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問題因緣複雜，今日見一問題以為重要，進而又會看到比此更重要的問題，以此往復於政治問題，則無法盡萃學術。
——蔡元培《告北大學生暨全國學生書》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鶴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並曾化名蔡振、周子餘，漢族，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今浙江紹興）人，原籍浙江諸暨。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民主進步人士，國民黨中央執委、國民政府委員兼監察院院長。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
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革新北大，開“學術”與“自由”之風；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時兼任中法大學校長。他早年參加反清朝帝制的鬥爭，民國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個法令——《大學令》。
北伐時期，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員會、籌設中華民國大學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導教育及學術體制改革。1927年參與發起“護國救黨運動”，認為應當清黨但反對殺人。1928年至1940年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貫徹對學術研究的主張。蔡元培數度赴德國和法國留學、考察，研究哲學、文學、美學、心理學和文化史，為他致力於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論基礎 。1933年，蔡元培倡議創建國立中央博物院，並親自兼任第一屆理事會理事長。抗戰爆發初期，蔡元培與厲麟似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聯合組織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積極組織發動文化界人士及民眾投入抗日救亡運動。 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葬香港仔山巔華人公墓。
蔡元培是一位很謙虛，很願意學習的人，執掌北大時期，走的是教育救國的道路。今天的北大人，依舊尊稱他為永遠的校長。也是一位愛辭職的校長。
每當蔡元培的改革理想，陷入政壇紛爭中，無法力保高潔時，這位“政治潔癖”的校長，都會選擇辭職，遊學歐洲，在那個特殊的時代，這幾乎成為一種週期性行為。
1913年9月1日，南京失陷，二次革命宣告失敗，陷入低谷的國民黨人紛紛流亡國外，此時，“離家出走”的第一任民國教育部長蔡元培出現在法國巴黎的街頭，出行前，他和商務印書館約定：“每天以半日撰譯書稿，該館將致以每月200元作為稿費”，三年後的1916年，新人民國教育部長範源濂的急電，打破了蔡元培的寧靜生活，此時的北京又一次政權交替，袁世凱在做了83天總統後病逝，緊接著，黎元洪繼任了大總統，範源濂盛情邀請蔡元培回國出任北大校長：“國事漸平，教育益急，現以首都最高學府，尤賴大賢主宰”。
一個月後，蔡元培啟程回國，實際上，北京還傳來另一個好消息，他的戰友孫中山、黃興等也正在歸國途中。
擔負使命，蔡元培北上就職。臨行前，上海的民國日報，特別發表詩作送別：“居官三月掉頭去，更挈書囊駕海行，坐惜斯人挾悲憫，不應長做老書生”蔡元培是以悲壯的心情離開上海的，他一路風塵從法國抵達上海，迎接他的並不是革命的號角，他接連收到兩個噩耗，昔日同盟會首領黃興和西南護國軍蔡鍔，相繼去世。意外的打擊，使得正謀劃復興的革命黨人，突然墮入悲哀之中。這也使得蔡元培的北上之行，籠上一層陰霾。
京師大學堂是在1912年才被更名為北京大學。作為戊戌變法的第一步，1898年7月3日，光緒皇帝親自下令批准成立京師大學堂，中國第一所國立綜合性學校建立。但兩個月後，慈禧發動政變，光緒被囚，康有為，梁啟超逃往國外，維新派的改革一敗塗地。而京師大學堂卻意外倖存。
從誕生之日就活在風雨飄搖中的京師大學堂，來不及喘息，連年戰火紛至沓來。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京師大學堂進入墮落的時代，成為徹頭徹尾的“官僚培訓機構”
美國學者杜威評價：“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一所大學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
1916年12月，蔡元培抵達北京城，《中華新報》發出北京專電：“大風雪中，來此學術泰斗，如晦霧之時，忽睹一顆明星也”新總統黎元洪親自給蔡元培頒發了北大校長委任狀。雖然被圍繞在一片讚美聲中，但蔡元培深知，要將一所在軍閥盤踞下的衙門式舊學堂，改造成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大學，絕非易事。他想過失敗，在他的回憶文章中，蔡元培寫道：“就是失敗，也算是盡了心，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後來他的繼任者蔣夢麟，做過這樣的評價：“維新的浪潮已經從這千年的古城消退成為歷史，把叛逆的石子投入死水的，正是1916年執掌北大的校長蔡元培”
