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公共精神缺乏的制度原因——法治的缺失
林语堂认为近代中国国人普遍缺乏公共精神，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泛滥，人们重视自己及其家族利益，轻视公共利益；二是社会团体活动的严重缺乏，公共精神的培育缺少有效途径；三是法治缺失，国民个人政治权利没有保障，大家明哲保身，不愿多管闲事，导致人们对公共事务非常淡漠。
1.1
现状
国民漠视国事，如同一盘散沙不团结，是近代中国的普遍现象，林语堂视其为中国的最大弱点。国人为什么会形成淡漠公共事务的习性呢？林语堂认为：“须知这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态度，并非国民的天性，乃因不得人权保障，法律不能卫人，所以人人不得不守口如瓶以自卫。”也就是说，国人并非天生的对公共事务冷漠，而是因为人权没有法律上的保障，为了保护自身安全，只好少管闲事。
中国历史上也曾经有过心怀天下、耿直敢言的知识分子群体，如东汉的清议之士和明末的东林党人。后汉时期政治批评盛极一时，儒生领袖和太学生们经常议论时政，甚至无所忌讳。但是，林语堂指出：“因为没有法律的保障，清议之权威抵不过宦官的势力，终于有党锢之祸。清议之士，大遭屠杀，或流或刑，或夷其家族，杀了一次又一次。于是清议之风断，而清谈之风成，聪明的人或故为放逸浮夸，或沉湎酒色。”清议的实质就是评论时政，具有强烈的公共精神。然而，在君主专制时代，清议往往被视为对当权者的冒犯，是对朝廷权威的挑衅，被打压是必然的结果。这无疑是告诉大家：莫谈、莫管国事，否则后果严重。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既然议论时政风险如此之大，那就谈风花雪月吧，清议于是变为清谈、玄谈，久而久之，人们的公共精神就泯灭了。
2.1
历史
民国时期，政治环境相对于君主专制时代宽松了许多，但由于法治的缺失，民众的政治权利依旧没有保障，热心公共事务、批评时政仍然是风险极大的事情。运气好，没人找你麻烦；若运气不佳，轻则坐牢，重则丧命。邵飘萍、林白水两位著名记者当年就因为批评北洋军阀被枪杀。林语堂自己在北京大学教书时，也因为喜欢批评时政遭到北京政府通缉，被迫去了厦门大学。1932年，宋庆龄、杨杏佛等人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林语堂出任同盟宣传部主任，蒋介石对同盟的政治活动深恶痛绝，密令军统特务暗杀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同盟被迫终止活动。因此，即便到了民国时期，由于权利没有保障，大多数国人还是不敢也不愿关心公共事务，人们的公共精神仍然非常匮乏。
林语堂还特别指出：中国青年起初具有的公众精神并不亚于欧美青年，他们热心参与公共事业的愿望也和其他国家的青年人一样。但是，在国家缺乏法治、个人权利没有保障的社会环境下，热心公共事务容易给自己带来麻烦，因此，青年们逐渐变得“聪明”而习惯于冷淡公共事务了。这里所谓的“聪明”其实就是世故与麻木，就是公共精神的丧失。
林语堂认为，要使中国人民变散漫为团结，化消极为积极，必须先改变他们明哲保身的人生态度。但是要人们改变明哲保身的态度，“非几句空言所能济事，必改造使人不得不明哲保身的社会环境，就是给中国人民以公道法律的保障，使人人在法律范围以内，可以各开其口，各做其事，各展其才，各行其志，不但扫雪，而且管霜。换句话说，要中国人不像一盘散沙，根本要着，在给予宪法人权之保障。”
2.2
结语
孙中山先生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关心政治、评论时政其实质就是关心众人之事，当然是人们具有公共精神的一种表现。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只要不是故意诬告诽谤他人，无人可以干涉。当国民的政治权利有了充分的保障，关心公共事务的人自然就会越来越多，因为公共事务本来就是关系大家利益的事情。关心公共事务的人多了，人们的公共精神自然就会逐渐振兴起来。所以，林语堂说：“当个人权利有保障，人就可以变成关心公益的人。而人之所以兢兢自危者，实为诽谤罪之滥施。当此等权利无保障，吾们自存的本能告诉我们，不管闲事是个人自由最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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