的真實"的形塑能力的：他（她）們天然地，具有代替群體表達感受的能力，這正是“文化的真實”所需要的內容。
但如果，"個體的真實"冒然僭越"群體的真實"，或者去塑造“群體感受”的表達方式，它就一定會觸碰到政治，這個無所不在的文化範疇和力量領域。由此，一旦個人在使用"文化的真實"形塑能力的時候，她的個人情緒更容易被身處其中而左右，她就極容易被個人遭遇產生的情緒，以及群體情緒和期待所挾持。情感表達與事件本身的真實性就會扭曲，其表達所希望呈現真相的功能性，也都要大打折扣。
而且，一旦失控，這裡面必定會隱含著巨大的、災難性的後果。
就此而言，作家方方的日記，如今在廣泛的受眾層面，變成了"講真話"的公共知識分子的代表，這一點其實是有概念性問題的，也是值得商榷的。
且不說作家方方，其實並沒有在這場疫情中，起到答疑解惑，輸出常識的，公共知識分子的定海神針的作用，她僅僅起到了替部分群體發言的一般性作家功能。因此，作家方方，亦不是這場疫情的，另一種定海神針。
甚至，偶爾還有定海神針被拔出之後的震撼效果。
在這裡，把"講真話"進行引號懸置，目的就是首先必須要規範和辯證，什麼是真話？這個命題。
只有回答了"什麼是真話"，我們才能夠判斷方方日記，到底是不是在"講真話"。
真話，首先是相對於假話而言的。
所謂假話，就是明明知道的真相是A，卻因為各種原因，各種權衡，結果說成了B。真話當然也與"不言"相對，不言，有時候比謊言還要可怕，謊言至少還能提供判斷依據，而不言，則什麼都掩蓋了。
如同李文亮先生在私人微信群裡說的話，我們至少可以認定為，這是"個人的真實"，是基於個人知識結構與認知體系的真實判斷，這個肯定是真話而不是謠言，更不是謊言。
但方方女士，作為一名職業作家，首先肯定不具備其他領域的，更加依賴專業知識的認知判斷能力，作為作家，她的職業能力，恰恰是形塑"文學的真實"。而"文學的真實"，我們已經在前面論證過了，屬於對幻境進行文化的秩序化和結構化的過程，也就是形塑群體認知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裡，個人的感受，其實佔據了很大一部分內容，因為作家方方所描述的感受，是以她為中心的主體間關係網，因此肯定帶有群體性認知的偏差。
更不要說，方方所試圖去推動的政治性議題，實則缺少職業政治家的視野和認知譜系的訓練，憑藉的，不過是自己的一腔熱情。情感沒有錯，但與真話，關係不大。最多，算是仗義執言。因此，方方日記嚴格意義上，更應該歸為直言，而不是真話。
由上，我們大致可以做一個概念上的歸納：
真話的本質，是不違背自己的真實意願和認知；
直言的本質，是不違背公共的道德與良知。
由此，如果作家方方在原本應該由醫生講真話的時候，不斷地插科打諢，那麼真正的，應該基於專業與職業性的真話，就會被功能模糊。雖然，仗義執言當然是好的，尤其對於一個不善於講公共話語的民族來說，但控制住仗義執言的情緒性，保持"文化的真實"的不過分扭曲，亦是必要的。
或許，這才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參與社會言說的，一個基本的前提和保障，亦是幫助生於斯長於斯的中國，作為社會主義世界的現實存在，而對其具有未來的、新的現代性可能，貢獻屬於作家的形塑力量。
閱讀更多 子賀隨身講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