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周密《齊東野語》記永嘉甄雲卿“辯給雄一時，謔笑皆有餘味”，尤其喜歡和同鄉木蘊之開玩笑。將亡之日，請木蘊之前來主喪——
既旦，木聞之亟來，甄喜曰：“吾將行，得君主吾喪，則濟矣。”木許諾。乃入浴更衣，與木訣，坐而逝。既復開目曰：“吾儒無此也。”復臥，乃絕。
甄雲卿可謂死得從容，雖也曾在朝為官，卻不想以死驚動多人，得生前好友一人主喪足矣。這段記述看似平淡，卻也頗有耐人尋味之處，那就是他對死亡姿勢的選擇。坐著死還是臥著死，看似沒有多大區別，而在他看來卻是兩種不同的死亡方式：坐著死有點像佛教所謂“跏趺而化”（又稱坐化、坐脫），似乎意味著皈依佛門；臥著死則更像是“吾儒”應有的死法，似乎意味著去見孔夫子。
《禮記·檀弓上》記，曾子病危，弟子子春、兒子曾元和曾申侍疾床前。執燭童子感慨寢席華美，說：“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聽了不是味，於是命曾元扶起易簀，也就是換席子。曾子對曾元說：“爾之愛我也不如彼（童子）。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易簀之後，曾子“反席未安而沒”。
曾子為什麼堅持要換掉席子？緣於童子一句“大夫之簀”提醒了他，他未嘗為大夫，而華美的席子乃季孫氏所送，確係大夫之簀。躺在大夫的席子上前往另一個世界，在他看來似乎不合禮制；而他所謂“得正而斃焉”，就是要死得合乎禮制。禮制對死亡的姿勢也許沒有特別的規定，但這件事既載於儒家經典，也就豐富了禮制的內容，至少讓人們看到孔門弟子是如何去見乃師的。此後古人用“易簀”指代死亡，似乎對死亡的姿勢有所暗示。南宋理學家朱熹臨終，“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宋史》）。“正坐整衣冠”可見他臨終不苟；“就枕而逝”說明他以臥姿為禮制之正。朱熹乃一代名儒，這樣去死想必有他的道理。
甄雲卿是否臥著死其實並不重要，值得注意的是他有意與佛教徒區別開來，而以“吾儒”的方式面對死亡。他在死亡面前似乎並不感到痛苦與恐懼，不僅如此，當他看到木蘊之如他所願前來為他主喪，甚至還有些高興。他臨終的表現並不偶然，儒家思想在中國古代是統治思想，正統的聖人之徒對儒學持守執著、信念堅定，當然也就不可能兼信佛教，並且不忘時時處處與佛教劃清界限，即便在臨終彌留之際。正緣於此，歷史上不乏有人留下遺囑，明確拒絕做佛事，禁止家人用佛教儀式為自己超度亡靈。宋代邵伯溫《邵氏聞見錄》載，其祖父臨終，對其父康節（即宋儒邵雍）說：“吾平生不害物，不妄言，自度無罪。即死，當以肉祭，勿用佛事亂吾教。”邵伯溫祖上范陽邵家“以中直篤實，讀書謹禮為家法”，也就是遵從儒家的禮法，所以在其祖看來，一旦摻雜佛事就將“亂吾教”。南宋周煇《清波雜誌》載：
吳長文不喜釋氏，父卒，不召僧營佛果，閭巷常與父往還者，各贈二縑。……建安劉同知居留建康，薨於官，遺戒不事梵唄，其家恪遵治命。興化陳丞相當屬纊之際，亦以手筆示其子，謂追修無益於逝者。豈二公自信平生踐履，必可升濟，初不假薦助冥福，抑矯世俗溺信浮屠氏之說歟？
吳文長即北宋名臣吳奎，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宋史》也說他“丁父憂，居喪毀瘠，廬於墓側，歲時潔嚴祭祀，不為浮屠事”。“浮屠”是梵語佛的音譯，“不為浮屠事”也就是不做佛事。“建安劉同知”當是南宋名臣劉珙，建寧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宋孝宗乾道三年除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梵唄”是佛教做法事時的讚歎歌詠之聲，“不事梵唄”也就是不做佛事。“興化陳丞相”當是南宋名臣陳俊卿，興化軍莆田人，乾道四年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他臨終或許已不能說話，故以手筆示其子，制止包括做佛事在內的一切追薦活動。
