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敬舜：滄海桑田兩甲子，復興華章看今朝—— 評《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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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農曆庚子年，這一年的春天雖姍姍來遲，但依舊朝氣蓬勃。這一年，中國人民經歷了千百年一遇的公共衛生安全挑戰，以及國際政治、經濟和金融格局的劇震，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步伐從未像今天這樣堅定而有力。如果將時光倒帶兩甲子，1900年的庚子年則是中華民族的至暗時刻，中國在帝國主義瓜分狂潮中淪為俎上魚肉，每個中國人也恥辱地揹負上了一兩白銀的強權負債。其實再往前推一個庚子年，當時中國的有識之士也曾為救亡圖存做出努力嘗試，甚至開創了同治中興這個曇花一現的盛況。古今多少事，並不能盡付笑談中，中國近代的屈辱歷史，近代有識之士的掙扎、探索和侷限，都將為我們在船到中流浪更急時深化改革開放，在黑天鵝頻頻的國際大變局中涉險灘、勇開拓提供寶貴的鏡鑑。
在《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一書中，美國著名史學家、耶魯大學教授芮瑪麗記錄了清政府的有識之士在面臨太平天國割據東南半壁、列強借堅船利炮強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帝國政治和經濟秩序到了崩潰邊緣的局面下，力挽狂瀾重整國家秩序的奮鬥過程。但即使清政府將傳統社會的張力和潛力發揮到了極致，仍然不可避免地被時代大潮拋棄，中興成果付諸東流。簡而言之，同治中興是清政府將全新的時代挑戰錯認為中國歷史的盛衰循環週期，單純依賴傳統力量來抵禦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徒勞嘗試。因此，同治中興是抗拒現代性的失敗，是抗拒解放思想的失敗，也是抗拒與時俱進改革創新的失敗。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
同治中興之敗，首先單純依賴禮制和人制之敗。自始至終，清政府對於社會治理的全部努力僅僅侷限於重新規範社會等級體系和每個人的權利義務。清政府試圖藉此革除社會運行中的磕磕絆絆，迴歸傳統和純粹的禮教舊秩序。但這一體系只能依賴道德和說服發揮作用，法律框架和制度建設的缺失，導致清政府失去了在政局混亂、禮崩樂壞的危機時刻維持社會秩序的基本手段。此外，在禮制框架下，官僚最主要的施政訓練、工具和評估體系都圍繞道德教化展開，這就極大阻礙了官僚系統的人員分工和專業化，而處理具體事務的權力就此落入胥吏之手，後者不受禮教束縛而恣意妄為，製造了大批“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這反過來危害了禮教秩序。而國外人才與傳統禮教的高度不相容性，導致了清政府即使在打開國門後，也無法集天下眾智為己所用的窘境。最為可惜的是，缺乏制度的可持續支撐和規範，中興的成敗僅僅依賴中央和地方數個名臣的個人魅力和能力，當中興名臣相繼凋零，同治中興也不可避免地淪為清王朝衰亡之路上一個悲劇的歷史註腳。
發展是硬道理。
同治中興之敗，是存量思維之敗。同治中興時期，清政府的認識仍然停留在經濟發展附屬於政治秩序的階段，因此一以貫之的經濟思想仍是重農抑商。在清政府強調循環而非發展的世界觀中，經濟政策的目標從未超越恢復王朝元氣、重執東亞牛耳的限度，這在兩千年的封建王朝時期或許有效；但是當世界已經拉響了全球化的汽笛，在一日千里的工業革命浪潮中，激烈而殘酷的國際競爭已經將各國已經逼到了不進則退、不進則亡的生死攸關境地。清政府將維持財政穩定的希望寄託於小農經濟及節約開支之上，因此徹底失去了通過現代貿易和金融擴展發展空間，乃至在世界經濟秩序中爭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此外，國際博弈就是爭取最多的朋友，對抗最少的敵人。尤其在重商主義盛行的19世紀後半葉，貿易更是緩解國際衝突不可或缺的鎮定劑和構建利益共同體的催化劑。清政府對貿易的無視與限制，不僅失去通過拉攏英法以有效遏制沙俄對華領土野心的機遇；也大大激化了歐美商業利益集團對清政府的不滿情緒及侵略意識，成為後期列強掀起瓜分狂潮的一大誘因。
解放思想，與時俱進。
