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大年初一。
這一天上午，北京城上空，發生了一個奇異的現象：日食。
要知道在那時的中國，任何的天文現象，都能跟國運扯上關係。日食，顯然不是個好兆頭。
老百姓感到沮喪又恐懼，而在紫禁城內，文武百官正在禮部舉行救護日食的儀式，他們上香、跪拜，直到日食結束…
與此同時，北京小六部口衚衕的一間屋子裡，一個美國人提筆寫下這樣的文章：
日食，是自然現象，在康乾盛世也發生過，根據曆法可以非常準確的推算出來…
兩天後，文章在他創辦的《新學月報》上刊登。
這個美國人名叫威廉·馬丁，不過，人們通常叫他的中文名：丁韙良。
這一年，丁韙良已七十高齡，連他自己也沒想到，來中國50年，他一直在致力於傳播科學知識和教育革新…
1850年，20歲出頭的丁韙良以傳教士的身份來到中國。
他語言天賦驚人，僅僅花了3個月，就聽懂了寧波話，後來又學會了北方官話，還通讀了中國多部典籍。
丁韙良在中國的這些年，美國正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短短30年，美國鐵路里程增加了3倍，坐火車成了美國人最日常不過的事。
老家的變化，讓他感觸很深：科學可以改變世界，科學對美國好，一定也會對中國好。
他甚至開始暢想未來的中國：
以後中國各地都會有火車站，入耳的不再是騾夫的吆喝聲和騾車車輪的隆隆聲，而是蒸汽汽笛的蜂鳴聲…
幽暗茅屋化為堂皇車站，來自各省的雜沓人群，把鋪有地毯的候車大廳擠得水洩不通…
他想，傳教可以先放一放，先傳科學，科學就是福音。
為了與中國分享最新的科技，他當上了京師同文館教習，一做就是40年。
國內缺少適合的教材，他就自己編寫了一本物理教科書《格物入門》，包含分子學說、X射線、電話等當時國際上最前沿的科學…
這一天，丁韙良從費城引進了一臺電報機，在給學生上課前，他請求總理衙門派官員來見證一下這個神奇的機器。
四位官員被派來觀摩，但他們，沒有顯示出理解或任何興趣。
其中一位翰林輕蔑的說：中國雖然四千年來沒有電報，卻仍是泱泱大國…
以上故事，來自最新的5集歷史紀錄片《通往北京的道路》，講述了19世紀五名北漂外國人的故事。
影片製作陣容相當強大：
歷史作家莊秋水領銜，許知遠、周軼君、沈顥出鏡主持，體育解說員詹俊跨界旁白，還專門聘請歷史學家擔任顧問。
莊秋水
許知遠
周軼君
詹俊在錄音棚中錄製旁白
拍攝歷時一年，遠赴英國、美國、澳大利亞，以及中國香港等多地取景，尋訪文化遺蹟，打撈珍稀文獻，吸收全球史研究成果，力圖再現一個漸漸遠去的時代。
目前看過的人還不多，豆瓣評分高達8.9。
有網友評論：從另一個角度，瞭解課本上沒學過的中國近代史。很大膽！歷史就得這樣的作品讓它豐滿起來，且看且珍惜。
總所周知，19世紀是中國遭受西方列強侵略，備受屈辱的歲月，我們記得太多外國人的惡，而相反，那些為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做出過努力的外國人，他們的故事卻被有意無意的遺忘了。
要不是通過這樣的講述，你很難想象這樣的事實，甚至連他們的名字都不會記得…
比如，最早的一種漢語拼音，是英國人威妥瑪發明的，也是他首先提出，漢語有四個聲調。
比如，中國第一次改變外國朝貢的觀念，以法治平等的姿態處理外交事務，是因為美國人丁韙良翻譯並向清政府力薦了《萬國公法》。
比如，中國最早的郵政系統，是一個名叫赫德的英國人，花了30年時間建立的。
中國的海關稅收制度，也是赫德創立的。
他在任職中國海關總稅務司期間，為中國徵收的關稅，佔了全國總稅收的將近一半。
他還建設了中國燈塔設施系統。
在浙江嵊泗花鳥島上，至今還保留著一座100多年前建立的燈塔，依然在為過往的船隻照亮航路。
裡面有當年赫德託人從英國訂製的，當時世界上技術最先進的牛眼透鏡…
還有，被胡適稱為“中國最美校園”的北大校園，最早的規劃建設者，也是一個外國人，他的名字你應該聽過：司徒雷登。
這些人來中國的目的不一，有的為了傳教，有的想要冒險，有的想要建功立業…
而當他們踏足這片土地，卻不知不覺間升起了一種使命感：要幫助中國進步。
他們為當時閉塞而動盪的中國，帶來了先進的技術、思想，參與了中國的變革。
他們個個精通中文，翻譯中西方著作，試圖作為一座橋樑，加強中西方的溝通交流，幫助中國走上現代化道路。
有人為中國培養外語人才和高級外交官，有人把西方列強在中國的種種暴行公諸於世，他們還對中國老百姓懷有深深的同情…
他們發自內心的喜歡中國，也盼望著這個國家好。
