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國聯軍侵華,日本待價而沽,成功進入世界頂級列強行列

1900年5月28日,英美法德奧意俄日八國公使團在第四次列國公使會議上正式決定出兵,以干涉義和團事變的名義侵略中國,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八國聯軍侵華”

八國聯軍侵華的最初階段,作為侵華急先鋒的日本陸軍的代表人物,內閣總理山縣有朋和陸軍大臣桂太郎卻不約而同的選擇了謹慎。

那麼為何日本在侵華初期會採取謹慎消極的態度呢?

後期又為何轉為激進,大舉出動陸軍,成為了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出兵最多的國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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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最初的謹慎其真實目的是待價而沽

5月28日後,八國先後從天津軍艦上抽調了第一批軍人進駐北京,共計300餘名,其中日本為24人,為各國中出兵人數最少的一國。

而至6月初,各國再次增加的各國軍人集結天津,距離最近的日本僅僅出兵61人,還是各國最少。

日本憲政本黨犬養毅十分憤怒,表示政府對於義和團事變行動遲緩是錯失良機,希望政府能夠採取積極有效的措施。

日本國內輿論對政府的謹慎也進行了抨擊。

《大阪朝日新聞》:“值此之際,我國態度如此不明瞭實在是令人焦急。……至今為止我國在派遣海陸軍方面的行動總有遲緩”

民間呼聲極高而一貫激進的陸軍卻一反常態選擇了謹慎,顯然是有其更深層面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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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日本陸軍大臣的桂太郎在日記中是這樣寫的:

“無論是書面還是口頭,現在不是大說特說或者大寫特寫日本掌握東洋霸權的時候,而是掌握霸權端緒之時機。若開頭一步走錯,則我們多年經營之事業就將化為泡影,所以必須十分謹慎小心”

“我國的外交政策是儘量不要抬頭,當列國有求於我們之時才是我們抬頭之日。”

時任內閣總理實際上是陸軍幕後大佬的山縣有朋則表示:

“避免在外交政策上積極主動地出兵,而應由列國請求我國進行援助才是上策”

顯然,日本陸軍的消極只是表面現象,實質是待價而沽,坐等各國上門,以後發姿態賺取更多利益。

山縣有朋和桂太郎一致認為,滿清朝廷內部的一些高級官員為了爭奪權力,與義和團的關係十分緊密,這就決定了事變的性質不再是一場民間性質的反抗,聯軍很可能要與滿清的軍隊進行作戰。

戰爭的規模很大可能將擴大化,八國之中只有日俄兩國距離中國最近。

俄國國內不穩,難以從西伯利亞和遼東半島調動軍隊南下,那時日本就將成為列國求助的對象。

《桂太郎自傳》清晰的記載了日本的這一計劃:

“首先派遣海軍加以應對,當事態發展到較為嚴重的地步則再商議出動陸軍的方案……英國向我國請求增援,其他各國雖然文辭之上稍有差異,說什麼在共同行動之下便可,那麼日本就可以派遣大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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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待價而沽策略使其成為了世界頂尖帝國的一員

山縣有朋是日本近代陸軍的創始人,是日本陸軍的絕對掌控者。

日本陸軍大臣桂太郎則是內閣總理山縣有朋的得力助手,也可以說是山縣有朋在陸軍中的傳聲筒。

因此桂太郎的觀點不僅代表著陸軍,也代表著整個內閣的政策走向。

桂太郎在日記中寫道:

“還無法判斷事態發展”

“若出動行動不易的陸軍那麼將無法及時應對事態的變化,所以要出動海軍來探查”

“出動陸軍就好比拔刀,在拔之前就必需事先對將其收入刀鞘之事進行慎重思考。出動陸軍之後,要再撤退將會變得十分困難”

這段話的意思明確了日本政府的考慮:首先出動海軍,目的在於進一步偵查大清帝國的事態發展,同時也保持了與列強各國的一致行動。

而出動陸軍問題上則必須採用十分謹慎的態度,否則撤退將十分困難。

但是日本政府還是做好了出兵的準備,桂太郎在日記中還這樣寫道:

“當海軍力不能及之時,便是我陸軍下手的時機”

“先計劃派遣少量陸軍”

正如日本政府的判斷一樣,列強各國向北京前進的路上被義和團與清軍圍攻,被迫退回天津。

此時桂太郎在日記中就開始這樣寫了:

“各國也從遼東半島和威海衛派遣護衛隊前往天津,欲與之聯合,我日本也有派遣陸軍的必要了。”

在列強各國紛紛派遣陸軍前往中國的時候,桂太郎認為出動陸軍的時機不但已經成熟,而且是迫在眉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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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日本陸軍在決定派遣陸軍的時候卻又”先出動少量陸軍“。

既然時機成熟且迫在眉睫,為何又只出動少量陸軍?

