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李白、杜甫詩歌創作水平的高下，自唐代中期起，就已有人對此進行比較研究了。元稹、白居易繼承的是杜甫詩歌現實主義的創作傳統，因而持揚杜抑李之論，他們不但從思想內容方面著眼而批評李白，而且從形式技巧方面著眼而褒揚杜甫。白居易《與元九書》曰：
“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串今古，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
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並序》曰：
“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摹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
這樣的評價，顯然過於偏激，韓愈《調張籍》詩曰：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說者以為此詩就是針對元稹論點而發，雖然找不到什麼確鑿的證據，但其矛頭所指，如果說是針對與元、白持同一觀點的妄事優劣者，卻是不容置辯的。於此可見當時爭論的尖銳了。
所謂“屬對律切”，就是推崇杜詩在聲律、對仗方面的工緻。李白在詩歌的形式技巧上下過很大的功夫，詩中也有不少“屬對律切”的典範之作，但他天才英特，所作運以灝氣，使人讀之不覺其工巧。也正因為他豪放不羈，不屑於停留在形式技巧的琢磨上，他的作品，也就並不以律詩見長。按李白今存詩作，古詩佔十分之八稍弱，近體詩中，五律還有九十首左右，七律只有十首，其中一首還只有六句。
《登金陵鳳凰臺》《鸚鵡洲》二詩，承崔顥《黃鶴樓》而來，也是介於古風和律詩之間的作品。反觀杜甫，情況大不相同。他寫了一百五十首左右的七律，不但在數量上超過了在此之前同一時代詩人所作的總和，而且在內容和形式上也做出了多方面的開拓。胡震亨《唐音癸籤》卷十曰：
“少陵七律與諸家異者有五：篇制多，一也；一題數首不盡，二也；好作拗體，三也；詩料無所不入，四也；好自標榜，即以詩入詩，五也。此皆諸家所無。其他作法之變，更難盡數。”
說明杜甫於此確是費盡心力，因而後人都以為杜甫在七律這種體裁上創穫最多。不過杜甫也曾寫作一些帶有古風特點的七言律詩，如《崔氏東山草堂》等均是，但這情況與李白之作又有不同。杜甫寫作這類作品，並不是不措意於“屬對律切”，而是“脫棄凡近”，要在舊有規律之上更加表現出個人獨到的功夫，這裡毋寧說是具有賣弄他精於此道的意思。二人對七律的態度也就出入很大了。
韓愈大氣磅礴，接近於李白的浪漫主義一派。宋初文人，如歐陽修等，接受韓愈的影響，也推崇李詩，但如王安石等人，已甚推崇杜甫之作。其後江西詩派出，在形式技巧上賦予更多的注意，於是杜甫的成就得到更大的宣揚。黃庭堅舉夔州後詩為效法對象，而這正是杜甫“晚節漸於詩律細”後的純熟之作。其後江西詩派聲勢日大，幾乎主宰宋代詩壇，而杜甫在七律上取得的成就，也就成了毋庸置疑的定論。
嚴羽提倡詩宗盛唐，他在《滄浪詩話·詩辨》中說：
“故予不自量度，輒定詩之宗旨，且借禪以為喻，推原漢魏以來，而截然謂當以盛唐為法。”自注：“後舍漢魏而獨言盛唐者，謂古、律之體備也。”
這番議論，清楚地表明瞭他之所以推尊杜甫的理由。因為盛唐詩體大備，而杜甫在各個方面都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前人對此早有“集大成”之稱，嚴羽縱論盛唐一代詩歌，且以此為號召，自然不能不尊重事實，於是他在《詩評》中也說：
“少陵詩，憲章漢魏，而取材於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則前輩所謂集大成者也。”
可見這裡是就總體而言，同意前人結論，並不是對杜甫創作的各個方面都予以推崇。從他對詩歌創作上的一些具體看法來說，卻是更為推崇李白的詩歌特點，這與他反對江西詩派的傾向也是一致的。