比如赫德就曾在100多年前預言：五十年後，中國會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西方人如果不保持務實和理性，將自食惡果。
他們收穫了權力和榮耀，但也常常白費力氣，裡外不是人。
比如，丁韙良想要在中國推廣電報機，最後，只有一兩個官員感興趣。
他致力於培養優秀的外交人才，卻被美國教會斥責，說他不幹正經事。
丁韙良一肚子委屈：能讓中國人更好的理解西方思想和西方傳統，這是不亞於翻譯聖經的工作。
比如，《泰晤士報》記者、澳大利亞人莫理循，在中國結交販夫走卒，書寫中國人的故事，報道外國人的侵略行為。
卻遭到英國上司的指責：你要有帝國思維，不能老站在中國人那一邊…
比如，在中國當官的赫德，曾被英國同胞揶揄：你要是有機會見中國皇帝，穿中國官服，還是西服？跪，還是不跪？
但中國人一樣不買他的帳，義和團喊著“扶清滅洋”的口號，燒了他的屋子，他本人也差點遭到毒手…
即便如此，他依然同情義和團的拳民：他們這樣憤怒，是因為西方列強的傲慢。
這些故事當中，最令人唏噓的，是司徒雷登。
很多人聽過這個名字，是因為《別了，司徒雷登》這篇課文。
曾經，他的名字是和美帝國主義聯繫在一起的。但在這部紀錄片裡，你卻可以看到他不為人知的一面。
這個出生在杭州的中國通，曾經的美國駐華大使，曾在北京創辦過一所大學：燕京大學。
校址，就選在了燕園，也就是現在的北大校園。
那是上世紀20年代初，買下燕園後，司徒雷登聘請了美國建築師亨利·墨菲，一起參與設計校園建築。
他採用這樣的設計：按中國的建築形式來建造校舍，室外設計了優美的飛簷和華麗的彩色圖案，而主體結構則完全是鋼筋混凝土的，並配以現代化的照明、取暖和管道設施。
這象徵著，中國文化和近代知識的結合。
校園裡有一個湖已經乾涸，燕大建成後放進活水，經錢穆教授提議，命名為“未名湖”。
學校的儲水塔，採用了傳統佛塔的形式，成了“博雅塔”。
這麼漂亮的校園，在當時卻引起了爭議。
有學生問他：現在中國的老百姓生活得這麼艱苦，青年學生也應該有艱苦樸素的精神，而不應該住在這麼華麗的雕樑畫棟的校園裡。
司徒雷登回答：一個傳授高等文化的學院，應該讓學生親身體會，自己數千年文化的崇高，和祖國藝術的優美。
又有學生問他：您將燕京大學建造得這麼富麗堂皇，使學生過著極度安逸的生活，他們離開了校園，不適應怎麼辦？
司徒雷登說：我就是讓他們適應不下去，他們才知道改革嘛。
建造這麼大的學校，最缺的，當然是錢。
從1922年起，司徒雷登15年內往返美國10次，募捐籌款，其中一次就募得150萬美元。這在當時幾乎是個天文數字。
他在日記裡寫道：有時候我不得不巴結捐款人，向他們乞求，感到很不是滋味，我每次見到乞丐，就感覺自己屬於同類。
但是他從未因此停下腳步。
燕京大學，是後世公認的，一所與國際接軌的現代化綜合性大學。
這裡的學生可以信仰基督教，可以信仰三民主義，可以信仰馬克思主義，甚至可以信仰無政府主義…
這裡開設了很多當時中國急需的實用課程，如畜牧、工業製革、家政、書寫書記、新聞…為當時的中國培養了一大批實用人才。
這裡雲集了當時的一批大師，陳寅恪、鄭振鐸、冰心、錢玄同、費孝通、顧頡剛、張友漁、斯諾等都曾在燕京大學任教。
抗日期間，司徒雷登被日本憲兵送入了監獄，燕京大學被日軍宣佈解散。
他在獄中度過了3年零8個月，直到日本投降…
新中國建立前夕，中美關係迅速惡化，司徒雷登不得不離開中國，從此，再也沒有回到他一手創辦的學校。
1962年，司徒雷登在美國去世，在遺囑中，他希望自己的骨灰能運回燕園，與妻子葬在一起。
但直到80年代，環境漸漸寬鬆，司徒雷登的骨灰才輾轉回到中國。
在準備葬入燕園時，又受到許多北京大學學者的反對，最終只能不了了之。
2008年，司徒雷登的骨灰被安放在杭州半山安賢園。
在漫漫歷史長河中，這些外國人的姓名漸漸被淹沒，他們的努力在中國留下了痕跡，微妙連接著東西方世界。
100多年過去了，我們發現，東西方對彼此的誤解，沒有得到多少改善。
就比如這次疫情期間，我們常常聽到這樣那樣的新聞：
外國人說武漢封城是沒有人權，但後來意大利封國了，他們又說是當機立斷，這是典型的雙標。
而中國人，也笑話外國不會抄作業，卻對他們的有效舉措視而不見…
西方對我們有偏見，但我們，同樣對西方抱有偏見。甚至可以說，只要有種族、地域之分，偏見就一定會存在。
但早在100年前，先驅們就已經告訴了我們，消除偏見的方式。
那就是：放開懷抱、開闊視野、真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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