對此桂太郎是這樣解釋的:

”掌握東洋之霸權之前,要先掌握霸權之端緒,要掌握霸權之端緒則在於加入列國夥伴之中。加入列國夥伴必須支付保險費,打算支付這一保險費則需儘量派遣少量兵力,立足於列國末尾的同時又列於不失為其夥伴的地位,才是外交之上策。“

原來如此啊!桂太郎日本加入八國聯軍是掌握東亞霸權的開始,派遣小部隊則是為了加入列國同盟,即為了加入到帝國主義列強的行列之中。

應該承認,那一時期的日本政治家們比他們的晚輩更為奸詐狡猾,是具備一定戰略眼光的。

他們清楚日本與列強之間的軍事與外交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平衡,貿然出兵暴露實力很容易引發列強的猜疑。

桂太郎清晰的指出:

”即使以軍事為輔外交為主進行也是十分困難的……即使軍事全勝,但也必須不能再重蹈三國干涉之覆轍”

認清了這一事實的桂太郎認為日本應該儘量不要冒頭,等列強陷入困境有求於自己的時候再出頭。

日本陸續派遣少量兵力,坐等列強各國主動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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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被激怒了的慈禧太后指示清政府同時對列強宣戰,全力支援義和團與列強進行戰鬥,兵力薄弱的列強各國捉襟見肘,天津與大沽之間的通訊聯絡也被中斷。

為改善軍事上的頹勢,英國率先向日本求助,要求日本增派陸軍。

此時的列強雖然不大情願,卻也認識到本國陸軍現在鞭長莫及,能夠依賴的只有日本陸軍。

無奈之下同意日本增派大量陸軍,日本在列強之中的地位也由小跟班成為了大股東!

通過對桂太郎日記的解讀,我們看到日本其實是通過這一系列的操作,通過加入八國聯軍提升了國際威望,由此成為了世界頂級帝國俱樂部的一員。

7月5日日本決定出動陸軍第五師團,日本內閣會議決定書寫道:

“如今列國援兵未至,天津大沽也已陷入與敵軍苦戰之中,若此時我國突派大軍解其圍困,並進一步解決北京之亂,以成撥亂之功的話,那麼功勞基本將歸我國所有,各國也將永遠對我國感恩戴德。”

日本藉助八國聯軍出兵之事,在中國人民的血肉之上終於如願以償的獲得了最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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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迴響

日本由於英國的”邀請“和其他列強的默認,堂堂正正派遣大部隊入侵北京。

作為八國聯軍的陸軍主力,第五師團發揮出日本陸軍強大的攻擊能力,表現得十分積極,得到了列強的好評,日本的實力也被列強所認可了。

縱觀八國聯軍侵華期間日本在出兵的計劃制定上煞費苦心,可以說是深思熟慮,步步為營。

既沒有引起列強的猜忌和排斥,又保證了與列強的一致行動性。

成功地提高了自己在列強中的聲望,順利成為帝國主義陣營的主要打手,在對中國領土和經濟利益的爭奪之中佔盡了便宜。

遺憾的是,在日本的戰略之中,我們看到了中國傳統軍事哲學如《孫子兵法》,《三十六計》等的影子。

如日本人不是魯莽出兵而是層層算計,達到了利益最大化的做法豈不正是《孫子兵法》所言“上兵伐謀”?

明知列強肯定兵力不足也無法及時從本國調兵,日本卻極力附和列強發動侵華戰爭,這不就是《三十六計》中的“上屋抽梯”?

先乖乖派出海軍保持一致性,卻在列強遭遇困境的情況下只肯出動少量軍隊,坐等列強求救,這不就是“欲擒故縱”?

可以說,日本人是用在中國學習到的軍事理論和軍事哲學成功的進行了一次瓜分中國的實踐!

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使日本再次依靠吞噬中華民族的血肉而茁壯,領土及經濟的掠奪為日本進一步推行其大陸政策奠定了基礎。

然而此後的日本帝國,卻也走上了無限膨脹的快車道,加速滑向滅亡的深淵!

(本文圖片來源網絡,如有不妥請聯繫作者刪除)

參考文獻:

楊棟樑: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四卷(1895-1945)

徳富蘇峰:公爵山縣有朋傳

徳富蘇峰:公爵桂太郎傳

桂太郎:桂太郎自傳

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第33巻別冊北清事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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