同治中興之敗，更根本的在於固守僵化的儒家意識形態之敗。儒家思想在清政府剿滅太平天國、恢復國內秩序的過程中承擔了彌合滿漢民族矛盾、搭建政府和士紳價值同盟的意識形態支柱作用。但當清政府的領導者們掀開中興的新篇章，其手段和目標卻仍離不開君臣父子、忠孝仁義的儒家舊框架。在短暫達成傳統意義的社會穩態後，清政府領導者們迅速失去了探索國家認同和發展倫理的動力，逐漸陷入了“穩定陷阱”。這種在多元化時代下執念於單一手段、單一目標的選擇，導致清政府在推動最有限的技術革新時也步履維艱：在士紳和傳統官僚階層的敵視和掣肘下，新生的近代工業淪為清政府的財政黑洞；而同文館編譯的文獻更多束之高閣。更為可惜的是，清政府大力維護的儒學思想並沒有培育出社會各階層的國家認同和集體救亡意識：士紳深情論述和捍衛的更多是儒家這一文化或生活方式，而非國家本身。這也難免當甲午戰爭爆發時，外媒發出了“日本非與中國戰，實與李鴻章一人戰”的感慨。而儒家思想在過度保護下逐漸失去理論韌性和時代內涵，也釀成了20世紀初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全盤拋棄傳統價值的悲劇。
這本書成書於20世紀50年代，一經出版就成為西方研究近代中國的經典之作。作者在觀察了清政府、袁世凱政權、蔣介石政府一系列的失敗後，得出了“不存在把一個有效的近代國家移植到儒家社會之上的途徑”的結論。但當我們拉長時間的維度，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取得的舉世矚目成就，讓我們完全可以具備更有力的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與時俱進的儒家文化是一股充滿生命力的文化和精神力量，可以與現代治理體系和發展模式形成最佳的匹配融合。儒家凝聚社會認同和強調公共責任的天然力量，以及對良治和善政的強大鞭策作用，融合現代市場經濟商業倫理，將形成激發社會全要素潛力的最大合力。近期面對疫情，中國從傳統基建狂魔、到新興互聯網的各行各業力量紛紛快速響應，最大程度和最高效率地參與公共衛生安全事件治理就是一個明證。社會全要素的有序組織和廣泛參與，促進了相互間的互聯互通、形成了進一步改善社會治理的合力，這又反過來強化了國家和社會認同，為在全新的庚子年穩步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持久和穩健的精神動力。
如果我們將視野擴展到世界，自殖民時代以來，西方國家對其他文明形態的接受程度，一直取決於這些文明對西方政令、制度和價值觀的服從程度。但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文化只在它紮根的土地上一脈相承地發展，與環境和歷史形成統一的和諧整體，並不存在全盤移植和複製文化的可能。對於中國的獨特性缺乏理解和包容，造成了時至今日西方國家乃至部分發展中國家對中國模式的誤解、曲解甚至恐懼。當下全世界的抗疫之戰不光是一場與病毒的戰爭，更是一場對各國體制的大考，一場基於綜合國力競爭的國際秩序洗牌。在改革開放中不斷與時俱進的中國體制，讓我們在殲滅戰、持久戰、總體戰中都表現出了強大的戰略定力和執行效率，贏得了舉世的關注和認可；而根植於儒家文化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也將通過中國在抗疫之戰中與世界各國的守望相助，為構建一個更加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提供有力的東方智慧支撐。
從更寬廣的維度講，全球化的時代帶來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利好，也帶來了跨越邊境的國際挑戰，任何國家不可能獨善其身，單個民族國家的資源和國力也漸漸無力應對。或許超大型政治經濟共同體將為解決全球化時代的新挑戰提供一個潛在解決方案，而中國的治理經驗和治理模式也可能為這一現代危機的解決之道提供一定啟發。
丘吉爾說：永遠不要浪費一個好的危機。同治中興錯失了救亡圖存的機會，致使20世紀初庚子年留給中國的，是無盡的屈辱和痛苦。而在21世紀這個全新的庚子年，在經歷新冠疫情的嚴峻挑戰後，我們可能不會再回到熟悉的昨日生活，但是通過40餘年傳統價值和現代文明的不斷磨合蓄力，我們的社會肌體將更加強健，我們的價值共同體將更富生機，我們也將帶著更大的自信為世界文明秩序注入更多的動力。
（姚敬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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