蔡元培在北大的成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蔡元培到了校門口，會脫下帽子向校役鞠躬，在當時，校役、師生們都很驚訝，因為當時的校長是一個很大的官了，大家從未見過這麼平易近人的校長。來到北大後，蔡元培不計較政治立場、不在乎資歷、不在乎年齡，只要有德有才，都能來北大教書。在那個時代，這一行為是具有革命性的。
1917年7月1日，市民們突然發現北京的大街小巷掛滿了大清國的龍旗，北大門口也圍滿了辮子軍，呵斥校役，要在校園中掛上龍旗。張勳率領六千辮子軍開進北京城，以調停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爭為名義，上演了“復辟鬧劇”張勳勒令黎元洪三天之內解散國會
面對急劇惡化的政局，原本正在潛心研究，成立北大評議會的蔡元培，在第二天，向總統黎元洪遞交辭呈，離開了北大。蔡元培說：”近日北京空氣之惡達以極點”
張勳復辟鬧劇12天之後，以失敗告終。總統府換了新人，出走天津的蔡元培也回到了北大，蔡元培執掌北大十年，八次請辭，這是第一次。
蔡元培頻繁辭職，學界有兩派觀點，支持者認為：“蔡元培以退為進，用其無人匹敵的政治資歷和人格魅力，數度保衛北大穿越亂局，堅守學術自由”當然也有人反對。
隨著蔡元培邀請的教授們陸續進校，北大星空璀璨，不到一年，蔡元培的現代大學改革理想，兼容幷包，思想自由，開花結果。蔣夢麟在《苦難與風流》中寫道：“蔡元培時代的北大，保守派、維新派、激進派，都同樣有機會爭一日之短長”兩位老師可能同時上課，學生們可以聽到不同的觀點，學生在通過聽這兩種不同的學術觀點之後，自己有思考、判斷，再進行選擇。
雖然教授們政治意見不一，但在講課上卻十分團結。蔣夢麟說：“為學問而學問的精神，一時在北大成為一種風氣”
陳獨秀在蔡元培三顧茅廬之後，帶著《新青年》雜誌遷入北大，一年的發展，《新青年》的發行量由原先的千餘份，猛增十倍有餘。傅斯年、羅家倫組織的新潮社也在蔡元培的扶持之下極度活躍。
國際時局也傳來了好消息，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的勝利告捷，作為戰勝國的中國，極有可能收回被搶佔的膠東領土，北京大學在天安門前搭臺歡慶，在天安門的歡慶大會上，蔡元培激情演講了《黑暗與光明的消漲》。12月1日，由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陸徵祥率領的代表團，踏上前往巴黎和會的旅程。正當蔡元培考試密切關注巴黎和會時，桐城派古文學家林琴南突然在《公言報》上，發表他致蔡元培的公開信，指責蔡元培覆孔孟、鏟倫常，鋒芒直指以北大為陣地，熱烈開展的白話文運動。而蔡元培對這些嗤之以鼻，他認為任何東西都可以作為學術研究的對象，哪怕是一首歌謠，他也不反對孔孟。
蔡元培的故事經久不衰，一位後來的學子寫過這樣一段懷念文章：“未名湖畔，蔡元培塑像謙和的獨守一片淨土，無論歲月的塵埃如何起落飛揚，暗淡了多少偶像的色彩，無論時間的流水如何一去不返，動搖了多少權威的根基，既非權威亦非偶像的蔡先生，卻風神依舊”但深切的懷念，常常源自於失而不再復得。
1919年的4月30日，巴黎和會突然傳來令人震驚的密電，和會擬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交給日本，中國代表團因無力對抗，即將在合約簽字，情急之下，時任外委會委員長的汪大燮，親自赴蔡元培的宅邸，把密電的內情告知蔡元培。
蔡元培立即召集了北大的學生，希望阻止代表團簽字。雖然教育部的代表和警察廳試圖阻攔學生的隊伍，但無濟於事，但事態急轉直下，一場支持代表團不簽字的五四遊行活動，演變為火燒趙家樓、痛毆章宗祥，32名學生被捕。5月5日，教育部要求各校校長將為首滋事學生一律開除。顯然超出了蔡元培的預料。
蔡元培動用各種關係，最終把學生救了出來，5月7日，迫於壓力，政府釋放了被捕學生，在學生歡慶勝利的熱鬧中，蔡寫元培再次寫下了辭呈。第二天，辭職聲明見諸報端：“我倦已 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 汔可小休 ，我欲小休矣”
後來在聲勢浩大，長達數月的師生的挽留中，蔡元培回到了北大，但改革之初的甜蜜和寧靜彷佛不復再有，改革巔峰的繁華和美景也彷佛不復再有。
許多年之後，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一文中寫道：“我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裡面，應以求學為第一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年在二十歲以上者，對於組織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
蔡元培1940年病逝之後，他浩瀚一生，涉足過的城市，幾乎都陸續開放了蔡元培紀念館。一樣的繁華，但也一樣的寂寞。七十多年間懷念蔡元培時代的北大，尋找失落的精神，，呼聲不絕，但應者寥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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