當人們前往另一個世界的時候，藉助於某種宗教的儀式，據說可以使生前的罪過得到赦免，如基督教徒臨終的聖事：誦唸祈禱經文、親吻十字架、塗抹聖油等等。中國人臨終沒有此類儀式，卻有為死者舉行的追薦儀式，如佛教所謂道場，據說可以救度亡靈超脫苦難；道教所謂祭煉，據說可使死者生前的罪過得到寬宥，脫離鬼道，早昇天界。上述諸人不做佛事，也不搞其他追薦儀式，一方面緣於他們“自信平生踐履，必可升濟”，“不害物，不妄言，自度無罪”，因而無須藉助宗教儀式以洗滌罪過、超脫苦難，如劉珙和陳俊卿都以正直立朝，做過有益於社稷百姓的事；另一方面，則表明他們不信佛教，並有感於“世俗溺信浮屠氏之說”，而有意矯正世人沉迷佛教、熱衷於做佛事的風氣。
進一步說，不做佛事就意味著不向佛教尋求精神安慰，進而拒絕一切宗教的安慰。如果說宗教也可以滿足人們的某種需求，那麼，也許就在於為人們提供某種精神安慰，尤其是當人們面對死亡的時候，宗教的安慰似乎可以幫助人們減輕死亡的痛苦、解除對於死亡的恐懼。宗教迎合人的自我保存意向，否定了人的現世完結性，給人們以某種生命延續的許諾，如“基督教認為死亡是不真實的，因此拿死後還有生命的諾言，來安慰憂心忡忡的人們”（弗羅姆語），以及佛教所謂前生、今生、來生（前世、現世、來世）。宗教為人們開啟了對於彼岸世界的想象空間，在那裡，作為生命延續的主體不僅繼續存在，還將超脫現實苦難而永享福樂，如基督教的天堂、佛教的佛國淨土或西方極樂世界。這一切，對於虔誠的宗教信徒大約確有安慰作用，對他們來說，死亡也許不再是生命的終結，而是生命的延續；不再意味著痛苦，而意味著福樂；不再是一種可悲的沉淪，而是一種可喜的昇華。既如此，他們面對死亡當然就沒有理由感到痛苦和恐懼。
幾乎所有宗教都具有這種安慰作用，惟獨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佔據主導地位的儒家思想沒有提供任何宗教安慰。儘管儒家思想有時也被稱作儒教，但既不同於其他民族的宗教，也有別於中華民族所謂“三教”中的佛教和道教。儒家從不否認死亡是生命的終結，儘管儒家也有某種不朽觀念，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似乎也可以視為生命的一種延續方式，但這種延續純屬精神上的，只存在於人們的思想意識之中，而不脫離現實世界，沒有任何超自然的因素。換言之，儒家所謂“不朽”，與生命主體的自我保存無關，主體照樣消亡，只不過主體消亡之後，其活動的影響仍未斷絕。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中國人，有點像猶太人那樣“現實地承認死亡這一事實”（弗羅姆語），只不過猶太人相信“人在世間可以達到幸福與正義的境界”（同上），中國人則相信人在世間或許可以實現生命的某種價值。的確，在對待死亡的問題上，儒家只注重價值評價，也就是要看死得值不值，是重於泰山，還是輕於鴻毛；面對生與死的抉擇，只要值得，就不惜從容赴死。如南宋文天祥不屈而死，其衣帶中有贊（一種文體）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宋史》）其中“成仁”、“取義”，既是對人生的價值取向，也是對死亡的價值評價。
平心而論，儘管西方意義上的宗教信仰從未在中國佔據主導地位，但宗教的影響卻不可低估，中國的民間信仰中甚至充斥著佛教和道教的內容。但這種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潛移默化，至於是否信仰宗教，信仰什麼宗教，在很大程度上仍可出於個人選擇。馬克思說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中國人對宗教這種精神鴉片的態度，正如對待物質的鴉片——儘管近代中國開設了許多大煙館，但吸食與否，仍可由自己做主。
（作者簡介：焦加，原某報高級編輯、高級評論員。從事編輯工作34年，任評論員26年。所編欄目獲首屆中央主要新聞單位名專欄獎、首屆中國新聞名專欄獎，個人獲第二屆韜奮新聞獎提名獎。所撰評論在全國性評獎中獲獎數十次。編輯出版該報雜文系列近20種，寫作出版雜文集《親自讀書》等4種，其中《親自讀書》一文入選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張志公主編初中第六冊《語文》課本。近年致力於系列文史隨筆寫作，出版了《我眼中的風景——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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