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運動，由始到終，終了又始，循環往復，變又不變，這就叫“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泰卦》九三爻辭）。“復”的意思就是事物無論怎樣發展變化，最終還是要回到初始之位，可見，“復”就是變中有常的天道運行規律。
古人認為世間萬物都在變，唯有天道規律本身是不變的，這天道規律永恆不變的最髙表現就是天上地下，陽尊陰卑。《繫辭》開篇就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事物變化必須遵循天道運行的規律，體現尊卑長幼的秩序。這種常變規律也是《周易》成卦的根本原則。
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周易•說卦傳》）
《周易》每卦六爻，代表三才之道，三才之道又各有陰陽、柔剛、仁義之分，故曰“兼三才而兩之”，“六畫而成卦”。六畫就位次而言，可“分陰分陽”，即以初、二之位為地之陽、陰，三、四之位為人之陽、陰，五、六之位為天之陽、陰。
陰陽之位，對立統一，反映了道的恆常不變的模式；就爻變而言，六畫又“迭用柔剛”，即六爻與六位迭用，或剛或柔，運動不息，變化不止，所謂“爻者，言乎變者也”，它體現了道的運行變動狀態。六位的陰陽與六爻的柔剛，也即道之常變，彼此交錯，互相迭用，構成了易卦的根本組成規律。
中國古代文論受《周易》變與不變思想的影響，形成了獨特的文學通變觀。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專設《通變》篇，探討文學的會通與適變問題。《文心雕龍•通變》贊曰：“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堪久，通則不乏。趨時必果，乘機無怯。望今制奇，參古定法。”
皎然在《詩式》中談“復古通變體”曰：“作者須知復變之道。反古曰復，不滯曰變。若惟復不變，則陷於相似之格，其狀如駑驥同廄，非造父不能辨。能知復變之手，亦詩人之造父也。”
關於“復變”的程度，皎然說：“復忌太過，詩人呼為裔肓之疾”；“變若造微，不忌太過。苟不失正，亦何咎哉!”這種復古而能“通於變”的思想，體現了文學發展的辯正規律。
“易者變易也”，陽之極則變陰，陰之極則變陽，陰陽互變，肯定與否定互相轉化，包含著豐富的素樸的辯證思想。《周易》素樸的辯證法，在《易傳》中得到充分的展示。
《繫辭》對於《易經》的辯證因素方面作了一定的發揮，使辯證因素更加突現出來：“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這些都是在言變化。
清代葉燮借用《周易》對待而生變化的哲學思想，闡述文學創作的發展變化問題。他在《原詩》中說：“陳熟、生新，二者於義為對待。對待之義，自太極生兩儀以後，無事無物不然:日月、寒暑、晝夜，以及人事之萬有——生死、貴賤、貧富、髙卑、上下、長短、遠近、新舊、大小、香臭、深淺、明暗，種種兩端，不可枚舉。”
《周易》由陰陽兩爻構成八經卦，再由八經卦重複為六十四別卦，形成一個層次井然、不斷生展的對待範疇體系，這表明《周易》已經形成了相當成熟的對待思想。
葉燮借用這一思想來講變化：太極生兩儀，即太極生出相互對待的陰陽二氣，陰陽二氣又是太極神妙變化的內在根據。具體而言，陰陽二氣指詩歌創作中的主體和客體，主、客體都具有神妙變化的屬性，主、客合一便能產生“冥漠恍惚之境”——“神境”。
因此，詩歌發展也就相應地表現為“變”。葉燮《原詩》中的“變”包括三個既各自獨立、又互相聯繫的內涵：（1）變是詩歌發展的必然規律；（2）變（踵事增華）是詩歌發展的總體趨勢；（3）變是詩歌發展的內在動力。
首先，葉燮認為：“自有天地以來，古今世運氣數，遞變遷以相禪。……此理也,亦勢也。無事無物不然，寧獨詩之一道，膠固而不變乎?”就是說變是詩歌發展的必然規律，這種思想的源頭在《周易》。
《周易》認為變是宇宙的必然規律，無事無物不然。《坤•文言》曰：“天地變化，草木蕃。”《賁•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繫辭》亦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以《易》之觀點看，空間在變，時間也在變，飛潛動植、人文事功無不在變。變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這一哲學思想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古代文論。
朱自清曾指出：“‘新變’的‘變’倒似乎有意無意間在應用著這種哲學（《易》的“變”的哲學）。我們可以說梁、陳以至隋、唐之際，文論開始採用了這種‘變，的哲學。”葉燮《原詩》正是繼承了《周易》有關“變”的普遍性的哲學思想，用以說明詩歌發展變化的必然性。
其次，葉燮認為詩歌發展是在盛衰更迭中不斷進化的過程。《原詩》曰：“詩之為道，未有一日不相續相禪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時而論，有盛必有衰；綜千古而論，則盛而必至於衰，又必自衰而復盛。”又曰：“大凡物之踵事增華，以漸而進，以至於極。”
《原詩》這兩方面的思想都與《周易》哲學有聯繫。《周易》認為事物的發展往往表現為泰極而否、否極泰來、盛極而衰、衰極而盛的反覆之道，呈現出週期性、循環式的發展。《繫辭》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化者進退之象也”，“一闔一闢謂之變”。
這些命題既闡述了變化的內在動力，又描述了變化的發展過程——剛柔、進退、闔闢的交替更迭。這種形式的循環中包含著內容上的進化，《繫辭》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變通者，趨時者也。”變化表現為日新之業，趨時之變，這就包含了進化的內涵。
第三，葉燮認為詩歌發展由衰至盛的動力在於變。他說：“惟正有漸衰，故變能啟盛。”這一思想也是繼承了《周易》哲學中的有關思想。《恆•彖》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
《繫辭》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通過革故鼎新、救窮治衰達到宇宙恆久之道，這一思想成為歷代詩文革新運動的基石，也影響了葉燮的詩學理論，他提出了“正（盛）—衰—盛”的詩歌發展模式，以變作為詩歌發展救窮治衰、由偏返正、由衰復盛的內在動力。
易道為文學提供的三大哲學基礎，並不是完全孤立地對文學理論起著指導作用，它們之間存在內在邏輯的聯繫。“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為文學思維方式提供了範型，它是自然本身運動變化所表現出來的規律，為文學所借鑑和蓽仿。
陰陽互動的易道精神，是“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的構成方式，從而將已有的文學本體論的探尋，延伸到本體構成論的研究，陰陽二氣在文學中由最初的氣勢，轉化為氣質、才性，最後表現為創作者主體風格，它是一直處於運動變化狀態。
通變致久，顯示出宇宙模式的生生活力，《周易》哲學的通變致久的發展論，為文學的發展提供了一條必然的規律，是文學發展的內在動力。三者之間互動、引發，構成文學理論的重要哲學基礎，在變動創新中昭顯永久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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