明清兩代文人一般都推崇盛唐詩歌，受嚴羽《滄浪詩話》的影響很大。但是這裡也經歷著一段曲折的過程。明初高棅編《唐詩品彙》，《明史·文苑傳》上說：“終明之世，館閣以此書為宗。”可見其影響之巨。此書即宗嚴氏之說，以盛唐為唐詩的“正宗”“大家”“名家”“羽翼”。值得注意的是，李白的各體詩歌都被推為“正宗”，而杜甫卻始終不能享有這種尊號。即如七律一體，李白也稱“正宗”，而杜甫則稱“大家”。顯然，“正宗”乃是後人必須效法的宗師，“大家”則僅言其成就之大而已。《唐詩品彙》“七言律詩敘目”曰：
“盛唐作者雖不多，而聲調最遠，品格最高。若崔顥，律非雅純，太白首推其‘黃鶴’之作，後至‘鳳皇’而彷彿焉。……是皆足為萬世程法。”又曰：“少陵七言律法獨異諸家，而篇什亦盛。”
高棅的這種見解，倒真是得到了嚴羽從“唐人七律第一”之爭看文學觀念的演變 論詩的心傳的。但是情況後來有了變化。學者如果真要以盛唐詩為楷模，把它作為效法的對象，卻又不得不捨李而從杜。
因為李白的詩無繩墨可循，很難遵從；杜甫的詩有格律可依，易於學習。於是明代中葉之後，杜甫的律詩也就聲譽日高，詩家奉為不祧之祖，李白的律詩則不再受到重視，《登金陵鳳凰臺》詩更是因為不合律詩規格而受到忽視。如趙文哲《媕雅堂詩話》曰：
“七律最難。鄙意先不取《黃鶴樓》詩，以其非律也。……太白不善茲體，《鳳皇臺》詩亦強顏耳。”
《滄浪詩話·詩評》曰：“少陵詩法如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少陵如節制之師。”李廣用兵，神妙莫測，故不可學。“節制之師”，有如程不識之將兵，以其有規矩可識，故可供人效法。嚴羽的這種意見，內部實際上包含著矛盾。他學詩重模擬，《詩法》中甚至說：“試以己詩置之古人詩中，與識者觀之而不能辨，則真古人矣。”但他舉李白為供人效法的對象，則又怎能誘使後人遵從？難怪前後七子之後，逐漸背離其說。胡應麟《詩藪》“外編”卷四曰：
“李、杜二家，其才本無優劣，但工部體裁明密，有法可尋；青蓮興會標舉，非學可至。又唐人特長近體，青蓮缺焉，故詩流習杜者眾也。”
說明明代中葉之後，隨著創作實踐中的大勢所趨，理論界也轉而推崇杜甫的七律，崔顥《黃鶴樓》詩為唐人七律第一之說，也就隨之被否決了。年代較早的楊慎，雖然對嚴羽之說已有修正，但對《黃鶴樓》詩的成就還是維護的。《升庵詩話》卷十：
“宋嚴滄浪取崔顥《黃鶴樓》詩為唐人七言律第一，近日何仲默、薛君採取沈佺期‘盧家少婦鬱金堂’一首為第一，二詩未易優劣。或以問予，予曰：‘崔詩賦體多，沈詩比興多。以畫家法論之，沈詩披麻皴，崔詩大斧劈皴也。’”
這種調停之論，後人也不能接受，一再遭到批駁。
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五推尊杜甫《登高》“為古今七律第一，不必為唐人七律第一”。他還具體申述道：
“‘盧家少婦’體格丰神，良稱獨步，惜頷頗偏枯，結非本色。崔顥《黃鶴》，歌行短章耳。太白生平不喜俳偶，崔詩適與契合，嚴氏因之，世遂附和，又不若近推沈作為得也。”
這裡說明明人和宋人的文學見解已經格格不合。胡應麟做進一步的分析，更能看清這一時代的人品評作品時興趣何在。他說：
“《黃鶴樓》、‘鬱金堂’皆順流直下，故世共推之。然二作興會適超而體裁未密，丰神故美而結撰非艱。若‘風急天高’，則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而實一意貫串，一氣呵成。驟讀之，首尾若未嘗從“唐人七律第一”之爭看文學觀念的演變有對者，胸腹若無意於對者；細繹之，則錙銖鈞兩，毫髮不差，而建瓴走坂之勢，如百川東注於尾閭之窟。至用句用字，又皆古今人必不敢道，絕不能道者。真曠代之作也。”
這裡正是著眼於《登高》一詩組織的工緻而立論的。而胡應麟所反覆稱歎的，已是嚴羽視為低於“氣象混沌”的“徹首尾成對句”者。可見明人的論詩，已與嚴羽的初衷不合。
綜上所言，可以知道：嚴羽與明人雖然都推崇盛唐詩歌，但實質上卻有很大的不同。嚴羽推重的唐詩，是指那些保留著很多漢魏古詩的寫作手法而呈現出渾樸氣象的詩歌；明人推重的近體詩，是指那些寫作技巧全然成熟而表現為精工得當的作品。因此，這兩種學說之間雖似一系相承，然而隨著時代和創作潮流的演變，內涵已有不同。這是探討我國詩歌發展史時應當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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